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a-feira, 31 de março de 2010

美国会听证会:谷歌和中国互联网控制:Rebecca MacKinnon的证词

说明:译者曾经发过本文提要:美国会听证会:中国,互联网和谷歌:不请自来的证词
以下是全部中译。两个版本如有不同,以本文为准。


Visiting Fellow,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for the hearing:
“Google and Internet Control in China”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March 24, 2010

译文:普林斯顿大学信息技术政策中心访问研究员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在国会上的证词全文

“谷歌和中国互联网控制”听证会
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

2010年3月24日


作者: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twitter id: @rmack
译者:@my_think; helloworld; alchowh; andy Chen; nodike;@iGuang; @silentangel;
校对:@xiaomi2020;xiaonao18;helloworld

感谢您给我机会提交我的书面证词。我是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普林斯顿大学科技政策中心的访问学者。从1992年至2001年,我曾作为CNN记者在中国工作超过九年。

过去六年来,我在几个不同的学术机构研究了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以及全球的审查趋势。特别关注于私营企业如何协助政府压制或操纵民众的舆论。我是全球网络倡议(GNI)的创始者之一,该倡议由非政府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发起,旨在帮助互联网和电信公司在全球秉持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原则。

我也是“全球之声在线”(GVO)的这一国际博客网站的合作创立者之一。我们当中的几位合作者定期从中文博客圈中收集和翻译一些素材,并且报道中国网络言论自由方面的进展。我今日的证词通过下列我的亲身体验而提出:作为一名在中国审查制度与监督体系下生活过的记者;也作为一名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的研究者;还作为一名中文在线交流的参与者和新媒体的实践者;更是作为一名言论自由与网络人权的倡导者。

1月12日,Google以一则令人吃惊的声明震惊了世界1——因为恶意的网络攻击,它正重新考虑在中国的经营策略,而且公司不愿意继续运营其在中国的受审查的搜索引擎Google.cn,Google.cn于2006年1月上线。3月22日,Google将google.cn重定向到 Google.com.hk,后者位于中国香港,现在为中国大陆的网民提供未经审查的简体中文搜索结果2

在我的证词中,我将简短地描述谷歌所做决定的背景。接着,我会概述中国政府用以进行审查和控制网络言论的各种策略,包括那些用来对付谷歌的策略。我还将描述部分中国网民正在如何躲避和对抗这些审查。最后,我会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何才能帮助提升中国的网络言论自由。

Google声明出台的背景

美国的互联网公司管理层长期以来都认为更多的互联将带来更多的自由,即使是在那些对互联网进行严苛审查和监控的专制政权中也不例外。早在2006年2月,Google和Yahoo的高层就在由共和党议员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召集的国会听证会上就一个共同主题作出了这种“推进自由”作用的声明。3 与那时相比,现在中国的网络使用率几乎翻了两番,关于中国网民如何帮助揭发腐败,为官员渎职造成的无辜受害者带来正义,甚至改变了一些法律和条例的故事大量流传。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政府对异议者的压制态度。根据最近一份对话基金会的调查报告,2008年,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逮捕和起诉的人数在过去的三年中翻了四倍,“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加诸于政治、宗教或少数民族异议者的最常见的罪名。4

中国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威权主义的先驱。中国展示了在互联网以及移动电话的使用日益扩张的同时,非民主的政府如何保持大权在握。在今日中国,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妥协远远超过了前互联网时代,许多中国网民也觉得他们有了一种新的开展公共对话的渠道,党藉此巩固了政权的合法性。然而另一方面,正如委员会在2009年年度报告中清楚指出的,在过去的十年中,共产党加强了对官僚机构和法院的控制,而该政权保护所有公民各种普世性权利和自由的制度性承诺则被削弱。5

Google对于中国的网络攻击和审查的公开指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反映了一种对中国的现状的认知:至少是在审查、条例、和操控互联网方面,不大可能很快会有所改善,事实上,也许还会继续恶化。

中国网络控制概览

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后期试图控制网络言论,主要集中在过滤或屏蔽互联网内容。今天,政府采用的是不断扩张的控制性策略“大集锦”。包括:在源头删除或移除内容,从设备上和从本地进行控制、域名管制、区域性断网或网络管制、监管下的自我审查、网络攻击、 政府的“欺骗性营销”[译注:即让五毛党混淆视听]、“地方政府”跨省追捕和有针对性的警察恐吓。

过滤或屏蔽

这是最原始也最广为人知的互联网审查手段。处于特定网络中的网民被阻止访问某些网站,这种审查的方式的技术术语是“过滤”。一些国会诉讼及立法机构也称之为“网络堵塞。”过滤的适用范围可以是家庭、校园、大学、公司网络,或者某一特定商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提供的所有服务,又或者一个国家内的所有网络连接。之所以称为“过滤”,是因为一个网络管理员使用特殊的软件或硬件阻止用户访问特定的网页,具体方法包括通过禁止访问一些指定的域名,互联网地址或者包含特定关键词和短语的任何网页。

大量的商用过滤产品是在美国由美国公司开发和销售,客户可以是家长、学校、政府部门、商业公司以及任何想要控制网络的人。所有的互联网路由器 — 包括美国公司思科制造的 — 都具备过滤功能,因为这对于基本的网络安全和过滤如儿童色情这类普遍排斥的内容来说是必需的。然而,同样的技术也可以轻而易举的用来封锁政治内容。根据开放网络促进会,这个从2002年开始追踪全球互联网过滤的学术集团的研究,全球已有超过40个国家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某种程度的互联网过滤。6

然而中国的互联网过滤系统 —  即许多人称为“防火长城”的“GFW”,却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庞大的6。在2009年发布的关于中国网络审查的报告中,开放网络促进会(ONI)将其描述为拥有日益精密的过滤手段且无处不在。这份报道总结道,“通过不断精调该系统,中国也在不断的调整和更善于控制。”7

• 删除和移除内容

在中国政府没有管辖权的内容上,过滤是最主要的审查手段。而对于中国政府确有管辖权的网站和网络服务,它们通常将公司运营和服务器放在中国境内 ,那就可以从网上完全删除,既然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还仅仅是过滤和封锁呢?按照欧洲法律术语,具体操作这套体系的执行者负有“中间人责任” (intermediary liability)。中国政府称之为“自我审查”,但这是一回事,而谷歌的中文搜索引擎google.cn被要求审查搜索结果也正是基于这一法律机制。8

所有在中国管辖权内运营的互联网公司,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要对其搜索引擎、博客平台和社交网络上出现的所有内容负责。他们同样要为使用聊天工具和消息服务的用户所讨论和生成的内容负责。以这种方式,政府把审查和监控的工作委派或外包给了私营公司,如果政府不满意它们对内容的审查和对用户的监控,它们就会被吊销营业执照并被迫关闭。也正是在这种机制下,基于中国的公司必须监控和审查超过五千万中国博客的内容。政治敏感的文章在发布之时就被删除或屏蔽。那些方向错误又有广泛影响力的博客的账户会被关闭,整个博客会被删除。这些工作并不是由“互联网警察”,而是由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完成的。9

• 网络攻击

针对谷歌的手法老练,达到军事级别的网络攻击的目标锁定在了来自中国或从事中国有关的人权人士的Gmail的账户上。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网络战和网络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不止是政府和公司。全世界的人权人士,举报者和异见人士大部分都缺乏自我保护所需的资源和训练,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已经成了日益增多的侵略性网络攻击行为的受害者。10

某些情况下,网络攻击的后果是在关键的政治时刻让海外异见人士的网站崩溃,或者频繁地出现故障,向网站管理者维持运营施压。由中国流亡人士、异见人士和人权捍卫者的网站在过去的几年里经常受到侵略性的网络攻击。11

另外的情况下,网络攻击的效果是破坏活动家们的内部计算机网络和电子邮件帐号,使得以互联网来进行各类组织和通讯都变得非常危险 ,原因就在于异见人士对任何数字通信的安全都没有信心。报道人权问题的记者以及研究人权的学者也发现他们在中国受到侵略性的网络攻击,暴露了他们的消息来源,使得工作涉及政治敏感话题就会更危险。和活动家一样,这些人群也没有准备好,也没有适合的设备来应对这些网络攻击。12

• 设备层级和本地控制

2009年晚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要求7月1日起,所有在中国出售的电脑必须预安装特殊的软件“绿坝-花季护航” 。13 “绿坝”的目的表面上是保护儿童,中外研究人员很快发现了事实,它不仅过滤额外的政治和宗教内容,它同时还记录用户活动并将这些信息返回至开发该软件的公司的中央服务器。14 这个软件还有其它明显的问题,招致了美国业界的抵制: 它包含严重的程序安全漏洞,用户的电脑更容易被网络攻击。

“绿坝-花季护航”还侵犯了美国公司过滤产品的知识产权。工信部在最终期限的前一晚放弃了预安装“绿坝-花季护航”的要求,改强制安装为选装。15

然而打败绿坝并没有减少在“防火长城”以内在本地控制和跟踪网络用户的行为的其他努力,比如在学校内、大学内、居民区,或整个城市的网络服务提供商(ISP)这种级别上的限制。去年9月,有报道称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强制使用名为“蓝盾”或“华盾”之类的审查和监控软件。这些软件的功能和目的与绿坝类似,只不过没有牵涉到最终用户或外国公司,16 所以这些系统的实施没有在中国以外引起关注。

• 域名管制:

在十二月,隶属政府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宣布不再接受个人用户注册.cn域名。只允许公司或组织使用.cn域名。17 当局解释这项措施是为了清除互联网色情、诈骗及垃圾广告,一群中国站长抗议此举侵犯了个人用户的权利。18

[中国]当局宣布,超过13万个网站在此次清查中被关闭。一月份,有中国报纸报导,这项措施重伤了自我雇佣的个人和从事在线工作的自由职业者。19

二月下旬,CNNIC又宣布个人用户可以注册.cn域名,但是所有的申请必须本人亲自确认注册信息, 包括身份证ID信息并且和申请一起提交一张自己的相片。20 这使得匿名注册.cn域名成为不可能,并且当局能够在“有害”信息出现时可以更容易地警告或危险网站运营者。

•地区性断网和限制:

在政府想要确保人民无法通过网络或手机来组织抗议的某些关键时刻,一些特定地区的网络连接会被完全的切断或受到严格的控制。经常有报道说某地区发生骚乱后在一些县镇的网络就会被突然切断或无法发送手机短信。

不过最极端的情况发生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它处于偏远的中国西北部,是一个同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接壤的穆斯林世居地。去年七月发生民族冲突后,全新疆被断网六个月,同时大部分的手机短信和国际电话服务也被切断。新疆无人可以发送电子邮件或登录任何网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商人们不得不前往邻省甘肃,仅仅是为了与客户沟通。21

