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China's Slow Road to Democracy
译文标题:中国缓慢的民主之路
作者：Carin Zissis更新：2008年3月7号
外交关系委员会背景资料介绍
译者：星岛日报2007年6月19日对该文做了摘译
推特ID:@Freeman7777全译
译文发表时间:2010年2月21日
介绍
中国有民主改革了吗？
社会抗议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上访在中国社会的作用是什么？
公民社会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民主改革的前景？
民主未来在中国出现的机会？
介绍
在2007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中国总理温家宝预计，在未来一百年中，中国将继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人认为这是共产党考虑民主慢动作发展的信号。同时，社会抗议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表明了中国大众要求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然而专家认为，鉴于经济的繁荣以及对新闻自由和异见的抑制同时存在，北京中央政府正在越来越牢固地抓住权力。
中国有民主改革了吗？
有，但存在于以下小规模的、受到小心控制的实验中：
村级选举。开始于1988年，中国允许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领导。据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Carter Center’s China Elections Project）的数据，如今大约九十三万个村庄有村级选举，这些村庄的人口占中国人口约75%。但该项目认为这个进程遭到了腐败和选举舞弊的损害。
地方党委官员的提名。九十年代的改革允许公民参与地方党委官员的提名。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认为，党仍然紧紧控制着候选人的名单和选举进程。条例规定了投票总数不一定可以决定提名人，而且官员有权力从提名人名单中删除候选人的名字。
立法的公众听证会。中国官员还允许公众听证会使公众深入了解立法事务。2005年，全国人大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从人大自己挑选的对象以及从包括了学者和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20人中广泛征求意见，这二十个人都是由5000名申请参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听证会人士中选择出来的。活动人士和专家利用公众听证会分享环境立法的信息，并抗议开发项目。然而，公众听证会影响仍是有限的，因为听证会往往发生在制定法规过程接近收尾之时，或者是一个开发项目已经开始之时。
波士顿大学研究中国国内政治问题的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以上的“革新”往往被用于巩固共产党的中央权威。
社会抗议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最近几年，中国已经见证了社会抗议事件（骚乱、示威、群众上访）在数量上的急剧增加，部分是源自于中国所经历的经济繁荣导致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示威者抗议各种各样的不公，范围包括了地方官员的腐败，环境损害给农民造成的生命威胁，强迫征地等。1994年至2004年之间，抗议的次数从10000起增长到了74000起。关于抗议事件的统计数字一直都有争议，但一些官方统计的数字，认为2005年抗议次数高达87000起。
然而专家认为示威事件的高数据并不能证明是在推进民主或是形成了对中央政府的挑战，并且在抗议现场治安力量经常对抗议进行严厉的镇压。外交关系委员会兼任资深研究员、研究中国司法系统的专家孔杰荣(Jerome A. Cohen)说，“这不是要求投票权的政治民主运动。他们只是有着许多不满的人民。”相反，在这个解决民怨的制度办法有限的国家里，社会抗议起到了安全阀般的作用。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事务研究员和中国国内政治问题专家明克胜(Carl Minzner)认为，“在一个威权主义的体制中，北京的执政者在处理地方层面事务时面临到了真正的麻烦，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隐瞒地方上的不满，而中央领袖不一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直到成千上万的农民集体抗议。”
上访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是什么？
中国公民还通过上访向政府当局提出不满。数十年来，个人一直都在信访办公室进行抱怨，以之作为一种与政府决策辩驳的途径。上访如社会抗议一样，在2004年之前的十年里数量一直都在增加。2005年的时候，中央政府通过了针对解决和降低上访数量的新规定。此后北京宣布上访数量从2004年的一千三百七十万件高点下降了一百万件。然而，受雇于中国政府考察这个事情的学者却表示，2005年，只有0.2%的上访者的诉求得到了回应。2007年2月份对在北京的1200名上访者调查，以确定2005年新规定的有效性发现71%的上访者认为他们受到了当局更大的报复或恐吓。只有5%的上访者认为，地方官员已经更为严肃的考量了他们的不满。
此外，人权观察组织说，当局已经率先采取了重大的全国性行动去打击前往北京去首都提出他们的投诉的个人。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报告说，在2007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治安力量在上访者睡觉的地点进行突击搜查，约700人被拘留了。
