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全书导言部分

原文：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译文：裴敏欣：《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全书导言部分

作者：裴敏欣

作者介绍：裴敏欣（Minxin Pei)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Claremont Mckenna学院政府系Tom and Margot Pritzker '72教授、国际和战略研究Keck中心主任
译文来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Introduction(1-16)

译者：kestry, @hsinwang1982, @jiangge09, @Freeman7777

校对：@jiangge09, @Freeman7777

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经济现代化进程，被列为社会和经济转型史上最富戏剧色彩的事件之一。该过程发生于一个独特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之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准极权政治体制(quasi-totalitarian political system)的同步转型。尽管经历了暂时的挫折、短暂的政治高度紧张状态、经济不稳定的“插曲”以及众多保守派的反击，已历二十年之久仍在持续的转型过程仍大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面貌。

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可量度的方面来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在速度、规模和范围上都是前所未有的。1 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大大提高了全国13亿人民的经济收益，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此外，由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令中国经济更少以国家为中心，变得更加分权化，经济发展已使中国社会从一度的国家高度控制转变为日益自主、多元化与复杂化的社会。在此期间，中国与国际社会在多个方面开始接轨。贸易和投资在此次接轨中先行一步，使中国从改革前世界经济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变为主要贸易国家和最受欢迎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目的地之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轨也发生在其他重要领域，如成为各种国际机构的成员并参与其活动、重要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与西方的教育和文化交流。

这些重大变化，大部分已通过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统计测度反映出来。2002年中国经济总规模相比1978年翻了8倍多2。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51美元升至2003的1097美元，25年里增长超过6倍3。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加速了社会变革。1978年中国城市化的比率为18%，2002年这一数字已达到39%4。而联合国采用的另外一种测量方法，显示1998年中国城市化比率已达50%5。

经济的快速增长，扩大了中国公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加了他们的“身体流动”（physical mobility）。在1978年，大约2000人共使用一条电话线，而2002年，大约每6人就拥有一条固定电话线路，此外，约每6人拥有一部移动电话。 1978年，每1000户家庭中只有3户拥有黑白电视机。2002年，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126台彩色电视机，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60台彩色电视机。1978年，国内长途电话平均业务量只有180万次（大约每5人1次），2001年此类电话业务量为220亿——人均17次。 从1978年到2002年，报纸的印刷数量增加了两倍，图书出版量则增长了11倍。1997年互联网用户仅有16万，2003年互联网用户达到了7，900万6。这些数据表明，25年里中国公民获取信息的平均水平较之先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身体流动”的增加，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不同交通方式客运总量在此期间上升了533个百分点，从1978年的25.4亿至2002年的160亿。以人均标准衡量，“身体流动”增加近5倍。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有了赴海外旅游的自由。在1978年，很少有普通人能享受这种特权。在2002年一年里，出国旅游人数达到了1660万7。

经济改革一个重要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是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下降。工业产出方面，国有企业的份额从1978年的近78%下降至2002年的41%，而私营部门（包括外资企业）的份额则从0.2%上升到41%8。这戏剧性的相对下降状态也反映在就业数据上：1978年，城镇工人由国家直接雇佣的达80%，在2002年，只有29%9。这些数字表明，作为其在经济中作用下降的直接结果，国家对本国公民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控制受到了极大的侵蚀。

中国经济改革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与世界经济的接轨10。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将开放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作为他改革战略的核心，中国经济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已产生了巨大的利益。 在过去25年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国之一，同时它还是最受欢迎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1978年，中国还是封闭经济体，相比其经济体系的规模，它所进行的国际贸易量，以及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微不足道。未经通货膨胀调整的数据显示，经过25年的改革，中国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升至2003年的8,000亿美元，增幅达41倍——这使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11。相对而言，中国的外贸增长速度近六倍于其经济产出增速（国内生产总值，即GDP，增长了7倍）。外国直接投资的存量，在1982年刚过10亿美元，而20年之后则升至4,460亿元。1980年，赴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不包括来自香港和台湾）约有50万，而2002年，这个数目是1350万。12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不仅限于贸易和投资。改革期间通过成千上万赴西方高校的中国留学生及访问学者，中国大学对数以万计的西方专家的任用，以及旅游和流行文化建立起的与西方广泛的教育、社会和文化联系，几乎同样重要。虽然中国社会和政治与国际社会接轨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其影响很难精确量化,但这种转变的作用结果极有可能导致70年代末以来就已存在的价值观、品味以及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中国政治发展的滞后