网络接入和电话服务虽然现在已经恢复,但是每天能通过手机发送的短信数量仍受到严格控制,无法登录外国网站,甚至国内网站也受到严格限制。新疆的网络用户只能上一些被编辑过的官方新闻和信息网站,这些网站的很多功能如博客或评论功能都被禁用。22

• 监控下的自我审查:

对网络和手机用户的各种各样的监控,促成了中国的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当用户的一些网上行为被认为越界了的时候,监控可以让当局通过电子手段或当面警告和骚扰用户。有时有选择性地对一些人进行拘留、逮捕或监禁,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去警告其他人,让他们明白监视无处不在。 这些监控技术包括:

o“传统”监管

当政府向公众宣称监管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防范恐怖主义时,这些手段会被用于识别、威胁或监禁和平的政权批评者。去网吧上网是学生和不富裕的人的一种省钱和受欢迎的的选择,而网吧被要求以不同的方式监控用户,包括用户进入网吧或登录时要登记身份证、设置监控摄像机,在计算机上安装监控软件。中国对网吧的监管程度到了人尽皆知的程度,以至于在网上可能参与政治讨论的人通常都会避免在网吧中这么做。


o “法律威慑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犯罪”的定义被扩大到了政治上的异见,在国内运营和在本地保存用户数据的公司很容易就知道他们在监控和拘禁政治异见者方面要与当局配合。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Yahoo的北京雇员将记者师涛,活动家王小宁和至少其他两名政治异见者的账户信息给了中国警方。23 还有另外的一些例子证明法律如何强迫外国公司参与对活动人士的压迫。

2006年,Skype 与中国公司合作提供本地化的服务,随后发现它被中国当局用来追踪和记录中国内地用户的政治敏感内容对话。24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Skype将执行法律的胁迫要求授权给了其本地合作伙伴,而没有对这种胁迫性遵从是如何执行的给予足够重视。中国老练的和了解政治的互联网用户长期间以来都怀疑国内品牌的电子邮件和聊天工具在监视他们的通信并随时共享给官方。但是,当同样涉及国外品牌的泄密事件在中国互联网用户中传开以后,很多人感到再也不能相信国外的品牌。他们觉得已经没有选择,只能将任何通过互联网或移动服务进行的政治敏感性话题讨论压缩到最小程度,因为他们担心任何事情都可能有危险,什么都可能发生。

•预防措施:

“欺骗性营销”[astro-turfing 译注:即让五毛党混淆视听]、地方政府”跨省追捕”

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审查和监控手段结合,以预防性措施来操纵网上对话,引导到它想看到的方向上去。2008年,香港的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发现各级政府至少雇用了280,000人作为“网络评论员”,也就是被广为人知的“五毛党”,这些人受雇在网络聊天室、社交网络站点,博客和新闻网站的跟贴区发表对其主顾有利的文章。25

更多的人则是无偿地做着同样的工作,包括各级退休官员,或者希望入党的大学生团员。这种方式与美国一种被称为“草根营销”(“astro-turfing” )的方式类似,现在广泛地应用于全世界的商业广告公司、公共关系公司或者竞选活动。26 在许多省份,特别是在市县一级政府部门,通过召开本地博主的会议,或邀请他们参加特别活动或新闻发布会来拉拢和影响独立的有影响力的网上写手已经成为政府官员的惯常做法。27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中国政府加强信息及新闻管制的大背景下实施的。去年12月,保护记者委员会将中国列为全世界“囚禁记者”的国家之首。28

网民的反抗

尽管面对着政府的管制策略的强大攻势,中国那些意志坚定、富于创造和主见的网络用户已经让互联网成为鲜活、有趣、时常辩论的场所。29 在过去的六年里,我一直参与了一些博主群、邮件列表和社交网络中。中国的“网民”(netizen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一直在从事着反对网络控制的活动:

• 非正式的反审查支持网络

在中国,我曾参加过一些中国的博主和记者的聚会,这些聚会有的是组织起来的,有的则是自发形成的。参与者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相互传授如何使用规避工具进入被屏蔽的网站。

关于如何访问Twitter的非正式的"教学会"尤其受那些想访问未经过内容审查且可以与国际社区交流的人们的欢迎。某些博主开始因为发布如何躲过审查的信息,并欢迎朋友们尽可能广泛地复制及再发布他们的信息而闻名。我见过很多幻灯片和PDF文档,包含如何使用各种工具的的手册说明,通过电子邮件或通过点对点的即时通讯客户端传播。

• 分布式虚拟主机援助群组

我知道有一些英语和技术能力较强,并拥有国外信用卡的人士帮助中国的朋友和熟人购买一些便宜的国外主机服务空间,使用开源软件建立起独立博客。目的在于帮助那些缺乏技术能力的人运行自己的网站来避免a)若使用国内博客服务可能遭受的内容删除,b)若使用常见的国际博客平台如 Blogspot, Typepad,  Livejournal, 或Wordpress.com,则所有内容都被屏蔽在中国之外。有时当博客得到了关注又被防火长城屏蔽了话,他们还自愿帮助博主切换域名和IP地址。

• 众包式的“对抗研究”

随着去年中国政府的"绿坝"过滤软件的发布,我们看到一些松散的“对抗研究"的网络涌现了出来。去年6月,一群中国程序员和博主组成的小组共同撰写了一篇报告,揭露了绿坝针对的是政治和宗教审查,和该软件的许多安全漏洞。他们将文件发布到Wikileaks上面。30 还有另一个匿名的中国网民小组搜集了一些帮助中国构建互联网审查系统的国内外的公司及组织的名单。31

• 保存和传递审查的内容

我注意到在博客圈和聊天室里,很多人养成了及时下载有趣的文章、图片和视频的习惯,保存这些有可能很快会被屏蔽或删除的信息,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重新发布在各种地方,通过社交网络和电子邮件传递给朋友们。

• 幽默的“病毒式”抗议

2009年,网络审查空前严厉。由于经常有热烈讨论的政治问题,很多活跃的博客平台和社交网络在“反色情"的幌子下被关闭。作为回应,一位匿名的在上海的搞笑者创作了一段在线MV“草泥马之歌” ——有着在表面上合法的歌词,由儿童合唱团演唱,配有羊驼的视频,但是含有一连串脏话的谐音。这段视频催生了一整套有关反审查的笑话和视频流派,包含一些发音和官方口号类似但实为各种脏话的各种神兽。32

这种玩笑创造了一种对网络审查不满的发泄途径,嘲讽了政府,也提高了许多不愿直接谈论此类话题的人对网络审查的认识。

• 劝导公众的努力

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记者时常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一些文章,批评政府的审查和信息管制政策起到的负作用。他们认为,审查会扼杀中国人民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助长了贪污和经济效率低下,阻止了这个国家充分发挥出它真正的潜力。这些观点并没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尽管某些零星的官员和商界领袖时常会在公众论坛上重复这些观点33

现在仍然不清楚这些言论什么时候或者能否最终说服中国的领导层放松对信息的管制。不过好消息是,在当今的中国,至少还是有可能提出此类观点的。

建议

由于中国政府部署了不断扩展的策略集合来控制网络言论,所以对于提升中国网络自由的努力也应要相应地多管齐下。如前所述,中国网民正在试图用各种方式摆脱这种控制。支持、鼓励和帮助各种旨在解决问题的不同方面的努力至关重要。最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关键:如果国际企业成员还帮助中国政府寻找更有效的手段来钳制他们的话,中国互联网用户捍卫权利的斗争将变得更加艰难。

• 反审查工具

国会将对那些努力工作开发反审查技术的程序员给予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持,这一点值得称赞。尽管如此,在过去几年内,我在频繁的中国之旅中遇到许多大学生、学者、记者和其他白领专业人士,他们一直令我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绕过审查的工具和技术。

目前没有调查数据能给出线索:已掌握绕过审查技术,或有兴趣于这么做的中国网民的比例有多少。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说明,这一比例应该相对较小,他们多集中在互联网行业,属于技术娴熟的精英群体、被查禁的宗教团体和政治活跃人士中。而中国大部分的网民都不知道如何访问被屏蔽的网站。

因此,资助软件开发的应该伴随着同样坚实的教育和向更广泛的中国社会群体的延伸,而不应局限于那几个群体。(这段的逻辑是什么?这段就是说光资助翻墙软件是不够的,还要教育大多数。可能美国之音应该开一个”如何翻墙“的专栏节目?)

• 匿名和保密工具

在我和中国的记者、人权人士、律师、博主和学者交往中,我发现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在如何避免在线监控、如何加密电子邮件、如何检测并清除电脑上的间谍软件,以及如何对付最基本的网络攻击方面都令人惊讶地无知。应用汉语的有文化亲和力的技术,辅以强有力的教育与培训,这些都是急需的。而最近对中国Gmail用户的攻击只是突显了紧迫性。

• 获得,保存和分发被审查内容

正如我已提及的,许多中国互联网用户在内容被屏蔽前就下载并保存了它们,却是以即兴的和无组织的的方式。如果有时间、资金和技术支持来创建一个可搜索、易于访问和安全的备份库存储这些内容将极有价值。

•  支持“对抗研究”

目前为止,致力于将中国审查政策的细节曝光的临时性团体主要通过以下两个平台公布其调查结果:Google文档和Wikileaks.org。如果Google关掉Google.cn并减少或关闭其在中国的运营,Google文档是否可以在中国继续使用还不清楚。Wikileaks.org 也面临带宽和资金困难以致时常不能访问。中国的对抗研究者们在寻找一个安全、可靠并且可访问的平台来传播他们的工作成果,这方面他们可能需要帮助。

•  企业的责任

为确保美国的在华互联网企业能够为其用户和客户的人权承担应有的责任,必要时,我支持成立合法的志愿组织。


o 全球网络倡议

2008年,谷歌,雅虎和微软迈出了重要一步,加入了全球网络倡议(GNI)。这是一个指导各个公司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内 (ICT) 须保障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的行为准则。34

《全球网络倡议》 可以帮助企业坚持对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的价值标准的共同承诺,也同时意识到不存在没有政治困境和伦理两难的市场。就像企业对污染环境和雇佣童工具有社会责任一样,美国公司也要承担不合作压制和平言论的责任。

GNI的理念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至上:在所有的市场中,人们总会从互联网和移动技术中获取利益。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意识它们的业务和技术决策对人权的影响,即使这些公司所在的国家采取了至少一种形式的上述网络控制措施,这些企业还是能做很多好事。

