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作者介绍：Ronald Inglehart 是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项目主任。
Christian Welzel是德国Jacobs 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们二位是《现代化、文化变迁以及民主》一书的共同作者。
译者：推特ID：@Freeman7777 推特ID：@messiahxu Henry J Wilson
翻译安排：“评估价值观”这一节之前的内容都是Henry J Wilson一人完成，“评估价值观”小节里的前面四段由@messiahxu翻译，后面三段则是由Henry J Wilson完成，全文的后面三小节是由@Freeman7777完成，@Freeman7777也做了全文的校订。
在过去几年中，民主繁荣逐渐为民主衰退所代替。1985年至1995年十年间，几十个国家的民主转型，让人们对民主的未来产生了普遍的乐观情绪。但最近，民主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菲律宾，俄罗斯，泰国以及委内瑞拉都发生了倒退，而布什政府试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建立民主的努力似乎已使这两个国家陷入了混乱。这些事态发展，连同中国和俄罗斯国力的日益强大，使许多观察家认为，民主已达到高水位，并且不会再上升。
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世界各地的不同社会的基本情况意味着一个更复杂的现实。坏消息是，假设民主制度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轻易建立都是不现实的。尽管前景黯淡，但民主在某些社会和文化条件到位的地方仍是非常可能出现和生存的。布什政府无视这一现实，在没有首先建立国内安全及忽视其文化习惯的背景下，试图向伊拉克植入民主的努力频临破产。
民主发展的长期趋势总是在起伏跌宕。在20世纪初，只有少数的民主国家存在，他们甚至未能充分满足今日民主国家的标准。民主政府的数目在一战后有了一次大量的增加，另一次激增发生在二战后，冷战结束后则发生了第三次增长。每次激增后都会紧接一个民主的衰退期，然而民主国家的数目从来没有回落到原来的底线。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大约有90个国家可被视为民主国家。
尽管这些民主国家中有许多都是存有缺陷的，但民主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引人注目的：长远来说：现代化带来民主。这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的复苏有着积极的一面：潜在的变革正在发生，自由主义的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有可能在未来数年越来越多的出现。这也意味着，没有任何理由对民主目前似乎处于守势的现实感到恐慌。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动态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很可能他们会继续发挥作用。
大辩论
现代化的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宣称废除私有财产将结束剥削、不平等和冲突。而与其竞争的资本主义版本的现代化理论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导致越来越高的生活标准以及民主。这两种现代化愿景在整个冷战时期激烈交锋。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共产主义开始停滞不前，既没有经济发展，也没有民主化，在许多贫穷国家明显如此。两种乌托邦的观点似乎都没有实现，批评者们宣告现代化理论死亡了。
但是，冷战结束后，现代化概念展现出了新的生机，现代化理论的新版本已经出现，对于我们理解全球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什么有着清楚的启示。摒弃了早期版本的过度简化，新的现代化概念使文化变迁清楚的显示了出来，比如在最近一波民主化中性别平等的兴起，以及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的出现。
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技术进步非常缓慢，粮食生产领域的新发展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都深陷于一个稳定的但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农业经济的均衡状态。从过去的黄金年代来看，历史被看作要么是循环发展的要么就是呈现为一个长期下降的趋势。随着工业革命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到来的新形势————导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双方都对现代化的愿景发生了变化。尽管意识形态竞争激烈，他们都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以及使人们更多的参与政治。并且每一方都相信，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会追随他们的现代化路径。
在冷战高峰期，一个现代化理论的版本出现在了美国，这个版本将欠发达表述为一个国家的心理和文化特征的直接后果。欠发达，被归咎于非理性的宗教传统和共同价值观对经济成就的阻滞。该理论认为，富裕的西方民主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文化和军事援助等途径向“落后”国家灌输现代价值观，并促使其进步。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已经很明显，援助并没有使其向繁荣和民主前进——这削弱这种现代化理论的信心，这种理论越来越多的被批评为具有种族优越感和恩庇性的。该理论受到了“依附理论家们”的激烈批评，依附理论家们认为