将中国的政治体质与这种经济、社会大规模的、很大程度上是正面的变迁比照，尽管二十多年来社会经济高速变化，但列宁主义党国(Leninist party-state )的本质特征基本未发生变化13。按照最通行的标准，政治变迁远远落后于其经济进步的步伐。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中国领导人继续其渐进式的经济改革，而没有采取实质性步骤来实现政治开放，这个差距似乎越来越大。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差异，被未经加工的中国的调查数据和一些被广泛遵循的民主和治理的国际指标捕捉到。例如，在中国2002年的一次有2,723人参加的调查显示，接受调查者认为他们的政治权利、影响政府决策 的能力、从政府获得平等待遇的可能性以及司法独立状况仅比改革前的时代略有改善。14

李锐，毛泽东前秘书，一个直言不讳的自由派中共党员，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第16次代表大会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了贴切的评价：

自从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来，我们的“国力日渐强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原话，出自《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15

政治发展的滞后将危及中共自身的生存，他警告说：

“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原话）16

中国滞后的政治开放反映在一些被广泛使用的国际指数评比中中国获得的低分数上。The Polity IV Project一贯都把中国列为世界上最为威权的政治体系之一。17 同样，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调查将中国视为最“不自由”的国家。事实上，中国在1990年代的排名比1980年代的还要略微靠后。18 来自调查全球腐败观念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数据表明，中国被视为最为腐败的国家之一。19 评估来自腐败、低法治水平、官僚主义、不履行契约和剥夺财产等方面风险的国际风险手册(The International Risk Guide)也用一种混合视角看待中国。中国在1984—1997年间的排名说明，该国的腐败状况更加严重，官僚主义的程度却没发生改变。在积极的一面，该手册指出，中国的法律体系在很低的基础上有了稳健的改进，不履行债务和财产剥夺的风险也降到了可以忽略的水平。20

各种对治理水平的衡量都确信中国关键的公共部门是落后的。在由世界银行的Jeff Huther和Anwar Shah于1998年完成的一份“治理品质排名”("quality of governance ranking")中，中国在80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三。中国得到了39分，与埃及、肯尼亚。喀麦隆、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等治理状况糟糕的国家的得分相近。21 在由世界银行的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Massimo Mastruzzi对199个国家1996—2002年治理状况的评估中，中国与公认的弱国分在了一组。22

在“意见与责任”这项调查中，中国位列186位，只是稍稍领先于失败国家和多数压制性国家，与安哥拉、白俄罗斯、越南、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相当。中国落后于俄罗斯、乌克兰、印度和墨西哥等多数前苏联集团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规制品质”排名中，中国排在了116位，同档的还有尼加拉瓜、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埃及和马里，落后于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三个传统的虚弱规制型国家。在“控制腐败”排名中，中国位列111，与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伊朗和罗马尼亚同档。尽管中国的表现要优于俄罗斯，它在控制腐败方面仍落后于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中国在另外三个治理指数上得分稍高。在“政府效能”方面，中国排在了71位，稍领先于俄罗斯和印度，与中国同档的还有纳米比亚、克罗地亚、科威特和墨西哥。在“政治稳定”方面，中国位列78，与白俄罗斯、墨西哥、突尼斯和古巴相当。在“法治”上，中国排名94，与墨西哥、马达加斯加和黎巴嫩不相上下，介于俄罗斯和印度之间。23

然而，这些排名不应忽视197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政治体制发生的实质性且在很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化，尤其是在精英政治、制度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在这些变化中，有的是出于经济改革的需要被迫在统治层上做出的，有些是国家政权启动的政策或社会压力的产物。结果，经过近20年经济改革之后的中国政治表现出了制度多元主义、对公共空间有限度的容忍以及草根阶层民主参与的初步显现。

就积极面而言，后毛时代的政权终止了大众恐惧，也极大地遏止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个人自由和社会流动有了实质性的扩展，开放了只存在有限选择的政治参与渠道，自治性的公民组织也已经被允许在政治领域以外的范畴存在并发挥自身的功能。24 在精英层面，后毛时代的领导层重建了稳定政权所需的多数基本的制度性规范和程序。这有助于在改革时期维护精英阶层的团结和政治稳定。25 推进经济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激励了当权者去进行有限的司法改革，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影响。26