正如企业要考虑环境风险和劳工问题一样,所有的互联网和电信企业在作出进入市场或产品开发方面的决策时,都应包括人权风险评估,这是社会合理的期望。

GNI由人权组织、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和像我这样的学者在内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组成。它的目标是,帮助这些公司做正确的事。当这些公司在提供延伸的互联网通信和移动接入服务时,它们的工作能让人民从这种互联中获益最多。


这项原则的实施准则和责任框架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商业模式,包括硬件公司和网络服务提供商(ISPs),前提是这些公司选择加入GNI。正如委员会所知,参议员Dick Durbin已向三十家致函敦促他们加入GNI,我们也期望在不远的将来就能与他们的合作。然而目前GNI与雅虎、谷歌、微软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这三家是倡议的发起者。很明显,参议员Durbin联系的三十家公司,尽管他们的商业模式、技术和地理位置都大相径庭,类似的是它们都在冒着不同程度的人权风险。

他们有责任至少要考虑一下是否加入GNI,如果他们选择不加入,也应找到其他适当的策略和做法应对来解决与他们的产品或服务有关的不可回避的人权问题。


o 立法

应该意识到完全无法连接要比有审查的连接更糟糕,同时,也应意识到许多信息通信技术都有两面性,既可以用于安全和符合法律程序的需求,也可以用于镇压。因此如果有清晰的记录表明这一政权将这些技术用于镇压和平的政治异议人士,应该阻止美国企业为中国政府及分支机构提供审查和监控技能。

重要的是,不管怎样,法律的制定应具有足够弹性,以适应信息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这些领域复杂和多样的本质特征,还要包括许多新兴的小企业,以及一些很难预先定义、分类或预测的革新。同样重要的是,任何与信息通信技术有关的人权的法律,都应有全球眼光,考虑到信息技术企业会在几乎任何市场上都可能面临人权方面的困境,无论所在地政府表面上被认为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


o 对受害者的法律援助

如果人权受到损害的受害人或法人可以更容易地在美国法庭对美国公司提起诉讼,那些与极权政府合作进行监控和审查的的公司就会碰到更多的阻碍。


o 对社会责任的创新给予激励

应该鼓励企业开发增强用户避开审查和监控的能力的技术和功能,帮助用户更好的了解哪些个人信息被储存以及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

结论:

中国近4亿的互联网用户中有许多都参与了有关他们的社区问题、公共政策的利害关系以及国家前途的激烈辩论。

不幸的是,由于政治性的审查和监控,这些公开讨论被歪曲、片面化和操控了。中国人民为他们国家的成就而自豪,通常拒绝接受外部的批评,即使他们同意批评中的某些观点。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的极权主义只可能通过中国人民在内部的认识和建设才能转向民主之路。在帮助中国的“网民”进行关于他们未来的不被扭曲的、不被审查的讨论上,美国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人民,而是帮助中国人民来把握自己的未来。


Notes:[注释]
1 A new approach to  China, by David Drummond,The Official Google Blog, Jan. 12, 2010, at:
http://googleblog.blogspot.com/2010/01/new-approach-to-china.html.

2  A new approach to China: an update, by David Drummond, The Official  Google Blog, March
22, 2010 at:  http://googleblog.blogspot.com/2010/03/new-approach-to-china-update.html

3 Testimony of Google Inc.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the Subcommittee on Africa,  Globa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ebruary 15, 2006, by Elliot Schrage, Vice President,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Google Inc., at:
http://googleblog.blogspot.com/2006/02/testimony-internet-in-china.html;  and Testimony of Michael Callahan,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Counsel, Yahoo! Inc., Before the Subcommittees on Africa, Globa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and Asia and the Pacific, February  15, 2006, at:  http://yhoo.client.shareholder.com/pres/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187725

4  “Chinese State Security Arrests, Indictments Doubled in 2008,” Dui Hua  Human Rights Journal, March 25, 2009, at:http://www.duihua.org/hrjournal/2009/03/chinese-state-security-arrests.html

5 2009 Annual Report,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t:
http://www.cecc.gov/pages/annualRpt/annualRpt09/CECCannRpt2009.pdf

6 See Access Denied: The Practice and Policy of  Global Internet Filtering by Diebert, et.al. (MIT Press, 2008). Updates  and new country reports are posted regularly at the Open Net Initiative  website at: http://opennet.net

7 “China” research profile by  Stephanie Wang, Open Net Initiative, published on June 15, 2009at:  http://opennet.net/research/profiles/china

8 See Race To the Bottom: Corporate Complicity  in Chinese Internet Censorship by Human
Rights Watch (August 2006),  at http://www.hrw.org/reports/2006/china0806/. Also “Search
Monitor  Project: Toward a Measure of Transparency,” by Nart Villeneuve, Citizen  Lab
Occasional Paper, No.1, University of Toronto (June 2008) at
http://www.citizenlab.org/papers/searchmonitor.pdf

9  For more details see “China’s Censorship 2.0: How companies censor  bloggers,” by Rebecca MacKinnon, First Monday (February 2006) at: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378/2089;  and “The
Chinese Censorship Foreigners Don’t See,” by Rebecca  MacKinn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August 14, 2008, at: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1865176983837575.html

10 See  Tracking Ghostnet: Investigating a Cyber Espionage Network, by  Information War
Monitor (March 2009) at  http://www.nartv.org/mirror/ghostnet.pdf

11 “Chinese human rights  sites hit by DDoS attack,” by Owen Fletcher, ComputerWorld, January 26,  2010, at:  http://www.computerworld.in/articles/chinese-human-rights-sites-hit-ddos-attack

12 “National Day triggers censorship, cyber  attacks in China,”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September 22,  2009 at:  http://cpj.org/2009/09/national-day-triggers-censorship-cyber-attacksin.php

13  “China Squeezes PC Makers,” by Loretta Cha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8, 2009, at: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4440211524192081.html

14  China's Green Dam: The Implications of Government Control Encroaching  on the Home PC, Open Net Initiative bulletin (June, 2009) at:  http://opennet.net/chinas-green-dam-theimplications-government-control-encroaching-home-pc;  Analysis of the Green Dam Censorware System, by Scott Wolchok, Randy  Yao, and J. Alex Halderman,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ivis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une 11, 2009, at:
http://www.cse.umich.edu/%7Ejhalderm/pub/gd/.

15  “After the Green Dam Victory,” by Rebecca MacKinnon, CSIS Freeman  Report, June/July
2009, at: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fr09n0607.pdf

16 “China Clamps Down on Internet Ahead of 60th Anniversary,”  by Owen Fletcher, IDG News Service, September 25, 2009 at:http://www.pcworld.com/article/172627/china_clamps_down_on_internet_ahead_of_60th_anniversary.html ; and “China: Blue Dam activated,” by Oiwan Lam, Global Voices  Advocacy,
September 13, 2009 at:  http://advocacy.globalvoicesonline.org/2009/09/13/china-blue-damactivated/

17  “China tightens control on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by Zhao Chunzhe,  China Daily, December 14, 2009,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12/14/content_9174767.htm

18  “China: Online protest against CNNIC,” by Oiwan Lam, Global Voices  Advocacy, December 22, 2009 at:  http://advocacy.globalvoicesonline.org/2009/12/22/china-online-protest-againstcnnic/

19  “China: More than 100 thousand websites shut down,” by Oiwan Lam,  Global Voices Advocacy, February 3, 2010, at:  http://advocacy.globalvoicesonline.org/2010/02/03/china-morethan-100-thousand-websites-shut-down/

20  “China Further Tightens Rules for Domain Name Owners,” by Owen  Fletcher, PCWorld, February 23, 2010, at:
http://www.pcworld.com/article/190013/china_further_tightens_rules_for_domain_name_owners.html

21 “What Internet? China region cut off 6  months now,” by Cara Anna, Associated Press via Yahoo! News, January 19,  2010, at:
http://news.yahoo.com/s/ap/20100119/ap_on_bi_ge/as_china_internet_blackout

22  “Blogger describes Xinjiang as an 'internet prison',” Josh Karamay, BBC  News, February 3, 2010, at: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8492224.stm

23 For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Yahoo! China case see “Shi Tao, Yahoo!, and the  lessons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presented December 2007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hinese University,  Hong Kong, at: http://rconversation.blogs.com/YahooShiTaoLessons.pdf

24 Breaching Trust, by Nart Villeneuve,  Information Warfare Monitor and ONI Asia Joint Report (October 2008),  at: http://www.nartv.org/mirror/breachingtrust.pdf

25 “China’s  Guerilla War for the Web,” by David Bandurski,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2008, at:  http://www.feer.com/essays/2008/august/chinas-guerrilla-war-for-the-web

26  “Astroturfing describes the posting of supposedly independent messages  on Internet boards by interested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term is used to describe formal public relations  projects which deliberately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are  spontaneous and populist reactions. The term comes from AstroTurf --  the fake grass used in many indoor American football stadiums. The  contrast between truly spontaneous or "grassroots" efforts and an  orchestrated public relations campaign, is much lik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grass and AstroTurf.” From  http://www.answers.com/topic/astroturfing

27 “How China polices  the internet,” by Kathrin Hille, Financial Times, July 17, 2009 at:
http://www.ft.com/cms/s/2/e716cfc6-71a1-11de-a821-00144feabdc0.html

28 “2009 Prison Census,”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as  of December 1, 2009) at:http://cpj.org/imprisoned/2009.php

29  For an excellent portrayal of Chinese Internet culture and its  contentious, playful nature see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by Guobin Y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30 “A  technical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Green Dam Youth Escort” censorship  software,” posted June 2009 on Wikileaks.org at: http://wikileaks.org  /wiki/A_technical_analysis_of_the_Chinese_%27Green_Dam_Youth-Escort%27_censorship_software  (At time of writing the page cannot be reached due to bandwith and  funding problems at Wikileaks.org)

31 “GFW Engineering Team Name  List,” posted to Google Documents in January 2010 at:
http://docs.google.com/View?docid=0Ae8NBXfKeGvqZGR0am1yeGRfMWhyZDljcWY4

32  “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by Michael Wine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2009, at:  http://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

33  “Charles Zhang: Without Reform There is No Way Out” by Xiao Qiang, China  Digital Times,
February 4, 2010, at: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0/02/charles-zhang-%E5%BC%A0%E6%9C%9D%E9%98%B3%EF%BC%9Awithout-reform-there-is-no-way-out/

34 See http://globalnetworkinitiat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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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杂志书评:停滞的当下:中国发展陷入泥沼?

