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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BROOKINGS The Changing Roles of Media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原文：BROOKINGS The Changing Roles of Media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译文：布鲁金斯 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变迁
作者：黄清龙
发表时间：2009年7月
译者：@jimmyuibe
简介：
本文旨在揭晓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并就媒体在改进和巩固台湾民主的过程中发挥更加正面的作用提出建议。
1987年7月15日，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废除戒严法并允许成立政党。下一年的一月，开放报禁。从那以后，台湾及其媒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现在，戒严法废除20年后，台湾人民享受着诸多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和集会自由，还有其他。台湾被广泛认为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有着与在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一样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
在过去20年中，台湾经历了无数政治变革，从威权体制转变为民主政体。然而，在此期间，台湾在外部的形象一直都是一个极端纷乱的社会、对自己不满、被不同派系之间无止境的（对一些人而言，也是愚蠢的）冲突所包围。台湾媒体则强化了这个感观。尽管在保障台湾的媒体自由方面取得了进步，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媒体已经开始扮演了一个有争议而且通常是负面的角色。
这些相互矛盾的形象反映了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作用的复杂性。尽管形象欠佳，台湾的民主正在蓬勃发展，媒体也生机勃勃。这篇论文将审视戒严法期间媒体的作用以及它对现行民主化努力的影响，以及其对地区族群问题、政治分歧问题（例如反对台湾独立的泛蓝联盟，和主张台湾独立的泛绿团体）的影响。区别分析大媒体（其特点在于“主流”和“成熟”）和小媒体（其特点在于“边沿”和“非主流”）。本文还将讨论媒体在适应商业化的过程中所伴随着的质量下降。本文将为理解媒体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提供更佳视角，并可能最终成为关于创造两者之间更健康的关系的讨论的一部分。
布鲁金斯学会
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
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变迁
黄清龙
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台湾研究员 2007-2008
旺报社长
旺旺中时传媒集团
2009年7月
布鲁金斯学会
1775 Massachusetts Avenue, NW
华盛顿特区 20036-2188
Tel: (202)797-6000 Fax: (202)797-2485
http://www.brookings.edu
本文旨在揭晓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并就媒体在改进和巩固台湾民主的过程中发挥更加正面的作用提出建议。
1987年7月15日，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废除戒严法并允许成立政党。下一年的一月，开放报禁。从那以后，台湾及其媒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现在，戒严法废除20年后，台湾人民享受着诸多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和集会自由，还有其他。台湾被广泛认为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有着与在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一样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事实上，在2008年4月28日发布的全球媒体自由度调查中，在195个国家中，记者无疆界组织把台湾列为媒体自由度排在第32位——台湾在2007年和2008年[1]的排位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高。但是，2009年台湾实现第二次执政党轮替后，其全球排名下滑到第43位，记者无疆界组织报道说“台湾媒体面临攻击和不断增加的政府压力。”[2]这表明，在台湾，在媒体和媒体自由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政治交替的敏感时期，政治因素是难以避免的。
在过去20年中，台湾经历了无数政治变革，从威权体制转变为民主政体。然而，在此期间，台湾在外部的形象一直都是一个极端纷乱的社会、对自己不满、被不同派系之间无止境的（对一些人而言，也是愚蠢的）冲突所包围。台湾媒体则强化了这个感观。尽管在保障台湾的媒体自由方面取得了进步，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媒体已经开始扮演了一个有争议而且通常是负面的角色。
2005年，Mark Magnier在《洛杉矶时报》中写道，台湾媒体在近十年来已经“从看门狗变成了疯狗”。他哀叹“煽情主义、党派偏见和腐败已经成了这个行业的特色”[3]。表题为《他们无法掌控事实》的文章继续说道，“台湾无限制的新闻业已经被替代性的当作对政府的有力限制和混乱的体现。”有证据显示，台湾人民对无止境的党派冲突越来越不耐烦了。但是，也有证据表明，他们厌恶了媒体的轻率和冷酷。2006年，国际公关公司Edelman的一个研究表明，只有1%的台湾人认为媒体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在整个亚太地区这是最低的。（亚太地区最高的比例来自印度，对媒体的信任比例达到50%。）[4]