中国初级制度多元主义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全国人大（全国性立法机关）和地方人大决策权的扩大。中国一开始就将加强人大作用视为恢复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的宪政秩序的必要步骤。政府立法机关的加强得到了其自身政治动力的推动。因此，中国立法机关在其宪法权力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性，获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27 尽管后毛时代压制了体制性民主改革的诉求，但迫于维护农村地区秩序的政治需要，国家允许就村委会这一农村地区基本行政层级中的政府进行选举。作为始于1980年代以来有限政治实验的新政治制度，农村选举在1990年代末已成为一项得到全面确立且受当局全面监控的制度。尽管多数实施选举的地区未出现有效的民主治理，尽管规模过小且带有试探性，但它的确是威权国家朝向更大幅度的政治参与迈出的第一步。28

不幸的是，这些有限的政治开放迹象还是没有改变后毛时代政权作为一个一党制独裁政体的界定特征。在许多方面，这些变化没有被压制，这大多是因为它们未对中共对政权的垄断构成直接挑战。事实上，这些变化是符合中共短期目标的。因此，中共掌权的情况下进行的政治改革必然是在其在施加了严格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实际上，这些限制阻碍了有效法律体系的发展，限制了立法机关的宪政功能，制约了农村自治政府的成长，限制了公民社会的兴起。因此，即使对外部观察者来说，后毛时代的政治改革就其最坏的情况来讲是矛盾丛丛的；而就其最好的情况而言也是一系列试探性的、局部的，并且极有可能遭遇失败的肤浅措施——因为它们在任何意义上对中共的政治垄断地位都构不成挑战、限制和削弱。在中共掌权的情况下，民主转型几乎是一种遥不可及、不切实际的前景。29

转型掉入陷阱

市场改革与一党制的保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冲突和矛盾。对中共精英来说，他们不是选择了回避或就是不愿直面这其中的启示。例如，在排他性的政治和掠夺性政策的背景下，执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使中共愈发近似于一种自利型的统治精英，而非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

对于中共的变化，被罢免的前总书记赵紫阳敏锐地观察道：

问题在于，中共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在财产具有合法性且受法律保护之后，中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着全国所有的资源。中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腐败。掌权者必然要将所控制的社会资源转为私人财富。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中国已发展出了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形式。西方资本主义在其早期也是罪恶的，但其能够逐步变得更具进步性。而当今中国的那种最坏类型的资本主义已无法变得更具有进步性了。30

当然，中共自身的利益与其宣称的改革目标间还存在着其它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考虑到市场经济离不开最低限度的法治，而后者需要对政府权力进行制度性制约，这就与中共为保留最高政治权力进行的独裁形成了矛盾。中共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雄心也留下了这一有待回答的问题：社会的新自主性如何能受到国家的尊重和反复无常的政府的保护？中共对独立的、组织化社会利益的畏惧使它未能做好准备，来面对这些可能出现的势力，而后者正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

这些对中国脱离共产主义的转型至关重要的未解决的矛盾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不断升级的紧张状态的源头。在理论层面，这些矛盾的加剧使人产生了中国能否像其东亚邻国那样沿着一种新威权主义的发展道路最终成为更开放社会的疑问。31 在政策层面，这些紧张状态使后毛时代统治者采取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越发难以持续。中国向市场经济以及某种潜在的民主政体的转型冒着掉入“局部改革均衡”（partial reform equilibrium）陷阱的风险。在这样的均衡中，经过局部改革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支撑着一个迎合一小撮统治精英需求的混合式新威权主义(hybrid neoauthoritarian)的统治秩序。32

在这种秩序下，国家的权力被用来捍卫统治精英的特权并压制针对这些特权的社会挑战，而不是用来实现更广阔的发展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的多次民调显示，包含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在内，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相信统治阶层的成员攫取了经济改革的大部分成果，而像工人和农民这样的普通百姓只分得了很小的部分。对这种自利型精英(self-serving elite)的观察支持了局部改革均衡陷阱（partial reform equilibrium trap）的假说。33

的确，转型掉入陷阱的征兆已经变得愈发清晰，甚至可以说已经无处不在了。一些敏锐的中国政治观察家已经提醒了“改革之死”，因为那些最初激发中国改革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如今已经消失了。34 在经济方面，重要的改革措施遭到了强烈的抵制。35 关于经济改革已经停滞的看法被中国企业的主管们所广泛接受，而他们当中有许多都是中共党员。2002年底，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范围内的3539名企业高管所做的调查发现，只有少数人对关键性改革的进展表示满意。例如其中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外贸体制以及医疗改革等方面的进展表示“满意”，25%～28%的企业主管对金融体制、财政体制以及国有企业（SOEs）等方面改革的结果表示满意，并只有19%的被调查者对投资体制改革表示满意。36