原文:Present at the Stagnation
译文:停滞的当下:中国发展陷入泥沼?
评裴敏欣《掉入陷阱的中国转型:发展型专制国家的局限》

 

作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作者简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主任
原文来源:2006年外交事务杂志7/8月刊
译文来源:台湾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通讯
翻译:柯洛漪
校订:twitter ID:Freeman7777 



中国的发展停滞了吗?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部高级研究员兼主任裴敏欣认为中国从共产主义朝向民主的转型停滞了。他的论据是,中国政府缺乏问责制、行政机构虚弱 无力、腐败蔓延和压制行为盛行。裴氏举证的事实都很精准,可他对它们重要性的解读确是有疑问的?

在裴氏之前,关于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政府的前途共有三种主要的理论:(1)它将走向崩溃,(2)它将迎来民主化,(3)它将延续威权统治。大多数 中国问题专家都同意这三种主流理论里面的一种。第一种观点是在章家敦《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中明确表达的。章氏描述了裴氏举证的大部分问题,而且还列举了更多的例证:其中有具有颠覆性的宗教社团、少数民族的怨恨不满、财政赤字、 因入世即将到来的农业及工业就业岗位的丧失、危险且有毒害的假冒伪劣商品、欺诈的股市。他预见不满者的一场革命起义将会推翻中共。章氏作为律师曾执业上 海,他亲历了谎言、欺骗和社会堕落,感到国家再也无法像这样继续下去了。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仍依然如是。

Bruce Gilley则提出中国必然会民主化的论点。在《中国的民主未来:它将如何发生并将走向何方》(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一书中,Gilley正视绝大部分裴氏和章氏所目睹的中国的各类问题。但是,他也考虑到当前中国一些有价值的事物。这包括了有一世纪之久的民主 价值观的传统和一个庞大的新兴中产阶级。他像裴氏和章氏一样,也主张目前的威权政权是与一个现代经济社会的需要不同步的,但也认为中共政权的对手太虚弱 了,是分化的,且分散各地,不足以推翻它。因此,Gilley根据关于成功民主化所需条件的社会科学理论,主张领导层及社会中的支持民主的人士在未来的权 力斗争中会走到一起,使中国走上民主转型的道路,并在一个颇有能力的国家官僚机器的帮助下,使民主得以巩固。

第三种理论,即有具有韧性的威权统治说,见黎安友发表在《民主杂志》2003 年1 月刊“中国的权力交接专刊”上的《威权主义的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一文,却比前两者更强调中共政权的实力。这种理论并不否认中国的问题,却指出中共在2001-2002
年进行了有序的权力交接,推出了一代新的有能力的技术官僚。他们宣布了要纠正诸如农民贫困及资不抵债的银行业等问题的计划。中共通过经济增长、技 巧娴熟的镇压和宣传,以及使民族主义的公众扬眉吐气的外交政策的胜利,继续获得民众的支持。中共政权既没有崩溃,也没有民主化的迹象。

裴氏贡献了一个有价值的第四种见解。他拉入了由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不断下降的实力以及越来越高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性的部分近期论战的内容,那些 问题被称之为新左派的学者们归咎为是出卖中国资源以及自主性给外国人所造成的结果。许多参与讨论的中国学者都是新威权主义者 (neoauthoritarian)。裴相反却是一个民主派。他认为,中国应朝着「一个市场经济,以及或许是有可能出现的,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的方向 前进,而它无法做到是因为政治制度仍然是欠发达的。(此处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受塞缪尔‧亨丁顿(Samuel Huntington)《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的影响,裴氏感谢亨丁顿的教诲及启发。)

裴氏专门用了四章来披露邓小平时代及后邓时代改革的薄弱之处。当监视中国今日政治结构的时候,他发现其立法机构是低效的、法院是不独立的、村民选 举鲜少具有真正的竞争性并且该政权还镇压政治异议人士并控制了互联网。在经济方面,他说,中国备受称赞的渐进主义的改革已产生了一个劣等的体制 (bastard system),在这个体重中是官僚而不是市场设定了某些商品的价格;银行因政策性贷款而产生大量亏损;亏损的国有企业在关键部门占据着支配地位。此外,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该政权不能在工作场所的安全、教育、公共卫生和洁净的环境等方面满足公众的需要,公众对它的支持和拥护很弱,结果是它面临到了农民 与城市失业者的不满。

核心问题则是腐败,裴氏把其描述为 “地方性的”和“系统性的”。无论是改革的失败还是成功似乎都在鼓励这类行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权力下放,并且更具有掠夺 性了。分权化的措施,目的是要刺激积极性,但这反而导致了更多的地方官员频繁的贿赂行为出现。由于政府的干部是对政权的寿命持有悲观态度,他们就有动机在 他们有能力的时候去捞钱。因此,裴氏说,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与犯罪团伙结盟的“黑手党政府”("Mafia states")。党不是靠执行廉洁才维持统治的,反而是通过恩庇体制来求得生存的。由于日益繁荣,政治精英就可以从资源中牟取最大利益而不需要压榨暴发 户们。因此,政治阶层并没有动机去进行真正的改革(不需要因为财富再分配方面的动机去发动改革措施)。

裴氏总结,如果中国仍然坚持目前的道路,它会“冒着陷入到‘局部改革’均衡('partial reform' equilibrium)的风险里”。”局部改革均衡的概念是不准确的:何时才叫完整改革而不是部分改革?如果有一个均衡存在,那么问题又是什么呢?但是 这句话准确地传达了裴氏的关注,他认为改革已经停滞,而这也是身在中国的一群人共同的一个关注。在1987-88年的时候同样的感觉也是在中国普遍存在 的,这种普遍心态帮助触发了1989年的全国性学生、工人示威。根据裴氏的说法,对党在1990年代合法性起到关键作用的进步感现在已经消失了。

他们有个计划

 
这些都是真的,对于那些认为中国到处大兴土木、出口兴旺的人士来说,这是一服有用的清醒剂。但对裴氏极力强调的论点,须在两个层面上详尽研究。第 一,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一个朝向充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转轨就正是中国政权所要奔赴之路?邓小平拒绝西方式民主,说他仅需要能够提升管理效率的政治改革。裴氏 引用了邓的话,但似乎更着重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于1986-1987 年为探索政治改革而成立的一个研究团体的文件汇编。我们知道这份汇编,是因为赵紫阳的一位秘书后来到了西方,并对此过程写了一本书。这个研究团体听到了一 些激进的主张,若其得以推行,有可能真正使中国民主化。我们并不知道赵紫阳本人对这些主张有多么强烈的兴趣。无论如何,赵在1987 年中共13大上有关政治改革的提议是温和的。天安门事件和苏联崩溃接踵而至,使掌权的领导人(不再包括赵紫阳,他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就遭软禁了)猛醒,必须 牢牢握权、严加控制。没有证据表明,江泽民或胡锦涛的政治局中有谁真正倾心于这些有可能让党外人士向其权力挑战的改革。

总而言之,依我之见,裴氏心目中「仍在孕育」的政治改革,绝不会超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提高管理水平、控制下的协商程序之类。经济改革亦是如此。裴 氏在书中第三章所使用的「充分市场化」这个概念(极少或没有国家对价格的控制,甚至在战略性产业中极少或没有国家的垄断,在银行的信贷活动中极少或没有政 策性干预)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中共打算想要的东西的一部分。而且,像朱镕基、温家宝之类的经济改革家,是想通过让中国经济有控制地在国内 外市场力量中经风雨、见世面,从而产生一个少而精、更有竞争力,于是也更强大的国有经济。国内外市场力量对中国的影响,是由一个高度现代化的专业的国家调 控机构所紧紧控制着的。因此,当大部分价格开放之时,关键商品和因素(诸如能源、铁路运输,还有如裴氏所指出的,劳动力、房地产和信贷)的价格并没有放 开。当成千上万家弱小的国有企业倒闭或私有化之时,一千家左右最强也最具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被挑选出来,按其需要得到国家的帮助,使之生存、生长和兴旺。 当有些国有银行被允许让国外银行购买其少量股份之时,银行仍是国家所有,并继续支持国有支柱企业和国家优先的基础设施投资。

一句话,中共政权从来也不打算无所作为、坐等全球化把它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给冲垮。当然,有人会说该政权的如意算盘是误入歧途的,因为它与西方 关于市场化和民主的不可避免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相矛盾。可能如此。但这正是中国尝试的生死存亡攸关之处。从哈萨克斯坦到伊朗的专制政权们正在关注:中国是否 能证明一个威权政权可以通过现代化来繁荣兴旺。像“陷入困境的转型”这样的见解,意味着中国领导层并不接受的一种目的论,那种观点更需要去对它进行辩护而 不是对它进行假设。裴氏论点的第二个问题,比较不那么有理论色彩,而更与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关。裴氏列举的事实是无误的,但它们并不构成有关中国实情的一幅 全景。或许谁也无法在一篇宏论中就囊括像中国这么一个巨大国家的错综复杂性和种种矛盾。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全盘否定的见解都忽视了中国正在纠正的许多事 情。比如,中共政权宣布取消了把农民圈在农村不得问津城市的工作及优惠政策的户籍制度、取缔了随意扣押城中暂住者的「拘押收容所」、终结了会扩大城乡收入 差距的农业税,它还打算把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地从出口转向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温家宝总理最近宣布了计划,要为一至九年级的学生提供义务教育、改善农村的医 疗条件,并加强对农村土地权利的保护。

和中国的一贯做法一样,任何新的改革都只是部分的,美好的口号难以得到兑现。各地的地方抵制、官僚机构的反对,再加上资金匮乏使得执行缓慢,有时 完全失败。然而,我们的怀疑应有节制。这些新宣布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政策的创新,在三十年的期间内已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当然,它正如投资公司所言,过去 的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实效。但最近宣布的改革确实至少表明了,中共政权已经知道其正在变动的社会中的严峻局面,知道了它自己在治理中的缺陷,并正在采取 步骤去纠正失误——至于成功与否,则只有时间才能验证。

裴氏研究的本身确实就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证实着这个事实。他用来告诉我们中国面临的难题的来源,绝大部分出自中共政权自己的媒体和研究部门。裴氏 关于腐败和机构软弱无能的消息,部分来自党的内部报告,但大部分源于公开发行的中国报纸、经济杂志、国家计委报告、国家统计年鉴、社会科学机构的民意调查 (裴氏应告诫读者,这些调查的采样技术极少能达到科学的标准),源于中国新闻网和官方新华通讯社的网站。

裴氏在梳理这些信息来源时下了一番功夫。但我们也需要深思一点,这些来源为中共政权的病情提供了如此丰富的信息一事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媒体和研究 机构仍是国家或党所有的并受其指挥。它们以日益加强的自主性在运作,只要在党的指导框架之内就行。一旦越规,记者或学者被开除,有时还要坐牢,出版物或机 构被关闭。是否记者和学人大量地离心离德,该政权审查不及,无法防止他们发表大量负面的消息?更有可能的是,宣传当局使用这种报导和研究的渠道,来收集新 发生问题的信息,以警告干部们改善其作为,向公众表明党正在为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工作。与中共政权的其它政治策略一样,这些举措是否有效,还有待时日证明。 但同时我们应得出结论,中共政权正在积极纠正裴氏所看到的这些问题,因为它本身也看到了。