这些相互矛盾的形象反映了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作用的复杂性。尽管形象欠佳，台湾的民主正在蓬勃发展，媒体也生机勃勃。这篇论文将审视戒严法期间媒体的作用以及它对现行民主化努力的影响，以及其对地区族群问题、政治分歧问题（例如反对台湾独立的泛蓝联盟，和主张台湾独立的泛绿团体）的影响。区别分析大媒体（其特点在于“主流”和“成熟”）和小媒体（其特点在于“边沿”和“非主流”）。本文还将讨论媒体在适应商业化的过程中所伴随着的质量下降。本文将为理解媒体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提供更佳视角，并可能最终成为关于创造两者之间更健康的关系的讨论的一部分。
大媒体和小媒体
在传媒领域，传媒公司的大小是很容易定义的。但是，在台湾民主发展的语境中，大媒体和小媒体的区分是有着复杂的含义的。“大”不仅指规模，而且指向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渠道拥有合法的地位，在公众领域公开运营，对执政当局友好，或者他们根本就是执政党的一部分。这包括电视台、报纸、广播和新闻社。小媒体不仅指规模小，而且通常是未经许可的或者不合法的，反对执政当局的，并且在公众意见领域与主流媒体展开竞争。
大媒体和小媒体对台湾的政治变革有着深远却各不相同的影响。在漫长的戒严法时期（1949-1987），台湾的大媒体几乎只是作为既有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观的补充而存在的。媒体领导接受这个局面，他们主要的优先目标就是盈利。他们偶然也利用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模糊来偏离体制，以便增强他们的可信度并塑造一个专业形象。一些还努力追求真正的新闻独立，但是他们难以挣脱意识形态和政治压力的束缚。最后，他们没能代表被压迫者。由于被边沿化的民众的呼声不能通过大媒体得到聆听，政治反抗投向较小的、地下的媒体（非主流杂志、有线电视和广播），以便推动变革。一旦小型媒体与大众建立起了沟通渠道，大媒体所阐述的世界就开始崩塌了。大媒体作茧自缚的自我限制就逐渐瓦解了。
大媒体的角色
戒严法时期，独裁体制与大媒体维持着一种忠诚客户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限制允许出版的报纸的总数。出版报纸是一种只给予某一些人的特权，反过来，这些人则对体制保持忠诚。所谓的“两大报”（《联合日报》和《中时报》）和三大电视台（台湾台视、台湾中视和台湾华视）一起占据了90%以上的传媒市场。他们与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两大报的老板都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委员，三大电视台分别附属于政府、国民党和军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大报的角色。早期，《联合时报》被认为是拥有一定程度独立性的：1958年，它发表了一篇批评一项新颁布的法律的社论，认为新法比旧法更严苛了。但是，1960年雷震/自由中国事件之后，《联合时报》采取了更加保守的立场，通常代表国民党右翼的意见，有意向军方和国安系统靠拢。在另一方面，《中时报》采取了更加自由的立场，特别是处理国内政治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时候。代表着国民党左翼的意见。
在独裁的党国体制下，台湾媒体在政治上是受限制的，废除戒严法和成立新政党这样的题材是禁区，不能公开讨论的。但是在非政治领域，报纸有充分的自主权。因此两大报频繁邀请在美国定居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写文章和评论，提供外国经验和宣传先进思想，同时又能规避敏感题材。尽管他们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两大报仍然为了市场份额展开激烈竞争，他们偶然会为了提高受欢迎度而触碰政治底线。但是，为政治变革构筑基础远不是两大报的首要目标。台湾学者田弘茂1989年写道，“在戒严法时期，台湾报纸有着在其他独裁体制中所没有的独立品格。这是因为他们为了市场份额而展开竞争。有时候商业目的会与政治利益相悖。”[5]
但是，在戒严法废除之前，台湾的主流媒体极少为反国民党的政治反对派发声。1977年中坜事件和1979年高雄事件（译者注：即美丽岛事件）中，推动政治进步的游行示威暴力化之后被政府暴力镇压，这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时刻，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的这些以及其他反抗运动中，大媒体不是保持沉默就是不表达对反对派的同情。媒体有效的成了迫害派的同谋。反对派团体——统称党外，字面上是指“党之外”（即国民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只能通过非主流的边沿媒体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和反对。这些媒体包括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党外》杂志，20世纪90年代的有线电视（“第四频道”，指上述三大电视台之外），以及其后的地下电台。
小媒体：《党外》杂志
大众传媒的权威学者李金铨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描述小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境况。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其他地方，例如科拉松•阿基诺领导的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霍梅尼领导的伊朗革命，以及东欧和苏联的知识分子反抗运动。这些事例证明了小型的非主流媒体有些时候可以有效的对抗专制政权。
台湾有影响力的小媒体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自由中国》，最初是由国民党政府支持的一份双周刊，成了一个猛烈批评蒋介石专制统治的政治平台。宣扬民主化、公民权、媒体自由、政府组织自由、释放政治犯、和政党合法化等理念。《自由中国》激怒了政府，1960年被迫关闭。但这份期刊对后来的小媒体有着重要的影响。