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使贫穷国家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欢迎这种想法，因为这意味着，贫穷无关于内部问题或当地领导人的腐败，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过错。到了80年代，依附理论开始流行。第三世界国家认为，只有退出全球市场和采用进口替代政策才能摆脱全球性的剥削。
最近，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已经很明显：如古巴、缅甸和北朝鲜等参与全球贸易最少的国家，一直都不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他们实际上成长最少的国家。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以及最终实现民主化方面出口导向战略已显示是远为有效的。钟摆于是回到了原点，现代化理论的新版本赢得了信任。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随后的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化，似乎证实了它的基本主张：为世界市场生产，有助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和改善劳动力所生产高科技产品带来的更高的回报以及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不断增加，一旦中产阶级数量、及其话语权足够多，他们就会迫切的要求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对于先进的工业社会最有效的政治制度。然而即使在今天，如果某人在一个经济发展会议上提到现代化，他可能会再次听到 “落后国家”版的“依附理论” 对于现代化理论的的批判，仿佛这就是对于现代化理论的全部批评——并且好像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了。
新的现代化
回溯来看，现代化理论的早期版本在好几个问题上是很明显是错误的。今天，几乎没有人期待一场无产阶级废除私有财产，在一个新纪元中开创出一个免于剥削和冲突的革命来。也没有人期望，工业化将自动导致民主制度；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是从工业化中出现出来的。然而，大量的证据表明，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正确的：经济的发展往往带来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重要的、大致可预见的变化。但现代化理论的早期版本需要在几个方面加以纠正。
首先，现代化是非线性的。它不会在同一方向无限移动，而是在移动过程中会到达某个拐点。经验表明，现代化的每个阶段都与人的世界观的截然不同的变化有关。工业化导致了变化中的一个主要过程，产生了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在这个语境中我认为比官僚化的翻译方式更恰当），等级制度，权威的集权化，世俗化，从传统价值向世俗-理性价值的转变。后工业社会的崛起带来了朝向不同方向的另一系列文化变迁：取代科层化和集权化的是，新趋势是朝向对于个人自主性以及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日益增加的强调，这导致了从权威下获得到的解放变得越来越多。
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高往往使人们更加互相宽容和信任，使人们更多的强调自我表达及更多参与决策。这个过程是并不是决定论的，任何预测都只能说是有发生的概率，因为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影响；一个特定国家的领导人和特定国家的事件也决定着会发生什么。此外，现代化并非不可逆转的。严重的经济崩溃，可以扭转这种局面，例如大萧条时期的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和90年代大部分的苏联继承国，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同样，如果当前的经济危机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大萧条，世界可能会面临反对再次兴起的仇外情绪抬和威权主义的斗争。
第二，社会和文化变迁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的：历史对于这些变迁有着重大影响。虽然经济发展的趋势在人们的世界观，一个社会的传统上面带来了可预见的变化——无论由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还是共产主义所塑造的——给其世界观留下了永远的印记。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反映了现代化的驱动力和传统的持续影响力之间的互相作用。尽管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家都认为，宗教和种族传统会逐渐消亡，但它们一直都被证明仍然具有高度的韧性。尽管正在工业化的社会的公众正在变得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创造统一的全球性文化仍是艰难的。文化传统是历久不衰的。
第三，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这与之前种族优越主义版本的现代化理论截然相反。工业化进程开始于西方国家，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东亚有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日本在预期寿命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其他一些方面领先世界。美国不是全球性文化变迁的模范，正在工业化的社会通常不想变得与美国一样，正如一个现代化的理论的流行版本所假设的。事实上，美国社会相比大多数其他高收入国家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价值观。