公民社会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在过去十年，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与抗议及上访的数量一样也在一起增长。1988年，中国只有四千五百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在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三十一万七千个。根据2005年官方新华社所做估计未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可能会一下子跳跃到多达300万个。环保组织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中特别的突出，威尔逊中心的特纳（Jennifer L. Turner）认为它们代表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先锋”。她表示这些组织曾一度把精力放在环境教育等活动上，回避与当局产生对峙。但在最近几年，他们加强了对于工业和地方政府的监督，并向中央政府施压，让中央政府干预环境事务。例如，在对2004年怒江大坝建设项目要求更大透明度上，非政府组织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只有着有限的自主性。北京当局要求非政府组织在民政部进行登记，并要获得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才能运作。中央政府视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为非法营运。过去两年里，当局已加强了对于国内外在中国运作的各类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此外，当局已经暗中向活动人士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停止为特定的非政府组织工作或是危及其集资或登记工作。去年一位艾滋病活动人士就被迫离开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他说中央政府利用“软性手段来缩小非政府组织可以存在的空间。当局担心公民社会会带来一股足以挑战其统治的强大力量（路透社）。
一些专家说，随着国家意识到它不能解决在全国各地引起抗议的民怨，非政府组织已经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南韩圣公会大学（Sungkonghoe University）汉学系副教授李南周（Namju Lee）在为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到，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反对由地方和省级政府做出的行动。李南周认为，非政府组织构建了自治性网络并且组织了诸如集体签名联署这样的行动，这些行动“仅仅在几年前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民主改革的前景？
尽管许多专家认为在中国的政治自由化会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但政治领袖对蓬勃经济的关注似乎加深了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心，而削弱了异议。傅士卓说，“国民收入增长了9百分点。假如没有这么高的增长率会是什么样子？”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中国经济的繁荣已使得1亿人民脱离了一美元一天的收入水平。
另一个障碍则是共产党在不断的收紧控制。北京当局在两年前首次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但强调的却是以中国共产党牢固掌握权力为具体表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为了保持其对于权力的控制，中央政府对于媒体严加控制并镇压包括FLG和中国民+主+党（CDP）的反对派运动，在1998年试图建立共产中国建政以来第一个反对派之后，中国民+主+党被迫流亡到了海外。近些年，党也加强了国家保密体制，这允许了当局去以危害中国国家机密的名义去逮捕个人，以之作为一种总括的方式去使个体噤声。由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所做的一份报告指出国家保密体制已经使得中国成为了一个“受到管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发出批判性的声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党不镇压反抗的时候，它就吸纳反对派。美国企业研究所前研究员马颖（Ying Ma）在《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中表示，通过少量发放从党员资格到高级政府职务到财务上的额外补贴之类的好处，让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和技术官僚改革者所构成的政治威胁变得无意义了。
民主未来在中国出现的机会？
专家认为，鉴于共产党所握有的权力，民主不会在短期内成为可能。“有组织的对于党的挑战以及引人注目的群体性抗议的前景是非常黯淡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孔杰荣说道，因为政府擅长分裂反对派。在外交事务杂志2007年7月/8月刊上，Azar Gat认为诸如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威权统治的资本主义强权“可能代表了一种可行的通往现代性的替代性路径”，反而过来也表明了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最终胜利或在未来政体竞争中独大的局面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政治科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曾预言了所有国家都朝向着西方式民主国家演变，他在6月接受采访时告诉国际先驱论坛报时指出中国转向民主国家的时间框架“将会是更为长久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说，“威权主义的体系将变得越来越强”。
星岛日报摘译的原文网址，http://www.stnn.cc/ed_china/200706/t20070619_560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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