《民主杂志》：中产阶级的动员

原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2009年7月刊（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中国专刊）

作者：Jeffery N. Wasserstrom

翻译：东湖隐士（@hsinwang1982）

校对：Freeman（@Freeman7777）

作者简介：Jeffery N. Wasserstrom，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主编，著有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91）以及即将于2010年出版的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在2008年，许多发生在中国的事件都登上了国际媒体的头条。这既要归因于期待已久的北京奥运会的影响，又是因为诸如四川512大地震这种让人震惊的事件。来自中国的新闻也包含了一系列带有扩散效应且引人关注的抗议事件。这类事件涉及到罢运的出租车司机等群体。由于居住或隶属于被经济繁荣抛弃在外的地区或群体，他们倍感失落。其他抗议反映了被官员的失职行为所惹怒的人民的痛楚。例如，地震中因失去孩子而痛不欲生的四川家长控诉，阴险的建筑承包商与共产党干部达成的秘密协议致使该省出现了大量豆腐渣教学楼，因此致死的学生更多，而这样的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还有其他人在抗议，因为他们觉得中国遭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欺负。在奥运火炬巴黎站的传递过程中，一名中国女火炬手被自由西藏（free-Tibet）的支持者粗暴对待。为此，示威者聚集在法国家乐福超市的中国连锁店外进行抗议。表达出不满的第四类人则是对所在地区或整个国家的总体走向感到不安。例如在西藏，青年藏人在3月参与了针对其他族群成员的暴乱活动。

但是，在一个见证了全球将数量上非同寻常的关注——既是欢迎又是厌恶——都投向中国的年份，最早引起关注、上了头条的抗议事件却与刚才描述到的其他抗议事件大不相同。它的参与者是相对富裕的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居民，他们呼吁停止将磁悬浮列车轨道延长到自己所在区的计划。这条磁悬浮线路是上海的标志，也是世界上最早运营的、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系统。此前，这条线路只穿过偏远的上海东郊。

这起抗议事件有一些值得思考的方面，它在任何意义上来讲都不是2008年中国最吸引人的事件，尽管如此却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去关注今日中国某些有着显著影响的事情。

第一，参与者并不是被经济繁荣所抛弃的那部分人民。相反，如果用语宽松一点来讲的话，他们可以被称为“中产阶级”。这意味着，他们既不属于暴发户（nouveau riche）以及那些由拥有一官半职或与中共内部有着高度关系的人所组成的城市精英（同一批人都符合这两类拥有特权的阶级类别），也不在弱势群体之列（如从农村来的新移民、下岗工人和其他生活只算得上是过得去的那种人）。

第二，当这些抗议者聚集在政府大楼外的时候，他们既没有愤怒地向特定的政府官员喊话，也没有抱怨总体的开发情况。他们只是主张，当一项工程可能对其自身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时，政府应更充分地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担心，新线路发出的噪音会影响家人的健康（有观点认为，磁悬浮的辐射与健康有关）；他们担心，新线路会打破他们平和而安静的生活；他们还担心，对于一个业主普遍拥有房屋产权的小区，新线路会使那里的房子贬值。

第三，抗议活动并没有挑起事端。抗议活动参与者强调，他们的活动不应用“游行”，而应用“散步”甚至（戏虐性的）“到南京路购物”这些说法来形容（南京路既是政府所在地，也有很多著名的百货商场）。

第四，尽管反磁悬浮的抗议活动有鲜明的上海特色，它也是一个更广泛（抗议）模式的一部分。这些上海市民模仿了2007年年中福建省厦门市市民的行为，后者的目标是迫使一家化工厂重新选址。厦门在上海海岸线以南数百公里，那次抗议也属于由城市中产阶级发起的争取社区利益的斗争。这一阶级不仅相对拥有特权，更善于使用短信等新的沟通手段。紧随上海“散步”（这一词汇可能会流行起来）事件，2008年年中，西部城市成都和不久将要举办奥运会的北京都出现了类似的抗议活动。两起事件的诱因都是环境污染问题。

诸如此类的抗议——它们有时被称为“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yard，NIMBY，注：反对在本地建设扰民项目，但不反对在其他地方建类似项目）的抗议为当今中国本已复杂的“抗议政治”增添了值得关注的新维度。但它们的总体意义是什么？由于此现象出现时间不长，我们无法得出与之相关的有深远影响的结论。但现在将一条必须避开的路界定为可能的死胡同，而将另一条视为前途光明的路则可能并不过早。