1971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输给了中国大陆，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合法性就变得日益可疑起来。国民党政府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应对这一国内挑战。一方面，推出“十大建设”和其他积极改善人民生活的工程。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扩大，他们对媒体的要求也在提高。《联合时报》和《中时报》取代了旧的国民党和政府管理的报纸——例如《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和《台湾新生报》，变成公共意见的主流力量。另一方面，国民党的铁腕独裁统治没有丝毫松动；台湾人民仍然被迫在恐惧中保持沉默，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变革。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反对派的力量增强了，政府的压迫逐渐趋于无效。1979年八月，《自由中国》被关闭后大约20年，反对派领袖创办了《美丽岛》，为党外杂志长达10年的黄金期拉开了序幕。
台湾的经验是纸质杂志替代正式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机制的一个例子。在辉煌时期，《美丽岛》在全岛拥有11各分支。在20世纪70年代，在1979年12月高雄事件爆发之前，组织了13个大规模集会和示威。
那次事件之后，《美丽岛》的出版人黃信介被一个军事法庭判定入狱。庭审中，黄说创办杂志的目的不仅是公告党外运动的新闻，还有发展一个能够为反对派积极地吸引支持者的组织。另一个著名的反对派领袖和政治犯施明德在庭审中说，《美丽岛》的目标是形成一个“无名党”。除了这一组织功能外，《美丽岛》还是一项有效的党外宣传工具，它打破了国民党的政治神话并公开挑战国家制定的种种限制。当时有一个社会共识，说的是国民党拥有组织但没有民众，而党外拥有民众但没有组织。在《美丽岛》之前，这是事实——但这份杂志出现之后，就不再是这样了。
但是，高雄事件导致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权限的扩张，这是一个军事组织，其使命是保障国内安全（也是政府镇压政治反对派的主要工具），开始更加频繁地针对个人和出版物进行随意的逮捕和裁判。党外杂志到到了更加频繁的压制。一份名为《八十年代》党外杂志的主编江春南回忆，每次警备总司令部的人来的时候，他们总是拿着已经签字盖章的空白文件。关闭一家出版物的理由可以现场填写，作为禁止某家刊物的理由，大概的措辞是“损害公共道德”。
那时候，政府悬赏搜查和告密党外杂志。因此，出版人会故意提前打印一些杂志供他们没收，还会让印刷厂通知政府。等警备总司令部没收这些杂志之后，杂志社就会继续印刷余下部分。由于公众的好奇心，一份杂志被禁的期刊反而卖得更好。1985年一篇题为《台湾杂志与审查者躲猫猫》的文章中，纽约时报报道了戒严法期间的党外出版物及其特殊的生存方式。
随着越来越多党外杂志出现在一个有限的市场上，在流通量和市场份额上开始了激烈的竞争。为了吸引读者，一些杂志故意藐视禁忌，很多文章在职业操守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代表了低水准的新闻写作。后来，放开报禁（1988年1月1日），对言论的管制也逐渐放宽，党外杂志就失去了重要性，随后就销声匿迹了。
党外杂志对台湾政治和媒体的发展至少有两大影响。第一，不同党外杂志把它们的名称和追随者贡献给了民主进步党（译者注：即民进党）的不同政治派别，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1991年取得合法地位。民进党的新潮流系，美丽岛系，正义连线，还有福利国家连线都是以党外杂志命名的[6]。
第二，党外杂志影响了新闻风格和台湾主流媒体的态度。他们形成了你死我活的竞争格局和极端的党派偏见。这个趋势从党外时代以来日趋严重；2000年国民党第一次失去执政地位以后，台湾媒体完全倾向商业化并投身于激烈的政治评论中。很多情况下，媒体堕落为政治团体的喉舌，并更加热衷于广告而不是新闻。
小媒体：有线电视
“第四电视频道”是台湾如今繁荣的有线电视系统的前身。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还处于专制统治之下。独立办报的禁令于1987年被取消之后，仅有的三大电视台——台湾台视、台湾中视和台湾华视——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下（政府、国民党和军方）。因此电视新闻报道和评论倾向于宣扬执政党的保守立场，很少提供本土语言的节目。反对派和各企业代表反复要求政府开放其他电视频道，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所以他们创办了地下的“第四电视频道”。
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些电视台通过一种新的微波技术变得可行起来，就如同雨后春笋在全岛疯长起来。政府起初对这些新生电视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反对派开始把它们用作挑战官方电视台的政治平台的时候（特别是自1986年在中正国际机场的示威之后开始）。
1990年是一个分水岭年度。尚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民进党决定不再遵守国民党不公正的规章；使用地下微波技术建立了第一个“民主电视”网络。这个过程开始加速，1991年9月，全岛21个电视台组织了“民主电视网络”并宣布它们希望终结国民党政府对电视转播的垄断。
同时，美国政府要求台湾管理其非主流有线电视，这些非主流有线电视正在违反知识产权法播出节目。美国威胁说，如果台湾拒绝遵守的话，将对台湾产品处以报复关税。国民党因此被迫马上把全岛250个非法的、良莠不齐的有线电视系统合法化，以便更好的管理他们的内容和执行知识产权法。1993年《有线电视法》认可了很多台湾有线电视系统——其中一些作为“游击媒体”存续了十几年——的正常和合法地位。但是，台湾的经济规模是有限的；这个岛屿没有足够的容量来容纳这么多的有线电视系统。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新措施代表了向经济自由主义的转折，决策者并没有考虑媒体行业市场规模的要求。最后，和党外杂志一样，市场力量站立上风：在争夺更大市场份额的过程中，“第四频道”失去了他们宣扬民主理念先锋的功能。通过采用他们渲染性的风格来吸引观众，执政党经营的媒体甚至威胁到了“游击媒体”。（如今，每天晚上有10到12个脱口秀和电话互动节目，一个接着另一个。它们激起没必要的纷争，爆出政治丑闻和流言蜚语。它们已经成了社会混乱的一个根源。）
小媒体：地下广播电台