在金融部门中，将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国有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的改革成效甚微。尽管这些银行存在着巨额不良贷款，但政府仍然继续利用它们来支持那些无利可图甚至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并为大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融资以膨胀（经济）增长率。37 结果是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累积超过了GDP的40%，并威胁到了国家的整个金融部门。38 政府对国企的改革也同样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39 作为国企改革的直接后果，失业水平的不断提高迫使政府因害怕加剧已经开始出现的社会动荡而不得不放慢国有企业的重组进程。40 虽然许多中小国企已经在1990年代晚期实现了私有化，但国家仍然拥有几乎所有大型国企的所有权，并不得不想方设法维持他们的存续，而这就导致了中国财政健康水平的进一步恶化。41 到目前为止，这些大型国企仍然无法实现真正的私有化。

此外，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并没有成功地破坏国有企业在大多数关键行业的垄断地位，如银行业、电信业、民航业、能源业、铁路运输业、烟草业以及农业投入与产品的批发贸易。这些市场始终是扭曲与低效的。由于地方政府的政治干预，市场准入的门槛依然很高。因为地方政府依赖于这些障碍性措施来保护他们在地方产业中的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构成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政治恩庇的来源。

在接近1990年代末时，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发表倾向改革的言辞并公开宣称其雄心勃勃的改革目标，但体制与结构改革滞后产生的成本已经开始在中国经济的表现中反映出来。在2002年对中国经济所做的一项广泛研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警告说“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正在丧失动力”，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严重碎片化，而这已经导致了资源利用方面不断扩大的低效率。”42 经合组织研究报告所引述的关键性弱点包括了农业部门的虚弱增长、国企的低效以及金融体系的脆弱。这些结构性弱点造成了中国在1990年代晚期相当严重的衰退。43 200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经济研究报告也指出了同样的结构性弱点并警告说：由于早期改革带来的生产力一次性增加已经得以实现，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有赖于新的以及更加困难的结构性改革。44

甚至是通常都含有水分的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也显示出经济增长率已经由1990年代早期的两位数降到了1990年代晚期的7-8%。而真实增长率可能会更低。45 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在2002-2004年间得到加速，但这主要是由国家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的。46 这样增长，在政治改革缺席的背景下，可能会使经济的扭曲程度更加严重。吴敬琏，中国最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在2004年反复警告说，由于经济增长依赖于过高投资率（占GDP的40%以上）的驱动，这种类型的增长是低质量的与不可持续的，并会造成新的问题。47

政治改革的缺席

转型掉入陷阱的迹象也同样表现在中国政治上。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包括政府官员的强制退休、全国人大职能的增强、法制改革、农村自治实验以及放松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控制等，都在中国经济起飞前的1980年代就构想出来并实施的。然而到了1990年代，尽管这些领域的改革在多数情况下仍在继续推进，纵然只是以一种缓慢的速度，但江泽民时代的中共领导层并没有推出任何新的或是显著的体制改革倡议。此外，尽管党内，有时甚至是公开的对政治改革进行的探讨与争论在邓小平时期都是被容许甚至是认可的，但同样的情况在江泽民主政时期实际上是被禁止的。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失败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最为严重的制约，这已经是中国主流学界的广泛共识。然而在他们的判断中，一个不断开放的经济体制与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之间的是失衡是不可能得到改善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所做的采访，有半数的学者认为这种失衡将持续下去，而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得更糟。48 甚至有许多官员也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这种失衡是存在的并可能会变得更糟。49 在2000至2003年间，对在中央党校受培训官员的四次调查一致显示，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政治改革，这等于默认了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认识。50 如同主流学界一样，2002年中央党校受调查的133名干部中有80%都认为政治改革缺乏进展会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甚至比经济改革更加重要。51

1990年代的政治改革的缺乏进展不仅强调了中国的独裁政体面对其快速变化的经济与社会的停滞，也削弱了政权维持有效治理并应对三项重大挑战的能力。

猖獗的官员腐败

对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局部改革为官员腐败提供了温床，因为在这种环境中，制度性的规则既不明确也没有政治上的强制性。统治精英是不实行问责制的并且不会因为错误行为而遭到惩罚。结果就是无节制地采取掠夺型政策与行为。在中国，统治精英的腐败行为在1990年代晚期已经扩大到了地方层面。52 这一时期所做的民意调查一致将官员腐败列为中国面临的头等政治问题之一。53 涉及高层政府官员（从政治局委员到省长与国企高管）的引人注目的丑闻，已经成为了中国媒体的主打产品。这些统治精英们总是被发现参与了非法的房地产交易、收受巨额贿赂、认可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参与金融诈骗、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保护伞以及卖官鬻爵。