第四，现代化并不自动导致民主。而是从长远来说，通过带来社会和文化变迁，使民主化逐渐成为可能。仅仅达到高水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不会产生民主：如果可以的话，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早已成为模范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并没有经过上述的现代化进程。）但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带来的某些社会和文化变迁是专门有利于民主的。知识社会如果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已越来越习惯于
独立思考的公众将无法有效运作。此外，经济安全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对自我表达价值观综合表现（人们给予自由选择高度优先权力并的自由激发出政治行动来）。除此以外，相应地，民主化变得难以避免，因为对于更开放的社会来讲，压制民众要求的代价越来越高，并且不利于经济效率。因此，在其高级阶段，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使得民主制度的出现和蓬勃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理念是，经济和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迁。大量的实证性证据支持这一理念。经济发展确实是与人民的信仰和动机的普遍移转强烈相关联，反过来，这些移转改变了宗教的作用，工作动机，人类生育率，性别角色和性规范。他们也引起民众越来越多的对民主制度的要求和部分精英们更多的的回应性行为。这些变迁共同作用使民主越来越有可能出现，同时也使公众难以接受战争。
评估价值观
实证性证据的新来源为现代化如何改变了世界观和动机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对价值观与态度所做的全球性调查便是重要来源之一。1981年到2007年之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与欧洲价值观研究(European Values Study)在几十个国家中进行了五波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性调查，涵盖了世界九成以上人口。（相关数据请访问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调查的结果显示了不同国家之间人们巨大的价值观与信仰差异。在一些国家中，95%的被调查者认为上帝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别的国家这个比例只有不过3%；在一些国家中，90%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工作上男人应该比女人拥有更多权力；而在别处这个比例也只有8%。这些跨地区的差异是坚固而持久的，并且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低收入地区的人民要比富裕国家的人民更强调宗教和传统的性别角色。
这些价值观调查展示了穷富社会人民在一系列广泛的政治、社会、宗教规范领域有着系统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传统的价值观与世俗的-理性的价值观的差异以及生存与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差异。
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是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相关联的。传统社会强调宗教，敬畏、服从权威以及民族自尊。这些特征都在社会变得更为世俗化与理性化时发生了改变。
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转变则是与后工业社会的崛起相关联的。这也反映出了一种文化上的转变，因为对于刚刚成长起来的这代年轻人来说生存本应当是天赋人权。苟活于世的价值观认为经济、个人安全和顺从社会规范是最重要的。而自我表达价值观则给予以下这些较高的地位：言论自由、参与决策、政治活动、环境保护、男女平等以及对少数族裔、外国人还有同性恋的宽容。对于自我表达价值观越来越强调在那些珍惜个人自由、自我表达并且有着积极的政治倾向的人民中产生了一种信任与宽容的文化。而这些属性对于民主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也解释了经济增长是如何将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再由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并最终导致民主化的。近五十年前所未见的经济增长使得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口是从视生存为理所当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世界价值观念调查的时间序列显示了人们生活的重心已经从经济、人身安全转变为了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自我表达、参与决策以及相对信任与宽容的世界观。