和电视台一样，国民党对播音广播的垄断在1987年废除戒严法之后仍然持续着。民进党多次申请广播许可，但是都被拒绝了。所以到了1992年时，民进党设立了台湾第一个地下广播电台，公开挑战这种垄断。随后一年，另一家名为“台湾之声”的更加激进的广播电台开始发声了，激起了盲目效仿的效应，催生了很多新电台。1993年底，政府不得不屈服于强大的压力，开始给新广播电台授予许可证，但是这一举措在控制泛滥成灾的地下电台方面收效甚微。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宣传期间，海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播出电话互动节目和脱口秀，号召支持者们打入电话通过电台表达他们的愤怒。这些节目迎合抱有严重偏见的听众，在敌对阵营中激起煽动性的情绪并引发族群紧张关系。
竞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核发了更多的广播许可证。自从1997年实施新的电信法以来，诞生了100多个获得许可的广播电台，但是很多海盗电台依然存在。在一个只有36,000平方公里大、2300万人口的小岛上，竟然有171个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广播电台在广播。这个密度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特别是对新闻和谈话类类型而言。
南方朔，台湾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一度把地下广播电台称为一种新型的“电波恐怖主义”；它们散布“政治谬论”，恶意地激起仇恨。合法广播台和电视台也遵循了这种风格。俗话说，“劣币驱逐良币。”一些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同时在合法和非法广播电台开有节目，进一步模糊了两类媒体的界线，也降低了整个行业的标准。
在台湾广播电台上的评论可以对政治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2007年，民进党党内初选时11名立法会候选人被地下广播电台主持人当成了靶子，被称为“十一恶棍”。其中大多数是杰出的拥有进步理念的年轻公职人员。其中很多属于民进党的新潮流系。但他们由于在2006年大规模的红衫军街头抗议中（红衫军事件）没有积极支持陈总统而受到激烈批评。很多成员和民进党的支持者受到了这些明显有偏见的指控的严重影响，结果，“11恶棍”中的大多数在初选中就失败了。
民进党领袖也领教了地下广播电台的力量，但他们选择不约束它们不健康的苗头，甚至利用他们塑造党员和支持者的意见，以及用来影响政府的政策。
例如，谢长廷和苏贞昌任行政院长期间，民进党2000年——2008年执政期间，已经多次讨论放开对中国大陆投资的问题，但是都由于党员之间的抵制都没能付诸实施。一些地下广播电台散布毫无根据的反中宣传，助长了民进党草根阶层公众意见的非理性化。民进党立法委员感受到了压力，因而不支持政府放开投资管制的计划。
台湾的媒体和族群问题
反对独立的大陆人或者“外省人”（大体而言）与支持独立的“台湾本地人”或“本省人”（也是大体而言）还包括客家人和原著民之间的族群紧张关系和对抗，这已经成了今天台湾最基本和最棘手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在国民党1949年被共产党赶出中国大陆之前，台湾本地人经历了与来自大陆的取代日本的国民党统治者这间的数次冲突，这些冲突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例如，1947年的“228事件”中，国民党暴力镇压了反政府集会。从那以后，对“大陆人”的仇恨就深深的根植于台湾本地人心中。
后来，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被共产党打败之后，把中华民国迁到台湾。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独裁政权，他本人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和其余统治阶层精英几乎全部都是大陆人，他们控制着全部政治和经济资源，例如政府、立法、司法、军队和国有企业。国民党垄断了媒体和教育、文化系统，传播特殊的大中国意识形态，压制本地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这就是党外运动和非主流媒体兴起的背景。结果，这些媒体信息经常表达对政府和大陆人极度的愤怒，加剧了整个台湾的紧张气氛。
为什么地区族群问题在台湾民主化完成之后还如此普遍呢？政治评论家南方朔指出，这些问题反映了历史政治问题，并且与数十年前出现的但依然存续至今的社会阶层意识密切相关。掌控着教育系统和媒体，国民党在台湾灌输“大中国”的国民意识，但是台湾在过去50年也曾经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在大部分时间也不在中国版图之内。占领台湾之后，国民党推行普通话作为唯一的国家语言，取代了闽南语/河洛话/台语、客家话、原著民语言，以及他们原先熟悉的日语。普遍教育水平更高，普通话更流利的大陆人控制着媒体的声音。同时，本地人在日本统治时期就很难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那时候很少台湾人能进入大学，除了医药和农业学校以外，而大部分进入大学的人也是在日语环境中学习的。因此，他们在大陆人统治的新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在大陆人中引发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并导致本地人感到深深的沮丧和不满。
台湾本土著名作家Chi Chi回忆，1964年7月，销量最高的文学杂志《皇冠》发布它的第一个作家清单时，她当时是唯一一个“本土”撰稿人。她后来会见了几个没有入选杂志名单的资深大陆作家。她记得他们都用鄙夷的目光看看她，问道“你住在台湾哪里？”他们好像在暗示本地人不应该得到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荣誉。Chi Chi写道，那段经历是如此令人不快，以至于她永远也忘不了他们。
虽然台湾文化从那时候以来有了很多改变，历史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上一个时代的很多相同的文化冲突存续到了今天，现在当代政治的推动作用（简单的说，就是统独之争）并不小于历史的力量。
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杂志：表述变化和族群矛盾
在加剧台湾统独纷争的过程中，纸质媒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出版物的目标随着时间变迁也在变化；对比早期的《自由中国》和后来的党外杂志就可以揭示这个趋势。