同样,裴氏所指出的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更加动荡不安了,也不能证明说政权正处在分崩离析的危险之中。非政府组织正在施压给政府要求在诸如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以及环境问题上采取官方行动,法律援助机构正在帮助农民工起诉企业和政府机关,退休人员和失业工人正在上访要求退休金以及养老金,新闻记者正在用 矿难和强迫征地的报道诘难地方官员——这些力量都在给中国的各级官员造成挑战,但是它们是在威胁政权,还是在巩固政权?或许说什么都还为时过早。但是,提 出问题是在提醒人们,任何政权都是一座错综复杂的多层建筑,中央当局的利益并不总是和腐败无能的地方官员甚至高层官员是利益一致的。社会不满情绪在压抑过 久之后一旦冒出表面,可能颇为吓人,但是它也可能有益于政权生存下去方面的利益,问题就看是如何处置了。

依我之见,最要紧的是,裴氏忽视了我视之为今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因素,党中央精英的权力和团结。独裁体制的命运与其说是由其社会来决定,还不 如说是由其自身来定。如果威权政权核心领袖团结一致,对其自身有信心,并保有军队和警察的支持,它们就能幸存。西方分析人士和中方分析人士一直在扫瞄因权 力之争或原则之争而进行派系斗争的迹象。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见到胡锦涛治下有这类斗争在实际发生。从所有表现来看,胡已经巩固了他的权力。

接下来呢? 

 
当然,政治不会是一潭死水。除了Bruce Gilley之外,其它三种理论在预测下一个转折将发生什么上都做得不好。Gilley则预见民主转轨成功,民主政体巩固了自身,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皆 大欢喜。在章氏的理论中,不清楚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民主化?新的专制政权?具有韧性的威权统治一说,要看渐进主义的调适性做法到何时才能真正改变该政权 的性质。裴氏关于中国如何跳出转型陷阱的主张包括民主化(他担心此举会失控,导致社会震荡)、政权崩溃,或“权力的下放”("devolution of power"),即他似乎是指中国部分地、事实上的联邦化成各地的自治,各自摸索尝试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

不管怎么说,即使是对目前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进行最睿智的分析,要想精准预测变动的方向也只是一种幻想。社会中的重大变动,正如中国过去充分展示 的,通常都是分离的。
历史中的实际变动——中国当然如此,或许到处都是一样—时常是反意的。不管人们认为中国今日正在发生着什么——正在崩溃?正在进行民主化?正在实 行具有韧性的威权统治?或是处于停滞状态?——人们仍应该问一下什么会使那种进程出轨。可能改变目前趋势方向的事件多不胜数,但有两个事件蔡拥有足够的力 度能在未来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首先是美国经济急剧削弱,它会毁掉许多中国人的生计,搅乱中共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其次就是台海战争,这场战争视其 进程和结局来定,会巨幅的改变中国内部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利益和态度。再想得多一些,不定因素还有朝鲜半岛的战争,以及应对失措的流行病。有可能对中国 政治体制造成冲击的外部因素的简短列表,提醒我们记住我们已知的某件事,那就是中国的和我们自己的未来之间已经发展出的那种密切的相互依赖。

尽管美国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很可能是边缘性的,但去反思美国领导人对于他们乐于见的中国未来的那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态仍然是件有趣的事情。民主、繁 荣、安定、自由、法治——如果好事都聚在一起,那美国的政策决策人士就没有什么困难的抉择可做了。但是因为变动是有风险的,美国的政策却似乎想要鱼与熊掌 兼得——既想要维持中国的独裁政权因为北京当前这个政府是一个熟悉的对话者;又想要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化。据说中国领导人很担心美国是否乐于见到中国发生一 场「颜色革命」。在此点上,答案应是美国领导人自己也都不知道。

注释: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译者的“译者频道—深度分析”专题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看中国”索引。

Las lagrimas de tus hermanos zine

Bueh, un gusto presentar y subir este zine hecho por un amigo de vieja escuela en cuanto a la "escena" hxc punk tandilense, Ariel o como muchos lo conocen: "el mochi" (de la epoca en que habian pocos hxcores en tandil y andar con una mochila y pantas anchos, y ademas no ser "esteticamente" punk como tradicionalmente se ha estereotipado dicha figura, era una rareza para esta ciudad serrana).
Siempre he tenido la convixion de que un zine se debe hace desde el sentimiento, desde las emociones... sino terminan siendo un simple conjunto de papeles que asemejandose a cualquier revista dominical de un diario capitalino o local. En el zine se plasman los sentimientos a partir de los escritos (ya desde la editorial se plantea la bronca a canalizar, pero se deja abierta una puerta para un cambio de animo...).

Aca va el primer numero... scanneado y listo para imprimir (en formato A4 viaja)


Contacto del zine: laslagrimasdetushermanos@hotmail.com

Despues lo subo a algun hosting (medifire) ....

Imprime, Fotocopia y Distribuye
Reenvia y Distribuye
Sin fines de lucro, material cultural.
totalmente copyleft!....

金融时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

译文:金融时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

作者:金融时报记者
发表时间:2010-3-29 22:37
译者:ben
校对:@xiaomi2020


图:革命中的孩子:20世纪70年代宣传海报中的年轻人。近来,中国的“太子党”已成为金融行业的“红小兵”。 

在中国新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新天域资本(New Horizon Capital)是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一家。这家公司管理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其稳定的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 但是,光看其北京总部,你是万万猜不到这些的。

这家公司在金宝大厦(Golden Treasure Tower)的大堂内没有标识牌,这座大厦不过是靠近昔日的皇权中心——紫禁城——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只有看到了门上小小的几个中文字:新天域成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我们方能确认这是该公司位于大厦十二层的简易办公室。

这家公司并不需要豪华的套间,因为它有着中国最值钱的资产。这就是温云松Winston Wen),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商学院的MBA,为人低调,长相酷肖其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

年轻的温云松先生和新天域资本是更为强势的太子党的“红小兵” 。太子党在中国本土兴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里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家资产和为私有公司提供融资获取暴利。

2009年,据汤姆逊-路透公司统计,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交易达到36亿美元,占亚太地区的三分之一。但是业内人士说市场潜力比此数据还要大得多。 

据业内人员透露,太子党的主导优势,排挤了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关系不过硬的公司。这种情况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原因有二。首先,私募股权基金在经济现代化和为资本匮乏但是有良好前景的公司提供融资渠道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唯有这个行业以专业化的和竞争性的方式运行,各方才可受益斐然。 

第二,一些当权者担心太子党在私募股权基金中的主导地位会带给公众更为恶化的中国高层裙带纵横、权力无序的形象 。在如此不透明的威权体系里,缺乏民主社会中有群众基础的合法性,此种担忧难以驱散。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最近在网上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91%的回复者相信所有的富有家族都有政治背景。

在接受上述报纸的采访中,审计署前任审计长李金华说,官员子女和亲属快速增长的财富“是群众最不满意的”。他于1998-2008年担任反腐高级官员,获得了普遍的尊敬,这个月他对《人民日报》记者说,“从现在揭露的很多案件都能看出来,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

很多精英阶层的子女在西方接受教育,在过去15年里,他们中的多人被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后者希望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更有保证,或是能获准承销国有公司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项目。很多外国投资者知道,聘用高级官员的亲属作为顾问或员工,能够冲破地方利益团体的官僚体制的阻碍和抵抗。

但是,如今,那些机构和投资者争抢着投资曾经为其打工的的太子党的私募股权基金。“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士最好的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资银行,但是现在经济实力发生了改变,”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透露,“现在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我现在有权了 ,生意都在我这儿,所以你们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占大头哦”。”

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名声显赫的太子党包括李振智(George Li),曾在美林和瑞银工作过的前银行家,MIT斯隆(Sloan)商学院的MBA,其父李瑞环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3年曾任中国的高级领导之一。据相关人士透露,他的另一个儿子李振福(Jeffrey Li)最近从诺华制药中国区主管的位置上辞职,进入私募股权基金行业。

业内的银行家和私募基金投资者说,按照媒体报道和业内人士所透露,Wilson Feng 是党内职位排名第二的吴邦国的女婿,他在两年前离开了美林,成立了一家与国有核能集团关联的基金。2006年美林之所以能承销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的项目,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Wilson Feng 功不可没。

私募领域的其他太子党包括李彤(Li Tong),她是九大政治局常委之一李长春的女儿,李长春主管宣传和传媒。据三名相关人士透露,李女士现在掌管着香港中银国际的一家私募股权基金,业务也集中于媒体领域。前任副总理曾培炎的儿子 Jeffrey Zeng,曾就读斯坦福大学,也设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基金。 

“现在是中国金融行业的关键时刻,”一位位于北京的外资银行主管说道,“但是,我非常担心外国人和其他有才能的中国人被太子党和其他很有背景的人拒之门外,后者试图主导中国的私募市场。”

政府一直鼓励本土私募行业的发展,但是对批准成立基金卡得很严,投资需要在无数的政府机构中打通关节。邀请高层领导的亲属加入管理层,可以帮助私募基金克服这些障碍。

很久以来,太子党一直被怀疑利用政治资本获取个人利益,在最后以血淋淋的军事镇压告终的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中,这个问题就激起过民众的愤怒。但是北京政坛内部人士认为,有两个人为这野心勃勃的一代开路,培育出了金钱和权力的紧密结合的现代化前景

很多外国投资者对前任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Levin Zhu)和前任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都很熟悉,他们曾经在一些大型外企中工作过,或者与之合作成立过合资公司。过去二十年里,他们的父亲们助力完成了最为重要的市场改革,包括让中国成为WTO成员国。

朱云来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于20世纪90年代末回到中国,精心安排了对中金公司实质上的收购,这是一家合资公司,摩根斯坦利持有大约34%的股份。

江绵恒号称拥有费城德雷克赛尔大学的电气工程博士学位。20世纪90年代早期返回上海,他受到了外国投资者的追捧,他们认定他是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合资伙伴。现在,他控制了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个运营上非常类似于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资公司。

随着其父辈在2003年的退位,江绵恒和朱云来的影响力在消退。但是,作为“第三代”技术官僚领袖的孩子,他们为当今太子党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一位和很多太子党打过交道的人士评价,“这两位确实给了大家这样一种印象:红色家庭治理国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年轻的一代太子党开了绿灯,刺激他们将金条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管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一些分析人士和从业人员表示,把外国人和其他竞争对手排挤出去,由太子党独占这个市场,在管理技能或财务纪律上,不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好处。