这两个方面与经济发展都是密切相关的：高收入国家的价值体系与低收入国家是明显不同的。每一个被世界银行定义为高收入国家的这两个方面排名都相对较高——都大力强调世俗-理性和自我表达的价值观。所有的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这两个方面排名则相对较低。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介于二者之间。到达一个显著程度的时候，一个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和信仰就反映了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如现代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有着强烈的关联，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往往会产生一个大致可预期的一个特定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变迁，时间序列证据支持这一假设。当人们比较特定国家的人民在连续数波价值观调查中的立场时，他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正在增长的国家会同时经历可预期的价值观方面的变化。
然而，这些价值观调查的证据还表明，文化的变迁是路径依赖的，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也形塑了其落入全球文化地图上的哪个位置。该地图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国家群聚：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欧洲的天主教国家，欧洲的前共产主义国家，英语国家，拉丁美洲，南亚，伊斯兰世界和非洲。不同的社会所强调的价值观陷入了一种非常连贯的模式，那种模式反映了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他们的宗教和殖民遗产。不过尽管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会影响当下的价值观形成，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仍有重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重塑了各种类型的信仰和价值观——它也带来了民众对民主制度以及更有回应性的精英行为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在价值观调查所涵盖的过去25年时间里，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越来越重视自我表达价值观。这种文化的转变，使得民主出现在它尚未存在地方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民主存在的地方也会使得民主越来越可能变得更有效能，更为直接。
发展与民主
五十年以前，社会学家西摩尔•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指出富裕的国家相比贫穷的国家是更为可能变成民主国家的。尽管这种主张在很多年里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它已经承受住了不断的测试。发展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因果性方向也一直都遭受质疑：富裕国家更为可能成为民主国家是因为民主使得国家变得富裕，还是发展有利于民主？今日看起来清楚的是这样的因果性主要是源自经济发展导致了民主化。在早期的工业化年代，威权国家也同样有可能实现如同民主国家一样高的经济增粘。但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民主变得越来越可能出现和生存。因此，在那些于1990年左右民主化的许多国家中，大多数都是中等收入的国家：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都已经是民主国家了，少数低收入国家做出了民主转型。更有甚者，在那些于1970至1980年代民主化的国家中，在当他们今日的经济程度和阿根廷相当或比它还高的时候，民主几乎在每个国家中生存了下来；而在那些今日的经济程度比阿根廷的经济程度低的国家中，民主在这些国家中平均预期寿命只有8年。
发展与民主的强烈相关性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发展是有利于民主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导致了民主的确一直都是备受争论的，而答案却正在开始浮现出来。当一个国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GDP，不是导源自一些无形的力量，使民主制度自动地产生了出来。而是只当经济发展改变了人民行为的时候经济发展才带来了社会以及政治变迁。结果是，只有经济发展首先创造了一个大规模的、受过教育的以及擅长表达的中产阶级人民，他们习惯于为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其次当转变了人民的价值观以及动机时，发展才是有利于民主的。
今日相比以往更有可能去测量什么才是特定国家关键变迁的所在以及它们有了多少的进展。对于由世界价值观念调查而来的数据做多变量的分析使得整理出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变迁的相对影响成为可能，而结果则指向了经济发展是有利于民主的这样一种结论，因为经济发展带来了特定的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知识部门的兴起），以及某些文化变迁（尤其是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兴起）。战争，经济萧条，制度变迁，精英决策，特定的领导人也影响了变局，但结构和文化变迁才是民主出现和生存的主要因素。
现代化带来了不断增加的教育水准，使得劳动力转入到了需要独立思考的职业中而且使得人民更擅长表达并更有能力去介入政治事务。当知识社会浮现的时候，人民变得习惯于在工作上使用他们自己的计划、判断，也越来越可能去质疑僵化的以及等级制的权威。