前面所说的《自由中国》是一份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支持的出版物，撰稿人都是原先来自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49年后的早期他们是支持蒋介石的，希望他能从大陆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当他们认识到蒋正在以反共的名义实施独裁统治的时候，他们开始反对他，批评他和国民党侵害人权及违反宪法。他们还宣扬自由和民主理念。1960年，《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发起了一个新的“中国民主党”运动。他召集了一群非国民党籍的大陆知识分子精英以及本土政治家如Lee Wan-chu, Kuo Yu-hsin, Kao Yu-shu, Yang Chi-hu, 和 Hsu Shih-hsien一起推动这项事业。但两天之后，台湾警司令部就逮捕了雷震并指控他叛国。他试图通过大陆人和本土人的合作促进民主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族群和解的希望也由此瓦解。地区族群分裂继续加剧。
对于后来的党外杂志如《台湾政治评论》、《八十年代》和《美丽岛》而言，《自由中国》是一个精神导师。但是方法、读者分布和反对策略都已经随着新杂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份杂志的名称——1950年代的《自由中国》和1970年代末的《美丽岛》——表明，台湾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关注焦点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抽象的大中国观念转到了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实体的具体观念上来。《自由中国》是知识分子的一缕政治晨曦，注重批判独裁政府；《美丽岛》的目标在于赢得大众的支持，以对抗大陆人的政府。《自由中国》的读者群由都市知识分子、教师和平民公职人员组成，而《美丽岛》则卖给本土中产阶级和草根阶层领袖。民进党和泛绿阵营的绝大多数支持者全都是本土人或者本省人，给当代政治分歧打上了鲜明的族群印记，也反映了1940年代和1950年代产生的族群分裂。消除存在于台湾社会的这些分歧已经刻不容缓。
台湾电视文化中的“中国综合体”和“台湾综合体”
台湾内部不同文化身份认同的冲突深深植根于长期存在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分配不平衡，已经被标志性的描述为一种“中国综合体”和“台湾综合体”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台湾的电视行业及其文化。
多年来，电视行业就是一个政党、政府、军方官僚组织以及四有商业利益团体的混合体。拥有者巨大的权力和金融资源，甚至影响着台湾社会的道德准则。根据媒体专家Lee Chin-chuan的分析，由于台湾的社会和经济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电视行业应当倾向于追逐利润以及以消费者为导向。从市场角度看，本地语言和本地文化的节目应该更多地受到本土播放者的青睐（例如，香港就是这样的）。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倾心于“大中国”意识形态，就不容忍本土化。老一代本土人还记得他们孩提时代在电视上看到的皮影戏和台湾剧；他们看到这些传统台湾皮影戏被配上普通话播出在电视上时，他们真不知道该哭还是笑。
中国文化霸权在电视上随处可见并得到大肆宣扬。例如，电视剧中的女仆总是说着本土口音的普通话，而男主人或女主人则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新闻节目中的男女主播绝大多数都是以普通话为母语的大陆人，本地人基本没有机会进入电视台工作。如果本土政治家不能用普通话流利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基本得不到主流媒体的关注。
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总统任期期间（1988—2008）风向变了。这两个台湾本土的国家领袖积极促进台湾文化和身份认同，这也是民主化之后很自然的一步。统治了40年之久的中国意识形态霸权就成了剥削和压迫的标志。所以，虽然独裁统治消失了，中国意识形态仍然被视为台湾认同的对立面，也频繁被支持台湾的力量所攻击。因此，在现代台湾这个多种文化及开放思想与排外及鼓吹封闭思想拥护者共存的环境中，这种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本土语言、历史和文化终于得到重视和尊重；闽南语节目占据了大部分屏幕，客家话和土著语也有他们自己的电视台了。这可以看作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民进党政府（2000—2008）竭力贬低和减损中国人意识并消灭代表中国文化的标志和纪念碑。这些行动被描述为“去中国化”，还导致了泛蓝和泛绿阵营之间的激烈对抗。今天，台湾的电视新闻和政治节目必须立场分明——不是支持国民党就是支持民进党。表面上，政治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是最重要的。由于台湾的两极分化的整体，不同电视台取悦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正如Lee Chin-chuan所预言的那样，它们既追逐利润也是消费者导向的。但是，这也强化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虽然台湾的政治制度已经民主化，权力已经重新分配，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分歧仍然存在，甚至通过媒体被加剧。中国传统和普通话已经成为台湾多样文化中的一种，但受到“本土”媒体渠道的广泛歧视。如果媒体继续强化历史伤疤，宣扬族群老调，它们将无助于这个国家的融合和团结。
媒体和政党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媒体集团的国民党
在戒严法时期，国民党掌握着公共和私人媒体的生杀大权。它控制着一个拥有《中央日报》、《中华日报》、中央新闻通讯社、中国广播集团、中国电视、中央电影事业有限公司的媒体帝国，反过来，这些集团又是台视、中视的大股东。此外，两大私人报纸《联合时报》和《中时报》的出版商都是国民党中常委的成员。可以说，直到1990年代以前，国民党是台湾为一个媒体集团；它占据着媒体的每一个声音。