“私募对太子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因为通过各种关系,你可以在IPO之前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上一大笔,”西北大学的史宗翰(Victor Shih)教授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来钱之道,每个人都会因为他们的关系网而支持他们。每个人都乐意这样做,以期从高层领导那里交换潜在的优惠条件。”

一些和私募领域的太子党关系紧密的人士说,他们经常感到他们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无论他们怎样优秀或是努力工作,公众都认定他们的成功纯粹是依靠裙带关系。但是,一些在中国投资领域重要的实际操作者认为他们虽然从家庭关系中受益,但是其本身的资质也堪当其职。例如,刘乐飞,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的儿子,曾经作为国有公司中国人寿的首席投资官,管理过1万亿人民币的资金。现在他掌管着国有的中信私募产权基金。

《金融时报》无法与文章中的一些当事人或者公司联系,即使联系到了,他们也拒绝发表评论。

因为害怕激起公众的不满和对裙带关系的谴责,有关领导层和其后代的私生活和生意来往的信息属于范围模糊广泛的国家秘密法案管辖之列,这些法案经常用于平息对政权的批评。甚至现任领导的亲属的存在通常都需要严格保密。在中国,用互联网搜索太子党及其活动,经常是遭到屏蔽的。 

大多数太子党生活在北京周围的豪华的门禁森严的社区中,在全国和世界各地都有度假别墅。他们的配偶几乎不会出现在公共场合。年轻的、不是那么谨慎的太子党,在北京开着有军队或武警牌照的豪华跑车,这些牌照可以让他们无视交通规则,也不会被警察拦下。

但是太子党们自身也面临着两难。如果他们的生意过于成功,或者是过于高调,即使是还未出现具体的对不当交易或享有特权的控诉,也有可能会损害他们有权势的父辈们的政治财富。 

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测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们会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

但是在北京,党内小范围的权力斗争可能会加剧,2012年的大规模领导层权力交接的到来将加剧紧张局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更激进的年轻一代太子党们的私募基金活动可能被政敌用作攻击其父辈们的武器。

就拿温云松来说,“你不得不想想,如果他的儿子在充满各种诱惑的金融部门有这么显赫的职位,温家宝可能对一些敲诈勒索让步。如果有人想向温云松泼脏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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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ça-feira, 30 de março de 2010

中国一瞥:修改照片能掩盖历史吗?

原文:Chine.blog: Retouches
译文:中国一瞥:修改照片能掩盖历史吗?

作者:不详
发表时间:2010/01/21
译者: 木木
校对:Wayne


《第一届运动会上的人民解放军》(1952)刊登19771人民画报
  
这是Photoshop出现之前的年代,这背后可能有数十个带着画笔、铅笔、剪刀和胶水的人负责,大家在这里看到,有定格了的微笑,有变绿了的草坪,有变红了的国旗,抹去的农民,添加上去的猪或者烟囱...这些修饰中国共产党出版物上插图的工作,是为了创造出一个理想和完善的中国形象来宣传,这是一项隐秘和匿名的工作,艺术家张大力现在已经走出了那些阴霾。

这些经常的修饰不仅包括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还有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张大力把这些修饰工作分为三类:

-  政治修饰:抹去一些在政治上失势的人...三十年代就有一些苏联的先驱研究《遗失的美学》

-  还有一种美学修饰,它的目标是对现实的升华。最常见的是给黑白的图片染色(啊,这蓝色的天空),而且抹去不和谐的人,或者把不合适的东西整理好(比如一把太旧的枪或者一件过时的衬衫...

-  把好几张图片组合,重新构成根本不存在的现实。比如天空,风景和一个或者几个人就能组成一幅场景。

这些照片讲述了一个“第二历史”来取代“第一历史”的事件,丑陋的或者政治倾向不正确的都需要修正。“没有人了解第一历史,即真实的历史,我们都生活在修正后的历史里。传递给我们的图像和事实如果没有被删除,那就是被修改过的。”张大力说。

这些并列的图片,原图和修改过的,就展示了这两种历史之间的差距。当看到这些人物被那些篡改者独断删除时,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了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强烈的暗讽。至今为止,这些运动的受害者中还有数以百万的人未被发现。而这些对图片的修改,也许,没有少助纣为虐。 

电影能够从我们的角度,让我们看到符合我们意愿的社会,法国著名导演André Bazin 曾经说。而这些图片正从我们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符合他们愿望的社会。那些印刷在报纸和杂志上的图片是这个世界给予我们来了解事实的,但是它们表面上的存在其实并不然。它们也许迎合了我们的口味,但是违背了我们需要的真实公正。的确,那个时代,这种对真相的追求在中国并不存在。真,假...我们可能会以为,对现实做修改调整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在2008年,新华社曾就一件事情公开道歉,关于一张显示一群奔跑的藏羚羊靠近北京-拉萨铁路新线路的假照片。同年,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式,也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的转折点,电视转播了电子数字烟花,汉族被各种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人围绕在中间,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借用另一个姑娘的声音假唱国歌,另外的那个女孩被隐藏在幕后。如果假的更美丽,为什么还要真相?

第二历史在深圳的大山子画廊展览到228日,然后326日至418在广东艺术博物馆独立展出  

这些照片从张大力:第二历史的展览中选出/沃尔什画廊 

在1978年刊登的《毛泽东照片选》中,刘少奇于19594月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形象消失了
《关于刘少奇的记忆》19893/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主席和牧羊人1956年),刊登在19729人民画报上。



电力工业刊登在19531俄文版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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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中国和力拓 钢铁陷阱

原文:China and Rio Tinto: Steel trap | The Economist

译文:经济学人:中国和力拓 钢铁陷阱

力拓案的审判留下了关于中国法治不解谜题

2010年3月29日|香港|从经济学人在线
译者:@jimmyuibe
对力拓四雇员的审判上周在上海开庭时,他们对于第一项指控即受贿的认罪,就使可能不以严厉惩罚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破灭了。即便如此,周一3月29日下达的判决的严厉程度仍然出乎意料。 

这个矿业巨头的4名管理人员——其中三个中国人,一名华裔澳大利亚人——由于受贿和盗窃商业秘密(只有其中一人承认第二项指控)分别被判入狱七至十四年。澳大利亚称,这样的判决“按照任何标准”都是苛刻的。但他们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或者愿意做的。

审判以认罪揭幕令人感到惊讶。力拓此前曾表示,内部审查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然而,否认有罪可能导致受到中国法院更加严厉的对待。由于他认罪了,澳大利亚人被告胡士泰的刑期从12年(受贿罪7年,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罪5年)减少到10年。据说认罪也是为了提高今后的获得赦免的可能性。

一个激烈的时期

法庭接纳控方的指控,即4名男子的行为已经损害中国,迫使它在去年的年度谈判中接受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但价格上涨更可能的原因是需求增加,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需求。但是,去年中国带着限制价格上涨的意图进入谈判,并且因他们没有能力实现目标而感到愤怒。被告在7月被拘留,正是在这个激烈的时期,价格稍稍触及当年早期的低点后反弹,以及力拓刚刚退出了与中铝的一份协议,而通过这份协议,这家中国国有控股公司会大大增加其在矿业巨头中的股份。

这起贿赂案件涉及力拓雇员从较小的中国钢铁企业接受的资金,以换取他们给予直接进入铁矿石交易的机会。在一般情况下,这是通过大型国有控股企业——正如审判中的证据所揭示的那样——经由一种支付体系下达给私营企业的,至少,这种体系低效率而容易滋生腐败。胡先生是力拓中国业务的负责人,他承认收受了小企业的90万美元以交换获取矿石的机会。杜双华,中国最富有的公民之一,一个在政治上有关系的民营钢铁经营者,作证说,他向另一个力拓高管王勇提供了900万美元(究竟是作为付款还是贷款——这个事实是有争议的)。

目前还不清楚贿赂指控是如何与商业间谍活动联系起来的,因为后一项指控是不公开审理的——甚至澳大利亚的外交官也被禁止旁听庭审。根据一些报道,法庭被告知,这4个人已经得到了一份来自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一个会议的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载有他们与力拓和其他大矿商磋商时的谈判立场的细节。取决于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这有可能在这个案子中加剧对他们的不利地位。但是在庭审前,西方矿业的高管曾以为,这4人被视为罪犯,只是因为收集有关他们谈判对手可能的矿石需求的基本信息——这种信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很少被当作秘密的。

越来越多的忧虑

中国当局以及许多公民将坚持说,罪行已经犯下,适当的处罚也已经下达。力拓迅速宣布解雇这4名员工。但他们的案件已经留下了在中国什么构成犯罪,以及其法律适用是否具有一贯性的问题。力拓4名雇员因受贿和接受敏感信息被判有罪,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公司没有一个人因为支付贿赂或提供资料而被指控。跨国公司的本地雇员有可能得出的结论是,一旦他们与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不愉快的后果将接踵而至。

判决之际,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对当地商业环境的看法变得日益悲观。实际上,谷歌由于审查的原因退出中国互联网搜索业务的决定是独一无二的,只在于它是一个特别突出的愿意大声发言的公司。其他公司默默忍受痛苦,害怕报复——伴随着力拓判决,这种恐惧只会增加。中国美国商会3月22日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许多美国公司感到中国市场对他们关起了大门,原因在于歧视性的政府政策和遭受法律制度不一致的对待。

即便如此,力拓已经作出了超越案件本身的努力。本月早些时候力拓同意与中铝在非洲成立一个大型合资企业力拓的老板,汤姆-阿尔巴内塞,也承认他不希望把该公司与中国的关系置于危险之中。这家国有金属公司——已经是力拓的最大股东,尽管增加其在力拓的股份的计划已经作废——表示正在积极寻求在这家矿业巨头董事会占据席位。这实际上将把中国政府的代表送进公司内部。与此同时,今年的新一轮铁矿石价格商定谈判正在进行中,再次——对中国不利的是——世界市场的价格正在上涨。不过,这一次的谈判正在该国以外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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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译] 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Larry Diamond谈中国威权体制转型的可能路径

原文:The Spirit of Democracy
译文:Larry Diamond谈中国威权体制转型的可能路径


作者:Larry Diamond


作者简介: Larry Diamond教授为外交政策、国际援助及民主发展领域的著名学者、顾问和作家。现任史丹佛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主任、胡佛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他担任主编的《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他主持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更是全球民主研究领域顶尖学者与专家最重要的对话平台。
来源:摘自【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一书p.278-p.291

 
译者:林苑珊(《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一书的译者)


