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NYT: China's Defiance on Rights Stirs Fears for Dissident
译文:纽约时报: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蔑视激起了异见人士的恐惧
作者: 安德鲁-雅各布发表日期:2010年2月2日
译者:@jimmyuibe
图:高智晟,顶部照片,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权律师之一,已经失踪了一年。Miranda Mimi Kuo为纽约时报摄
北京——一年前的这个星期,中国的国安局特工深夜造访了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人权律师高智晟,并把他带走。他们告诉他的家人,他只是被要求临时传讯。
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恳求已被抛在一边。外国记者对他的处境的询问已经被圆滑地反驳。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两个星期前说,高先生“在他应该在的地方。”加剧了这个秘密的神秘感。在上周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被问到此事时,他笑了笑,说:“老实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中国有13亿人口,我不可能都知道他们的下落。”
法律专家说,尽管高先生的案件已被美国国会议员、几个欧洲领导人和联合国所关注,他仍然失踪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即使在最政治化的情况下,中共当局一般也声称遵守自己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高先生消失了,却没有官方纪录或合法的解释。
虽然有中国新兴的经济实力壮胆,但在国内的合法性却不再高枕无忧的情况下,中共已加强互联网审查,打击维权人士,无视试图对个别案件审理结果施加影响的外国领导人。
去年12月,尽管首相布朗个人恳求胡锦涛主席,说阿克马尔-谢赫先生案发时是一个精神病人,当局还是以贩毒罪处决了这名英国公民。
据说,在奥巴马总统在11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民主制度的倡导者刘晓波的困境是他最关注的事情。几个星期后,于12月25日,由于发布网上请愿书(08宪章),要求扩大自由,刘先生出人意料地面临苛刻的11年的牢狱之灾。
约翰·康姆,一位资深的美国人权活动家说,在中国工作30年以来,他很少看到当局如此强硬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和肆无忌惮的藐视来自国外的压力。“中国现在不觉得它在人权方面欠任何人什么东西,”康姆先生说,他是对话基金会 创始人,该基金会旨在通过悄悄的外交活动为政治犯争取赦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31年以来,中方官员往往拒绝美国对人权的干涉,称该等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是,一般是各有进退,这主要是在幕后进行,特别是在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之后的几年,中国急于摆脱其在国外被孤立的地位。
这一制衡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开始逐渐消退, 国会放弃了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之前审查人权记录的权力。
目前像高先生这种不屈不挠的异见人士在中国社会中的空间极其狭小。但直到最近,当局往往让他们在密切监视下留在家中。如果他们越过某些不成文的范围,他们可能会被检控,往往是煽动颠覆或泄露国家秘密罪。即使为他们的辩护受阻,律师也可以指望了解一点关于他们的客户的资料。家人的探监并不少见。
但是,在高先生的例子中,这些常规都被漠视了。
今年9月,带走高先生的一名国安特工告诉他的一名兄弟,他只是在散步时失踪。他的弟弟高智义说,他怀疑这意味着最糟糕的情况。“如果他还活着,他们会允许我去看他,”他在他在陕西省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若不是这样,那就是因为他的状况太差了,任何人见到他都会被吓掉魂。”
人权倡导者们说,高的困境可以部分地追溯到他对执政共产党持续和苛刻的批评。46岁的高先生,出生于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上一个窑洞,是自学成材的律师,2001年被司法部提名为的中国十大律师之一,以表彰他捍卫医疗事故受害人和失地农民的权益的工作。
但是,当他开始代理非官方基督教教徒和官方禁止的精神运动法轮功的追随者时,高先生很快就与当局发生冲突。2005年,北京市司法局关闭了他的律师事务所,并暂停其20名律师的执照。高先生通过公开宣布放弃他的共产党党籍和写了一系列给高级领导人的公开信进行反抗,要求停止对法轮功信徒的迫害。
一个星期后,高先生被逮捕。在他最近一次失踪前的一封公开信中,他记录了他在被羁押的54天中,他声称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他写道,他几乎不断被电击和殴打,或被迫保持几乎不能动弹的坐姿,被盲灯所笼罩。到了最后,他说:“在我的全身皮肤都变成了黑色。”他承认了种种罪行之后才得以释放,他刚被释放就推翻了他的供词。
他去年2月消失前的一个月,高先生的妻子和孩子偷偷从监视着他们的眼皮下溜走,并在基督教活动家的帮助下离开中国。10天后,他们获准在美国避难。
夏芮妮,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国际理事表示,该家庭的逃离,加上高先生对酷刑的披露,可能激怒了被控阻挠他的活动的那些人。
鉴于中国和美国日益紧张的关系,目前尚不清楚高先生在国外的支持者是否能对他的命运施加任何影响。然而,有些人,比如人权观察研究员尼古拉斯-别格林说,中国领导人对国际上的批评仍然敏感,高先生受到的虐待引发的全球抗议不会被忽视。
“在一天结束时,中国政府不关心释放一个或两个囚犯,”他说。“这不会导致共产党的崩溃,但如果没到他们别无选择时,他们就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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