1988年蒋经国总统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派系权力斗争，对媒体的控制也就逐渐瓦解。1988年到1993年之间该党内部出现了动荡，分裂成了支持蒋的继承人李登辉的“主流”派系和代表保守势力的“非主流”派系。《联合日报》就是非主流派系的一面旗帜，也深深地卷入了这次纷争。由于对它的敌意评论深感厌恶，李的支持者发动了一个“对《联合日报》说不”行动，大大降低了该报的发行量。通过采用成功的市场策略，例如向订报人赠送有可能获得大奖的彩票，新创办的《自由时报》崛起了，成为竞争对手，很快就成了一家主要的新闻报纸。该报的所有人和高级国民党员Lin Rong-san大力支持李登辉。《中时报》保持中立。原先有两大报占据的市场慢慢演变成三分天下，《自由时报》采取的是支持本土/泛绿政治阵营，《中时报》居中，而《联合日报》则代表着支持统一/深蓝阵营。这种状况持续到了2003年，直到香港的《苹果日报》来台湾发展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竞争时代，该报是一家非政治性的八卦报纸。
民进党和媒体：由爱到恨
在民进党取得2000年大选胜利之前，民进党的党员对媒体所有权的获取浅尝辄止。1989年，报禁开放时，民进党资深党员Kang Ning-hsiang创办了The Capital Morning Daily，但一年之后这份报纸就倒闭了。1995年，在李登辉的秘密支持下，另一名资深民进党员Trong Chai获得了运营一家独立卫星电视台的权利。但是，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2000年大选之后，民进党领导决定该党不再经营任何媒体渠道。他们承诺采取“政党、国家和军方退出媒体”的政策。公众赞扬民进党的这一决定。
陈水扁政府宣称将尊重媒体自由，也确实做到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但是，2001年3月份，《中时报》和《壹周刊》披露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项目和资金在公众引起轰动时，国家安全局马上采取行动没收了出版物，并起诉报社和杂志社。该新闻报道的作者是当时《中时报》的主编，也成了案件的被告人。陈总统最后支持了媒体，引用前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他会选择媒体而非政府。国家安全局后来撤诉了，陈总统决定把国家安全局的项目合法化，并把他们的资金置于适当的监督之下。
尽管在这个事件中民进党支持了媒体自由，民进党与媒体之间仍然冲突不断。在关于媒体的问题上，与国民党也存在冲突。下面是一系列事件中的部分清单：
• 2000年陈水扁政府早期，政府搜查了《中时晚报》新闻办公室并逮捕了一名《劲报》记者。副总统吕秀莲也提起了针对《新新闻周刊》的空前诉讼。
•与国民党之间的直接冲突发生于2002年，起因在于政府对媒体广告预算的分配。民进党由于使用公众资金控制媒体而饱受批评。
• 2004年，民进党与它在媒体领域的主要对手——无线卫星电视台TVBS由于其所有权而发生冲突，陈水扁政府威胁撤销其许可证。 这次威胁导致了媒体对民进党的大范围攻击。
•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因国民党将其媒体出售给私人而发生冲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和司法措施，试图阻止这一交易。
简而言之，戒严法废除后，政治力量和政党在理论上已经失去了对媒体的直接控制。但是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很明显的是，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不是国民党就是民进党）仍然继续试图控制媒体。国民党已经占据媒体领域数十年，即使在2000年被逐出权力核心之后仍然没有放弃它对媒体的控制。民进党佯装支持政党和媒体分离，但实际上利用了政府资源来操控媒体，或者使用司法权利威胁它们。
市场竞争的效应
2000年整理权力移交后，台湾媒体享受了更多自由和开放度，也变得更加坚决地抵制它所认为属于政治力量干涉的因素；有时候他们成功了，有些时候则不然。但是媒体的专业度和可信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过渡的商业化中也受到了损害。在台湾，媒体长期以来就被打上“谣传、搬弄是非、滥权和残忍的行业”的标签。他们还被称为民主社会中的“疯狗”。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如上所述，今日危机的种子在1980年代末的开放报禁和1990年代中期的有线电视大发展时期就已经种下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混乱的过程。
对纸质媒体而言，两大报说服政府取消一切限制而没有设定有效的规则来促进健康的市场。虽然主流媒体在市场上大打出手，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运用新闻报道和评论作为武器来吸引读者。他们漠视公众利益，最终失去了他们专业和独立的形象。相似的状况也发生在有线电视领域：政府被迫开放市场，而没有考虑市场规模。因此，虽然台湾只拥有2300万人口，却有着100多个卫星和有线电视频道，包括10个24小时新闻频道。这是一个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少有限制和指导。结果，100多个网络拼命地提高他们的排名，质量参差不齐，竞争异常激烈。这个因素对台湾这个整体而言是一种损失，对台湾民主的质量也是有害的。
一个例子就是2004年总统竞选期间的电视报道，其中各种电视台报道了虚构的票数。投票结束于4月20日下午4点，很快就公布结果了。下午4点20分时，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字还仅仅是几百张选票，为了争夺观众注意力，电视频道上播报的票数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不到4点50分，其中一些甚至已经超过了五百万。在媒体的操控下，很多公民不相信中央选举委员会当晚后来公布的结果，因此对于接受国民党候选人连战提议其支持者抗议这一异常接近的选举结果并包围总统府的行为，他们还是倾向于接受的；后来的大规模集会持续了好几周，给社会增加的成本是巨大的。媒体的表现极不负责任，先播下不满的种子——通过他们对民意调查结果的操控——然后利用对示威集会的持续现场播报夸大事态的状况。选举结果出炉时，他们不愿意扮演一个忠实的中间人角色。
媒体在2008年大选中的作用
自从1986年废除戒严法以来，台湾的媒体领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由，商业化和过度的激烈竞争。对于媒体自由的适应始于1990年代初。这个年代末，媒体踏入了商业化阶段。2000年大选之后，过度激烈竞争的极端开始了。疯长的媒体行业是发展初期的结果，也是后来阶段的起因。1995年，台湾只有大概几十家电视台和报纸；2008年，已经有数百家。考虑到台湾的广告市场总规模只有几百亿新台币（1美元=33新台币），后来的激烈竞争使媒体趋向极端化，以便取悦于大众，卷入两党之间政治斗争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因此媒体大体上成了社会极端化的从犯。这在2004年大选的时候就已经浮现了。2008年大选时，媒体分裂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