@Freeman7777对文中一些术语做了校订
《民主精神—全世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书中文简体版将由张大军先生翻译,国内某出版社会在4、5月份出版,但出版时涉及中国的部分都会被删除



虚假资本主义

如果民主要在亚洲与全世界成功的话,它就必须在威权体制最成功的地区取得胜利。当新加坡的经济傲视所有非民主国家时,中国也已经进入长期的实验, 实验中结合了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威权政体、经济发展与稳定的成长──这些都是使新加坡领导人得以维持长期霸权的助力。

1986年,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命令下,赵紫阳成立任务小组,着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此项任务背后的动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菁英普遍认 为,「要推动经济改革,就得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希望能解决共产党过度集权所造成的效率不彰问题。邓小平自己也忧心忡忡,把改革视为严谨的有效条件。 1987年,他强迫解除党总书记胡耀邦的职务,因为他过于倾向自由改革,对学生示威游行过度包容。但是,接任胡耀邦秘书长一职的赵紫阳,他所信任的左右手 鲍彤也赞同改革者的理想。他们召集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官员」,讨论如何党政分离、引进制衡做法、在共产党内部建立民主机制(包括政治竞争与言论自 由),并逐步建立「草根民主」(在更普遍保护大众公民自由的情况下)。赵紫阳的想法相当大胆,他甚至建议各省人民大会(相当于美国州议会)举行选举竞争, 只是大部分中国省分的人口,都比其它世界各国多很多。他的目标并非「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而是「自由化的共产党体制」(liberalized Communist system),在这个体制下,共产党可以用比较负责与透明的方式治国。

一年后,任务小组上呈一份讨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与急迫性」的报告。即使报告中的建议相当笼统,但邓小平依然提出警告:「我们不能放弃专政统治, 更不得顺应民主化的观点。」1987年10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改革大纲;到了1988年,辩论的气氛稍微缓和。但是,1989年4月,此计划在内部 爆发。中国的大学生与其它人在北京聚集,吊唁胡耀邦的过世,并抗议政府未对其过世作适度的表彰。学生利用和缓下来的政治气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更大规模的 抗议活动,藉以谴责贪腐,并提倡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

最后,「中国当时总计434个城市,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城市」的学生、知识分子与工人,加入这场大规模示威。光是在北京,就有超过10万名 示威者呼吁民主,这使得共产党相当恐慌。5月20日,政府宣布戒严,后来在6月4日,中国当局以血腥的军事攻击净空天安门广场,并镇压民运活动。赵紫阳与 其它自由派改革者遭到整肃、下台的命运,而鲍彤则判刑7年。中国共产党历经一场「濒死经验」,再加上东欧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中国领导菁英禁止在可预见 的未来从事任何民主改革。

今天中国的开放与多元,是1980年代与天安门事件后所难以比拟的。过去激进的意识型态——事实上几乎都是共产党本身的意识型态——已成往事。共 产党已张开双手迎接富裕的资本家加入,并在省政府里策略性安插终身共产党员,而国营事业的经理人也已成为富裕的资本家。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氛围、对运动与监 督的严格管控,已由「微调后的『选择性打压』策略所取代,从此只针对公开挑战…… 当局,不为大众着想的人。中国是少数容许同性恋与跨性别装扮的威权国家,但仍禁止政治异议人士」

共产党政权依然相当残暴,每年官方处决5千到1万2千人,高于其它世界各国的处决人数总和。记者、律师、公民社会运动人士、知识分子与其它挑战制 度的人,容易遭受逮捕和囚禁(或软禁)。但是,中国的独裁体制逐渐变得成熟,渗透组织、收买企业人士、教授、知识分子与学生,派遣3万名受过训练的「网络 警察」过滤网站、网页与电子邮件。后者有一个极具企图心的目标,希望尽力肃清网站的「有害信息」──可能被用来「在国家陷入危机时颠覆政权」──据估计有 1亿4千万中国使用者(包括3千4百万中国部落客)会看到这些信息。如今,中国的网络工具已经可以挡掉「颠覆」等字符串,以及「民主」、「人权」、 「FLG」(反共产党宗教运动)与「6月4日」(1989年政府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的日期)等关键词。夹带着本身庞大的市场力量,中国当局警告谷歌、 雅虎与微软等国外企业必须自我审查。思科在1998年帮助中国建构因特网时,已经遭「指控帮助政府当局设计程序,使他们得以渗透并监督网络。」2004年 以后,中国以更激进的渗透方式加强因特网的审查,同时,海外的民运人士则发动「网络斗争」(cyberstruggle)以规避中国的审查。

人们有很多理由去相信,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很可能名字还叫共产党政府,即使实质已经改变—在中国会持续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经济改革的世代 来说,开放世界最大的市场,已经创造了无止尽的荣景。经济成长率仍然维持8%到 10%(甚至根据官方数字,显示2006年为10%)。邓小平于1978年执政,之后25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增加7倍,约有2亿5千万人民脱离贫穷。报 纸发行量增加3倍,出版书籍的数量增加11倍。今天每2个家庭,就有至少1台彩色电视机;而1978年,每1,000个家庭中,只有3个家庭有电视机。 1975年到2004之间,中国的整体「人类发展指数」改善了50%。如果大部分人民不再执着于共产党意识型态的话,至少看起来他们对体制改善生活水平的 作为感到满意。但是,日子最好过的人,也就最有可能惹麻烦——在企业界刚崛起的都市精英群体、专业人士与大学生。

从许多政治因素可预见,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同时也是专门研究中国的顶尖学者与民主的提倡者)所称的「威权主义的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在许多方面,中国现在的体系,已经大到不再适合由一人主导(如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时代的政权),此外,也比较制度化。领导人的接 班,由程序法规与准则明确定义;并限制任期,以确保权力交替。军方与退休的政党大老,影响力大幅降低。领导阶层的教育水平较高,接受的训练也较完善,在提 拔人才时更注重绩效,比较不会有派系方面的考量。人民有更多方式可以参与决策过程、抱怨决策,从竞争的村民选举(首次在1987年举行)、若干个层级的人 民代表大会,到人民可提出行政诉讼控性告政府单位。

自1990年代早期开始,就已落实其它治理相关改革,以精简政府组织,减少国营事业的国家占股,建立财政法规单位,在政府采购上引进竞标,改善课 税,以及——最近期开始的——整顿过度扩张的银行产业,包括其背负的不良债权(non-performing loan),并囚禁最贪腐的罪犯。芝加哥大学的华裔政治学家杨大利,认为这些改革「有助于改善行政体系的效率、透明度、公平性」与「企业环境」。从黎安 友、杨大利与其它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领导人相当聪明、有能力、务实的和不民主的,这种情况未来势必将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威权体制的转型

但是,多长才算长?中国的共产党统治集团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退出威权统治的舞台。这里存在着四种可能的前景。

威权统治可持续几十年,逐渐从目前的独裁体制,转变成「协商式法治」(consultative rule of law)制度,落实司法独立、公民多元主义与并具有公共参与渠道,但没有竞争性选举,或更具威胁性的交出共产党霸权角色。换句话说,中国的体制将会像邻国 新加坡一样,逐渐变成非共产制度,也较少出现打压的情况。但是,除了两国在国土大小上的巨大差异之外,中国贪腐情况严重普及,因此还看不出来要如何遏止, 除非人民有权力以民主的方式,要求他们的领袖负责。

如果中国真的走向「协商式法治」制度,拥有真正的司法独立,而且独立媒体、公民团体与异议人士也有更多空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正如中国上个 世纪的历史重现,将会出现要求全面民主的大规模运动——其规模之大,是新加坡领导人难以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害怕苏联戈尔巴乔夫所追 求的那种政治改革。而中国自己的民主人士意见也一致。就在不久前,一位顶尖的知识分子告诉我:「中国的改革过程一直在累积风险。中国就像一辆不停加速、却 没有煞车的火车,一直前进,然后超越新加坡模式。」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民主化,正如台湾与南韩(比较不是渐进的发展)一样。根据「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经济学家暨前「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罗文(Henry S. Rowen)预估,中国的人均所得将会持续快速增加,就算现在有点缓慢,每年只有7%。在2015年之前,经济成长将会使中国的人均所得,从现在的6千美 元(以「购买力平价指数」折算),达到1万美元(以2006的币值计算)——约莫相当于墨西哥与马来西亚今天的的金额,而比南韩1987年进行民主化时稍 高。罗文估计在2015年前,中国将会成为至少「部分自由」的国家(根据自由之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评等)。假定接下来10年,每年的经济成长率会以 5%的速度缓慢成长,罗文预估在2025年前,人均所得将会攀升到1万4千美元(根据2006年的币值计算),相当于今天阿根廷与波兰的人均所得。届时, 罗文预期,中国将会因本书第四章提到的内在力量驱使,而转型为民主体制。这些力量包括:教育水平上升与信息普及,社会逐渐复杂与多元,种种一切都将迫使政 府释出更多政治自由与政治竞争,以维持其合法性。

民意调查结果也支持罗文的分析。1993年到2002年间,在中国,支持民主价值的人明显增加,虽然人数仍然比香港与台湾少。举例来说,在中国同 意「政府领导人就像大家长,我们全体都应该遵从他们的决定」的比例,从73%掉到53%;愿意让「正直诚实的领导人……决定一切」的比例,从70%滑落至 47%;认为「法官在裁决重要案子时,应接受行政机关指示」的比例,从64%降到45%——也不过在短短10年间,就发生了上述这些变化。到了2002 年,拒绝威权主义价值的比例,跟台湾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化前的比例差不多。此外,所有个人特质中,以「教育程度」最能影响个人是否支持民主价值。 中国人教育程度愈高,就会愈支持民主价值。

中国民主化的最后两个可能性是,假设现在的体制无法持续,或无法因本身的成功而自行逐渐转型。那么,它可能会展开新形式的威权政体,或新形式的民 主制度。在各家不同的观点中,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已腐蚀;而根据政治学家裴敏欣的说法,此问题将无法解决也无法改革,因为共产党与国家本身就是问 题的核心。裴敏欣是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的驻会学者,就像杨大利一样在中国出生长大,如今是美国研究中国的顶尖专家之一。