要走的路与要规避的路

我担心，外国观察家在思考中国中产阶级时会跳跃思考得出错误的结论来，尤其是新的一年中如果出现更多、规模更大的抗议活动——我的意思是，这些抗议活动发出了自198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经常所预测的某种形式的民主转型即将到来的信号。当抗议者在20年前涌上北京街头时，许多人的头脑中对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垮台仍记忆犹新。一些人由此认为，中国共产党可能会被类似于马尼拉“人民力量”（"people power"）的势力推翻。紧接着，在团结工会（Solidarity）赢得波兰大选、苏维埃体制解体后，一些局外人预测，中国也会步其中一个东欧国家的后尘。中国将要发生的一切可能都与“X因素”（ "X factor"）或其他因素有关，这类因素也许是有坚定改革意识的官员的出现，也可能是能够将工人和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的一位超凡魅力型组织者（a charismatic organizer）的崛起。

更为近期来讲，尽管寻找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或瓦文萨（Lech Wałęsa）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完全舍弃，但人们已开始将赌注压在了一个“X因素”上，这就是难以驾驭的中产阶级。一般认为，一旦威权国家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期，中产阶级就会不仅在他们如何赚钱以及消费上，更会在他们如何被统治上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按照这一逻辑，中共可能最终要面临到其曾经的对手——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所面临到的要求分享权力并最终丢掉了政权的同样压力。

中国的前途注定类似于其他那些先前有过威权统治经历的国家在不远的过去所遭遇的情形（由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常带给我们迟来惊讶的国家来说，这种观点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思考模式存在着重大缺陷。例如，因为诸多列宁主义的政权在1989年至1991年垮台，那么一切共产党政权统治都摇摇欲坠的假设如何去证明。在中欧、东欧和不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是外部势力强行植入的。而与越南、古巴和朝鲜一样，中国共产党政权至少可以有理由地宣称，其统治合法性非但不是强行植入的，而是来源于摆脱了外国控制的斗争。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许多中国人（普通公民以及统治者都包含在内）从观察南斯拉夫和苏联等前共产主义地区的阵痛后得出的警示性教训，人们也需要给出解释。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困难、国内战争、社会动荡以及在世界上失去尊严究竟是使它们在中国人眼中成为了值得仿效的对象，还是成了应尽力避免的犯了可悲错误的令人心有余悸的典型？

对于前文提到的例子，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清醒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一直在全力确保自己的政党不重复东亚和东欧同类政党的命运。中国之所以没有自己的瓦文萨，一个原因就是北京当局一致的努力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体政治丝毫不被“波兰病”（通常指团结工会模式的动员）渗透。尽管当权者会不时地向抗议的工人妥协，但他们已决意将任何看起来能够跨越阶级界限的抗议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

如同过去已被证明过的那样，对中国这样一个对于其他“X因素”一直有所关注的国家报有伺机下手的期待是有风险的，对中产阶级而言也是这样。一些力量成功使得中产阶级这种难以驾驭特质被制约了起来，如有些中产阶级成员因国家和所在城市复兴而产生出来的自豪感。此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也在不遗余力地使自己避免反共产主义（但组织上仍是列宁主义）的国民党1980年代在台湾的经历。

尽管近期的中产阶级抗议活动并不象征着一种政治变革迫在眉睫，但它们仍说明中国已到达了某种转折点。我想法上的这种变动与相对富裕的城市居民之间出现的一种转折现象有关：他们开始从担心未来城市现代化速度放缓转变到了担心当下的城市现代化对中产阶级的生活品质所带来的影响上面。

30年前，即毛泽东刚刚去世后不久，“民主墙”时期的活动家魏京生在他著名的1978年宣言中坚信中国需要“第五个现代化”，以补充邓小平已在领导实施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魏京生认为，离开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无法得到发展。在魏这里，民主不仅没有仅仅作为（或者主要作为）抽象的善提出来，民主还被认为是朝向现代性及其对于富裕、强大、威严等承诺这些目的的另一种途径。

与之相反，如今中产阶级抗议者的目的不再是加速现代化进程。他们反倒担心失控的现代化这辆压路机（如磁悬浮铁路和化工厂）会在未来的路上将什么碾碎。“邻避运动”的抗议者既不为中国现代化过慢而焦虑，也不想在其轨道上阻断压路机的前行。相反，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理应在压路机的路程、速度、具体目标以及终点上拥有更多的表达权。在决定所在社区将被怎样改造方面，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