电视台的政治偏见在008年大选中非常明显。美丽岛电视台（FTV或者民视）支持民进党CTV（中视）支持国民党，他们一贯都是如此。台湾电视台（TTV或台视）和CTS（华视）最初是政府所有的，2004年大选时已经从支持国民党改为支持民进党，先转让给私人再成为上市公司之后，2008年大选的时候已经转向中立。有线和卫星电视台中，SET（三立）继续支持民进党。TVBS, CtiTV（中天）、ERA（年代）继续支持国民党。但是，原本中立的ETTV（东森）转而支持国民党。两方激烈争夺排名和广告市场，无视公众利益。
在纸媒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四大报中，《自由时报》支持民进党，《联合日报》支持国民党，和以前一样。《中时报》从温和支持国民党转向强烈支持国民党，《苹果日报》也从中立转向支持马英九。期刊中，除了《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Commonwealth (Tien Hsin)和Global Views (Yuan Jian)继续支持国民党以外，Tsai Hsin和Today周刊也加入了支持国民党的阵营。从电视、报纸和期刊的支持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在2008年大选中，相比四年前，主流媒体给予了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更多的支持。一方面是因为马英九的良好形象和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民进党陈水扁过去八年的糟糕纪录。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台湾，政党界限是很分明的，很少媒体组织能保持中立。
在无国界的互联网世界，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战斗势均力敌。2004年大选中，互联网在台湾还不是重要的媒体。虽然民进党大力投资互联网团体，互联网用户还是更热衷于讨论2004年3月19日发生的企图谋杀陈水扁总统和吕秀莲副总统的案件的事实，而不是关注竞选运动本身。2008年，互联网已经从无足轻重的媒体发展为向普通公众开放的主流信息渠道。由于容量的扩大，再加上陈水扁及其家族和顾问的一系列丑闻，互联网社区上到处都是对陈水扁的攻击。实际上互联网对马英九的支持在整个媒体领域中是最强的。
广播台中，与戒严法废除之前相比，社论立场或者政治支持还是没什么大的变化。有几家拥有大量听众的广播台例如BCC, UFO Radio, and News98都是支持马英九的，而更多小型地下广播台则支持民进党；虽然只有很少几家广播台支持国民党，但他们的规模和影响力都比支持民进党的大得多[7]。
几家地下广播台在2008年竞选活动中扮演了特别丑陋的角色。2006年出版的一本小说《暗杀马英九》预言了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将在2008年最后一个星期六在高雄进行竞选活动时身中三弹，2007年底，台湾电视报道一名著名的美国评论员预言马英九将被暗杀。这些科幻式的谣言在媒体上被广为讨论，其中的可信度却无人质疑。报道说他们只是为了提高销量。其他吸引眼球的新闻和评论，例如“如果马英九当选，台湾将被出卖（给中国大陆）”；或者“如果民进党再次当选，台湾海峡将燃起战火”，也常常被大肆宣扬，公民很少能获得客观的信息或者观点来作为他们发表意见的依据。
总之，台湾媒体的质量并没有随着媒体自由而提高。相反，在自由竞争市场和严重政治冲突的环境中，它的表现每况愈下，以至于成了政党的代理人。
台湾该如何应对目前媒体的无序状况？
毫无疑问，台湾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媒体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但是，又有谁可以批评一个只有20年历史的民主社会中的媒体的发展呢？也许美国的经验可以做一个对比。美国媒体当然有这更长的曲折发展历程。目前在台湾常见的煽动性政治报道在美国也发生过：例如，赫斯特报业集团和普利策报业集团影响了1898年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并在威廉-麦金利决定对西班牙宣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初期，美国的记者业成了专业领域，仅次于医生、律师和教师这样的职业。
这是怎么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记者业正式培训课程的建立。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教授Robert McChesney说，“精明的出版商知道他们需要让他们的记者行业表现得中立和没有偏见——在这个国家最初一百年里这样的概念是完全陌生的——否则他们的业务的盈利能力将大为降低，为了锁定他们的经济地位，他们会牺牲他们特定的政治权力。出版商推动正式的记者专业学院的建立，以便培训专业精英编辑和记者。这些学院在1900年前都不存在；到1920年，主流的学院如哥伦比亚、西北、密苏里和印第安娜都已经如日中天。[8]”
自发组织的专业社团也开始出现，例如成立于1923年的美国新闻编辑协会，表面上是为了“保护编辑的纯粹性”，使他们远离（通过出版商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新闻出版商的代表则是美国报刊出版商协会。记者们应当遵循美国报刊出版商协会指定的职业行为准则。但是，McChesney评论道“当然，这从来就不是一份正式的合同；记者自治只是在出版商的指挥棒下存在，出版商仍然把持着所有的司法和经济权力。”
在台湾，大学水平的记者业培训已经存在了50多年，七十多个更高级别的研究机构提供记者和媒体相关课程。每年，一万多名学生获得记者业学士、硕士和博士学历。但是，媒体专业人士经常抱怨说，这些机构的记者业教育过于偏重理论，初出茅庐的新闻专业毕业生常常对媒体实务操作一无所知。与此相反，记者业教育机构也在批评媒体的表现——在目前的环境下，尽管没有完全否定媒体在社会中的价值。公众对媒体的负面意见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很多人把当前台湾秩序混乱的政治几乎完全归咎于媒体。