现代化也使得人民在经济方面更有安全感，当高比例的人口成长于视生存为理所当然的氛围中自我表达价值观会变得越来越广为散布。对于自由和自治的渴望是普世皆有的愿望。当生存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可能要服从生存和秩序的需要，但当生存变得更加安全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对自由选择和自主性采取更为优先的考量。争取民主的最为基本的动机——人类渴望自由选择——开始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民开始在政治事务上给予自由选择越来越高的强调并开始去要求公民权力和诸种政治自由权以及民主制度。
有效能的民主(Effective Democracy)
在1985年至1995年民主国家大幅度出现期间，选举式民主在全世界快速散布。策略性的精英之间的协议在这样的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冷战结束所改变的国际环境，配合了第三波民主化。起初，有一种趋势视任何只要举行自由和公正选举的国家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许多新兴国家都遭受了庞大的腐败并且无法做到法治，法治才是使得民主变得有效能的关键。今日越来越多的观察家强调了 “选举式民主”、“混合制民主”("hybrid democracy")、威权主义的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以及其他各种形式假民主的不足，在这些政体中正如民主理论所提示的那样，大众偏好并没有对政府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精英给忽略掉了。因此相应地，区分出有效能的民主与无效能的民主是重要的事情。
民主的精髓在于它赋权于普通公民。一个民主国家有效能与否不仅要看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有多少是存在于纸面上而且要看官员们真正尊重这些权利的程度。这些要素中的第一项，权利存在于纸面上，是由自由之家的年度排名来测量的：如果一个国家举行自由的、公正的、竞争性的选举，自由之家的评分就倾向于把它归为自由国家，给它最高或接近最高标准的分数。因此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的得分与西欧老牌民主国家的得分是一样高的，尽管深度分析指出相比自由之家得分所能意味的，广泛存在的贪腐使得这些新兴民主国家对于他们公民所做选择来讲远不是能做到快速反应的政权。幸运的是，世界银行的良治分数测试了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真正有效能的程度。结果是一个大致上的有效能民主的指数可以通过加总这两项评分上的分数获得到：正式的民主（formal democracy），由自由之家的评分来衡量，而精英和制度的廉洁，则由世界银行的指标来衡量。
有效能的民主的标准相比选举式民主的标准，相当程度上是更为严格的。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选举式民主，但如果它没有把权力从精英手里转移到人民手里的话，它可能不是根深蒂固的或长期持久的。有效能的民主是最有可能存在于具备相对发达社会基础设施的国家中，那样的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经济资源，还有还有广泛参与的习惯，公众中对于自主性的强调。相应地，民主与一个特定国家的公众对于自我表达价值观强调的程度是密切关联的。确实，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与该国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之间的相关性是相当之强的。
几乎所有稳定的民主国家都显示了强大的自我表达价值观。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是不尽如人意，显示了比他们公众价值观会预测的更为低水准的有效能的民主，这暗示了如果法治在那里得到增强的话这些社会可能会支持较高程度的民主。伊朗也是表现未达理想的国家之一——它是一个神权政体的国家，只允许比人民渴望来得低很多的民主程度。对于那些仅仅关注精英层面政治的人来说这看起来可能有些让人吃惊，伊朗公众显示了相对较强的对于民主的支持。与其相反的是，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却是表现比预期还要来得出色的国家，显示了比他们的公众价值观所预测的还要来得高的民主程度——这也许反映了由欧盟成员国所带来的实行民主化的激励效果。
然而到底是自我表达价值观导致了民主，还是民主造成了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出现呢？有证据表明是这些价值观导致了民主，而不是相反。（对于这种主张的充分证据，请见我们的著作《现代化，文化变迁，与民主》一书。）自我表达价值观涌现出来并不需要民主制度已经就位。从世界价值观念调查得来的时间序列证据表明，在最为近期的这波民主化发生之前的年份里，自我表达价值观已经经由世代价值变动这样一种过程不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发生也在威权主义社会中涌现出来了。到1990年的时候，生活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世界上最为威权主义政权底下的人民，已经发展出了高度的自我表达价值观。其中的关键因素不是政治制度；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是共产主义世界中经济上最发达的，有着先进的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因此，当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放弃了布列涅佐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的时候，解除了军事干预的威胁，它们就迅速的走向了民主。