他坚称中国的独裁制度不再是发展型的了,相反的,中国将成为「分权化的掠夺型国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而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官员的私利」──在经济持续繁荣时大捞一笔,用尽各种手段快速致富——将缓慢瓦解政治稳定。结果是经济无法持续成 长,「造成社会不平等扩大,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不足,环境遭到破坏,官员普遍贪腐。」许多县市已可见犯罪集团与政府当局挂勾,获得政府保护,进而掌控企 业,他们因此成为「地方上的黑手党国度」(“local mafia states”)。这些当地的黑社会头子,不仅掠夺贫困农民,更征收违法税金与费用,接着廉价出售土地以获得更有利的发展。2006 年,政府报告中,「宣称超过60%做为建筑用途的土地收购,都是违法。」2006年9月,「中国审计长警告掠夺与滥用政府用地,将会摧毁许多资产价值,严 重威胁国家。」胡锦涛主席也积极展开取缔——但都是选择性针对中立的政敌——结果并未能解决这次广大的危机。裴敏欣与其它评论家预测,中国体制顶多能解决 表面问题,迟早中国会屈服于「几乎所有独裁政权中,都会发现的自我摧毁力量」,包括政治可靠度低、不回应人民需求、政商挂勾与贪腐。

这样看来,中国正困在转型过程的半途中,欠缺机制化的工具与意愿来完成转型。在很久以前,这些症状就已经抑制经济成长,强化人民的不满,并进一步 腐蚀国家的合法性与治理能力。裴敏欣并不认为共产党短期内会衰落下去,反之会继续「陷入长期经济与政治停滞」,而如果不先采取基本改革的行动,最终会在 「相当于银行挤兑的政治情势」中瓦解。如今,中国已看到政权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明显讯号。2006年,中国一位出身名门的知识分子告诉我,愈来愈多中国共产 党官员把个人资产汇往海外。「我们(对这个政权的未来)感到悲观,」他说,「而他们自己更悲观。」

裴敏欣相信,一个政权瓦解,可能将带来新形式的威权主义(或带来国家失败)。然而,另一派更有希望的观点,认为充斥「贪腐、治理不佳、不公义、动 荡不安、打压」的地方,将会迈向民主。花了近10年时间研究中国的加拿大政治学家吉雷(Bruce Gilley),在其著作《中国的民主未来》(China’s Democratic Future)中,描绘出我认为中国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转型发展。

不论成功或失败,所有威权政权都会被咒骂。如果罗文对中国未来经济成长的推测正确的话,在2025年之前(或某个即将出现的日期),绝大多数的中 国人势必跻身中产阶级之列。一旦拥有更多改善生活的物质基础,他们将会要求更多:正义、尊严、责任、义务与发言权。就算未来逐渐推动改革与落实优良治理, 新中产阶级还是无可避免的会抱怨地方贪腐、徇私与压迫;而中央政府在缺乏民主机制的情况下,将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民主机制让选民可以撤换表现不佳的 各级政府首长。这是乐观的版本。比较悲观的情况是,如果中国达到罗文预期的收入水平,而不平等与贫穷的程度不减的话,「穷人的激进化」将濒临爆发边缘,而 政治转型则会以另一种更暴力的方式出现。

吉雷认为无论中国情势朝哪一种可能性发展,中国领导人必须应付的对象,将是比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时,更大、资源更丰富且连结更强的公民社 会。这是经历过去10年市场改革与扩张的灿烂时代之后,难以避免的后果。随着报纸、书籍、电视与计算机的蓬勃发展,「中国现在充斥着1990年代早期所认 定的煽动性信息。」如今在政府登记有案的非政府组织数目,从1988年的4,500个,飙升到2006年的30万个,有些人估计实际的数字还要多10倍。

面对愈来愈有自信、信息更丰富、连结更强,更要求民主的社会,为了达到人民的期待,中国领导人未来至少必须赋予人民组织、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并以 选举竞争撤换表现不佳的各级地方政府首长。中国的执政菁英心知肚明,改革的大道将通往民主,而共产党可能因此失势,因此相当抗拒。然而,理由不明确的抗 拒,可能引发民众示威动乱,如同 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样,但这次的动乱将来自更广大且更投入的公民社会,很可能瞬间颠覆政府——至关重要的是,速度之快,可能共产党领导人连安置好自己 人马与财产都来不及。因此,这样的时刻可能会来临(就如南韩与台湾一样)——执政菁英判断宁可冒失去政权的风险,也不愿失去一切。因为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可能会有人提醒他们近代中国历史的教训:「等待过久的政权,最后会目睹领导人被拖出办公室、一枪毙命。」

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愿意接受渐进的民主改革。正如裴敏欣所言,1980年代末期展开的温和改革,最后停顿下来。村落 委员会的选举竞争,逐渐落入地方政党领袖与黑社会的操控。全国人民大会无法严谨的制定法律与监督;人民代表提议的法案,没有一件变成法律,但是每年仍举办 年会,正如《纽约时报》最近的社论所言,「这不过是在已经作好的决定上盖合法的印章罢了。」行政诉讼的案子大幅减少,因为原告发现他们胜诉的机率只有五分 之一。律师一个接一个遭到当局羁押与拷打。法院依然人手不足,并且高度政治化。保守派对于政治改革的保留态度很难逆转,因为正如吉雷所解释的,共产党「领 导阶层现在作茧自缚。他们可以拒绝改革,然后面对民众示威抗议;或者落实改革,然后丢掉饭碗」。

民众愤怒与示威的导火线,不只源自因经济发展而产生对民主化的急迫感(如 1980年代的南韩),还包括威权体制的崩溃。就像中国以前的朝代,当不良治理达到最大的临界点时,共产党可能会失去「天命」(mandate)。如吉雷 与裴敏欣所强调的,犯罪、贪腐、裙带主义、银行弊端、地方霸权、中央政府对民众需求反应慢半拍与其它不利因素,均威胁到政权的存续。愈来愈严重的经济不平 等,其程度如今「已可媲美与中国国势最不对等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而对中国来说,也可能已变成芒刺在背。所得的高低与城乡的发展,差距愈来愈大。在乡 间发展愈落后,失业率飙高的同时,年轻人纷纷搬到城市,形成一大群无根的移动劳工,随时都可动员起来示威游行。

「不论何时,都可看到1 亿2千万名来自乡下的移动劳工,在城市街头游荡、寻找工作。」投注在卫生与教育的资金依然不足,使得中国对传染病(如艾滋病、禽流感或2003年爆发的 SARS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剥夺贫穷人民在共产党(真正)统治下应享有的基本卫生照护。慢性病也爆发疫情,据估计2006年艾滋病带原者增加30%,总 人口的10%则饱受肝炎所苦。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均遭到严重侵蚀,四分之三的湖泊与一半的河流遭到污染。中国总计3万3千座水坝中,有三分之一(涵盖 100座大型水坝)「被认为『未臻完善』」。结果导致沙漠蔓延(到达北京边界),环境污染严重,水灾泛滥。另外,还有道路状况与工作场所安全的问 题:2002年,有10万起道路意外身亡事件,一年内有10万人因为鼠疫入侵人类环境而致病,矿灾罹难的数量高于印度13倍。上述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 ——姑且不论这些问题之间还有复杂的关联——都可能在未来10年演变成危机;或者,当政府失灵的情况继续蔓延,进而影响其它功能、甚至整个国家的运作时, 就会演变成吉雷所说的「转移性的危机」(metastatic crisis)。

中国的领导菁英——逐渐变成能干的经理人——可能还可以应付现况一段时间。但问题是,他们是否可以解决侵蚀稳定基础的基本症状。如果他们无法解决 的话,那么政经表现不佳或任何危机(如股市崩盘、环境灾害或管控不佳的传染病),都可能使政权垮台。基于务实理由,企业主(即使是那些效忠于政权的企业 主)或没有特定支持民主运动的人,都可能是最先变节的人。同样的,愈来愈多的中产阶级,看到政府挥霍他们辛苦赚钱缴纳的税金,也可能最先变节。某些地区的 企业人士,正悄悄的把钱汇给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

影响共产党稳定的另一大隐忧,莫过于公民社会的宗教基础逐渐发展。其中包括有来自反共产党组织「FLG」的挑战,这场近年萌芽的运动,秉持的教义 基础是佛教与其它中国传统学说与实践。根据中国政府的估计,1999年政府对FLG展开残暴的镇压时,全国有7千万名FLG学员。虽然中国明文禁止,但 FLG仍转为地下活动,秘密广发刊物,包括对共产党统治的「9项批评」。此外,基督教也蓬勃发展。据估计,全国有3千5百万名信徒在政府许可的教会聚会, 但有更多信徒在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做礼拜,基督徒的人数可能超过1亿,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也不过才7千万人。最令中国当局忧心的是,共产党员已失去他们的 信心,而基督徒与其它宗教组织刚好填补这个道德空缺。事实上,经过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许多领导人与知识分子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其它人则加入FLG ——这绝非巧合。鲜少信仰体系像宗教这样,能动员团结人民,为共同目标努力。

民主本身也有信仰体系,兼容于宗教或深受宗教启发。「可以这么说,中国在开明的知识分子领袖带领下,比苏联转型时期的状况更好。」开明民主的思想 与经典在中国流传,不只大学里,官方学校与政府机关,甚至是共产党内,都可见其踪迹。此外,相当多主张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 人,谴责过度傲慢的国家(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许多民主著作也已经悄悄的翻译成中文。但是,中国民主思想家也回到他们文化本身的儒家与道家经典作 品,并以现代民主的观点,重新加以诠释。这些学者伙同艺术家与作家,一起试图将民主的「知识转变成文化」——正如其中一位学者向我解释的。中国的地下民运 人士也相当有创意,不仅广发禁书与改革派杂志,更找到办法在网络规避独裁者的监管——通常是把敏感字眼转成「不包含敏感字眼的替代性内容」,来逃过网络警 察法眼。电子邮件、部落格、手机与简讯等营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使他们得以跨越距离互相连结,并在各种活动中得以保持联系。基于这些理由,对大规模民主运动 来说不可或缺的全国公民网络,目前正缓慢成形中,而在下个危机出现时,可能会具备惊人的能力,得以动摇整个体制。

在上述吉雷与其它观察中国的学者所预见的可能剧情中,这类大规模公民运动的出现,将会使领导高层陷入分裂。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与务实派,可能会和民 主反对势力中的温和派协商。正如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波兰与其它地方,这样的协商结果,是使保守份子与军方得以「保住面子与利益」的让步——军方很可能会 在危机一开始,就和共产党脱离关系,拒绝重蹈1989年的覆辙。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任何社会团体,能提供其它政治体制的选项。目前没有——但1990年的俄罗斯也没有。我猜想,发生在俄罗斯的情况,也会在中 国出现:反对势力的庞大联盟,为了推翻共产党政权,将会短暂的结合,之后再分道扬镳。在2025年之前,中国是否能顺利实施可行且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还很难说,但是届时共产党(如果还执政的话)治理中国的时间将长达76年——超越俄罗斯共产党与墨西哥「革命体制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70年的执政。因此,我有信心大胆预言:2025年,印度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会维持不变,但中国将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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