台湾主要的媒体监管机构也已经成立多年，但最近开始了严密的审查操作。最早的机构焦作中华民国国家新闻局，成立于1950年。随它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实际上进行着实质上是审查的前身的新闻检查。随着台湾实现民主，减少政府对媒体的干涉，中华民国国家新闻局于2001年重组为“中华民国国家新闻自治委员会。”其会员包括台湾媒体行业的精英，包括电视和报纸记者。它被称为“媒体老板俱乐部”，实际上并非完全注重记者业职业行为准则或者职业化发展。中华民国国家新闻自治委员会仍然存在，但它对媒体的影响微乎其微。
最重要的专业记者组织是台湾记者协会，成立于1995年。它提倡“获取新闻自由、提高专业水准、保护记者独立性。”虽然这些目标与社会需求是一致的，但是该组织还没有得到出版商的支持，这降低了它的最终效力。
简言之，台湾媒体的问题在于时间仓促——只有不到20年——专业记者没有在民主化新环境中得到充分发展。毫无疑问，随着时间推移，台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受益于美国经验。
在《媒体的问题》一书中，Robert McChesney写道，“民主社会中的媒体制度——或者媒体问题的民主解决方案——迫切需要一个大型的、资金充裕的、结构多元化的以及多样化非营利和非商业化的媒体行业，以及竞争更充分、更分散化的商业部门。[9]”他大体的理论是难以否认的，但是未免太过于理想化了。
在台湾，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一个健康的公共电视体系的必要性。早在1980年代，台湾政府就已开始发展创设公共电视台的计划。经过十多年的准备，台湾公共电视台(PTS)开始运营，但该组织的预算和人力资源都不足。从1999年到2007年，公共利益团体不断游说政府扩张公共服务。2006年，PTS与先前政府所有的中视(CTS)合并形成台湾广播系统(TBS)。2007年1月，另外三家电视台（客家电视、自主电视和台湾宏观电视）加入该集团。TBS每年的预算为40亿新台币（大约为1.3亿美元），包括商业、赞助和捐赠。与它在西欧、日本、韩国和澳洲的同行对比，TBS还处于婴儿期，规模和影响力都还很有限。
为了改善台湾媒体环境，第一步是注重透明度，这最终可能将形成该行业的一个新秩序。应当建立和维护一个与媒体相关的变量及其经济/商业模式的数据库，例如报纸、杂志销售量、电视收看排名、广告牌名和规模。这些数据是基础性的，但公众目前却常常难以获知。媒体应当向公众披露这些信息。这些数据可由一个独立的中立机构使用，比如NCC，以便向公众和教育机构提供分析和监控媒体行为的资源。
在这种体制下，媒体将建立另一个组织联合决定媒体行业将使用何种数据和排名。该组织应要求媒体向“行业基金”注资以便为与公众利益相关的重要工作提供融资，例如人员的进一步培训，自律和质量改进。这是台湾媒体变成值得尊重的和可盈利的高质量行业要走的第一步——这也是民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结论
媒体和民主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而神秘的问题。媒体并非解释目前台湾民主和政治极端状态的唯一因素，但它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38年长的戒严法时期，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占据一切资源，制定道德准则。剥夺人民参与政治的所有权利，并让媒体上一切批评噤若寒蝉。这就是台湾游击战媒体崛起和发展之前的背景。
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历史中，非主流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终打破了开办新报纸的禁令，并公开挑战政府。然而，媒体自由化尚未证实这个行业的业绩，且还没有助益于台湾民主的巩固。台湾媒体变得无序化和不可信任，原因在于其介入了政治斗争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有效和值得尊重的监管又没有到位。公众利益成了最大的输家。
在正常的民主环境中，媒体应该是一个无需外界干预的自律组织。但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当专业准则与商业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胜出的通常是后者。为了实现自律，媒体需要制度化的补充性控制措施。应当制定精心设计的规则，把媒体的角色告知公众，以便参与者遵守该等规则并彼此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同时服从公众利益并服务民主。
[1]记者无疆界组织，2008年4月29日，“2008年媒体自由度调查发布”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362 (2009年7月17日访问).
[2]记者无疆界组织，2009年5月1日，“2009年媒体自由度调查发布”http://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70&release=811 (2009年7月17日访问).
[3] Mark Magnier, 《他们无法掌控事实》，《洛杉矶时报》，2005年2月28日；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5/feb/28/world/fg-hounds28 (2009年7月17日访问).
[4] 参见《台北时报》，2006年10月26日，第8页，社论，《媒体已经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archives/2006/10/26/2003333468 (2009年7月14日访问).
[5] Tien Hung-mao,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ages 206 and 212.
[7]一个有趣进展是，不少支持民进党的电视台和广播台深度介入该党的总统初选。SET（三立）是民进党最终候选人谢长廷的强烈支持者，而FTV（民视）则支持游锡坤；其他电台大多作壁上观。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支持民进党的媒体中的党外派系的遗留。
[8] Robert W. McChesney, “记者业、民主、…和阶级斗争”，每月评论，卷52，第6期（2000年11月），网址： http://www.monthlyreview.org/1100rwm.htm; 20097月1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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