在近几十年中，自我表达价值观一直都在广为散布并且变得越来越强劲，使得人民更可能去直接介入到政治事务中。（的确，数量上史无先例的人民参与到了有助于带来最近这波民主化的示威活动中。）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威权主义的体系将不可避免的崩溃？这倒不一定。虽然自我表达价值观往往削弱了威权体制的合法性，但只要下定决心的精英控制了军队和警察力量，他们就可以镇压支持民主的势力。即使是压制性的政权也仍然难以制约这样的趋势，因为这些趋势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压制它们往往会阻碍有效率的知识部门的出现。
现代战略
这种新的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对于国际关系来讲有着广泛的启示。一方面，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发到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近期的研究对这种主张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性支持，这种主张亚当斯密和康德就曾做出过。自他们在19世纪初期出现以来，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打过很多仗，但几乎从来没有在彼此之间开战过。这种新版的现代化理论指出民主的和平现象更多是因为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变迁造成的而不是民主本身。
在历史的较早时期，民主国家彼此之间征战频繁。但是他们之间在相处上盛行的规范已经随着时间慢慢演变了，正如由废除奴隶所展示的那样，立法权的逐渐扩张，朝向性别平等的运动在几乎出现所有现代社会里，另一个文化变迁也已经出现在现代社会——战争已经变得逐步得较不容易接受并且人民已经变得更可能去表达这种偏好、试着去影响相应的政策为什么往往是民主国家才这样?来自世界价值观念调查的证据显示高收入国家的公众比比低收入国家的公众有低得多的仇外程度，高收入国家的公众比低收入国家的公众较不愿意去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战。此外，经济上发达的民主国家的行为比贫穷的民主国家的行为远为来得平和，经济上发达的民主国家相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是非常不容易倾向于内战的。
现代化理论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既有警示性的又有鼓励性的启示。伊拉克，当然提供了前车之鉴。与具有吸引力的认为民主可以很容易地在几乎任何地方建立起来的看法相反，现代化理论认为，民主在特定条件下要比其条件下更可能蓬勃发展。包括已经被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加剧了的深刻的种族分裂在内的许多因素使得期待民主在伊拉克会很容易就建立起来成了非常不切实际的一种认识。而在萨达姆的失败之后，使人身安全变得恶化是一项特别严重的错误。当人们感到安全的时候，人际间的信任和宽容才会蓬勃发展。在一个为不信任和不宽容所撕裂的社会中，民主是不可能维持的，而伊拉克目前正体现了在不宽容方面任何一个可以获得数据的社会的最高程度。衡量仇外心理的一个优良指标，就是人民说他们不希望有外国人做他们邻居的程度。遍布80个国家，在这类调查中说他们不愿意有外国人做他们邻居的中位数百分比是15%。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中，5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喜欢有外国人做他们的邻居。在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中间，9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希望外国人做他们的邻居。只要保持这种状况，伊拉克（以及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韦）就会既在自我表达价值观上又在有效率的民主上显示非常低的程度。
现代化理论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积极启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经济发展是民主变迁的基本驱动力，这意味这华盛顿当局应该做任何它可能做到的事去鼓励发展。如果它想为古巴带来民主变迁，例如，孤立这样的做法就只会起到反效果。美国应该解除对于古巴的禁运，促进它的经济发展，以及培育古巴的社会参与以及让它与世界产生其他的联系。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但是实证性的证据显示越来越强的安全感以及越来越重视自我表达价值观会削弱威权政权。
同样地，虽然许多观察家一直在为中国经济的复苏而感到震惊，但是这种经济增长还是对于长期来讲有着积极的涵义。在中国看似单一的政治结构下面，民主化的社会基础设施正在涌现出来，并且其进展的比大多数观察家所意识到的还要来得深远。中国现在正在接近智利，波兰，韩国和台湾形成向民主转型时大众重视自我表达价值观的程度。而且，对于只注重精英层面的政治观察家来讲看起来似乎令人惊讶的是，伊朗也在接近这个门槛。只要中共和伊朗的神权统治领导人控制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军队和治安力量，民主制度就不会在全国层面出现。但不断增长的对于自由化的压力正在开始出现，而镇压它们也将造成经济的低效率、低迷的公众情绪这类不断增加的成本。整体来说，日益繁荣的中国和伊朗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更为广泛来讲，现代化理论意味着美国应该欢迎和鼓励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虽然经济发展需要做困难的调整，然而经济发展的长期效应鼓励了更多宽容，较少排外以及终极来讲更为民主的社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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