无法控制的腐败所产生的成本是巨大的，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粗略估计，腐败产生的总成本已经占到了GDP的4-17%——相当于一笔可观的资源从公众金库转移到了私人腰包里。54 统治精英们犯下的腐败罪行所带来的政治后果还很难估计，但其比起纯经济损失来很可能会更加有害。政府官员的腐败破坏了许多用来实施法律、维持统治与市场秩序、以及提供重要公共服务的关键性制度的完整性。政府官员所采取的腐败形式——诸如收受贿赂、串标、内部交易、卖官、假账以及大规模的挪用公款——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相关国家机关的效率、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成本，并提高了系统性风险的水平，尤其是在金融部门。在这样的情况下，由腐败政权治理的国家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 ）就免不了要受到削弱。更重要的是，如一位中国社会评论家所观察到的那样，一个转型经济体中的官员腐败使得统治精英能够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通过挪用公款与操纵市场积累大量的私人财富，而这会直接造成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不断增加并导致社会不满不断升级。55

国家能力的削弱

中国国家能力的削弱，集中体现在了中国政府在维持关键性职能上的日益恶化的表现，那些关键性职能通常被认为对一个国家的效率来讲是关键性的，包括有：财政收入的汲取，关键公共品(public goods)的提供，信息的收集，以及法律和规则的强制实施。56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国家能力下降的迹象被权力和无效率之间的悖论所捕捉到了。虽然中国国家看起来是制度上不受约束的，集权化的，并且是无所不在的，但其施行政策和执行规则的能力却遭到其不一致性、内部的紧张局势以及脆弱性的严重限制。政令不畅或低效率政府指令的现象在中国新闻界上被广泛报道。它包括中央政府所制订的法律和政策遭到了地方当局的藐视，政府官员随意违反法律和法规，以及一直困扰着合同的执行，法院的判决以及国家法律实施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57 这种中国政治独一无二的特点很适合用碎片化的威权主义来形容（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58

当然，是市场以及政权转型释放出的力量导致了国家能力的削弱，正如其他国家在转型阶段所展示的经历一样。由于回归改革前的原状(status quo ante)是不可行的，透过旨在调适国家的组织结构以及国家职能去迎接新的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制度性改革,国家作用的复苏才可能实现。因此，国家能力的削弱很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结果。中国失控的官员腐败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统治精英不愿意去改革有瑕疵的国家制度产生了系统性腐败的状况，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效率。

然而在解释国家能力的削弱上，还有着比腐败更好的解释。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扭曲性、不确定性以及不稳定性建构到了界定国家权威性质以及界限的三项关系中：党-国家关系 、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国家-市场关系。这些事关重大的关系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效率。例如，执政党凌驾于国家、高高在上，削弱了各级国家机器的权威，并限制了其履行日常行政职能方面的能力。当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由于缺乏可靠的能够奖励合作和惩罚作弊的制度导致了不断进行的投机行为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流动性在国家内部产生了大量的承诺，信息，以及协调方面的问题。其净效应则是使有偏袒性的司法权和部门受益的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的过度供应，而诸如公共健康、教育以及研究和发展之类的公共品则是不充分供应的，这两个现象是同时发生的。同样地，国家与市场的边界之间的糟糕界定创造出了这样一种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国家无法有效履行其基本职能——诸如合同的执行，财产权利的保护以及对于市场秩序的维护 ——与此同时国家倒是越界到了不属于它涉及的领域，诸如投资和经营企业以及在不同的名目下出售其行政服务。

社会与政体关系越来越失衡

认为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已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这种想法已经在中国内部广为流传了。59 具体来说，这种失衡是指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性（社会经济方面的，区域之间的，城乡之间的），统治精英和人民群众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价值观的丧失，以及以精英为基础的排他性执政联盟和弱势群体（如工人，农民，和农民工）越来越边缘化的同时巩固局面。60 由于这些的失衡，有些中国社会科学家警告说，巨大的风险已经在中国社会逐步积累起来了。引述的说法则是认为公众不满不断上升，失业率不断增加，不平等性越来越高，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不稳定时期。61 孙立平，他是一个社会学家，已确定这些失衡导致了中国社会越来越不稳定的社会分化现象。62 不可避免地，这种失衡反映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紧张不断加剧上。这集合层面(aggregate-level)的数据和新闻报道都显示了，集体抗议、暴力冲突事件以及各种形式蔑视和抵制国家权威的行为的发生次数在数量上的急剧上升。

很明显地是，作为社会不满的表达方式，诸如抗议这种行为表现很可能是由经济转型所伤害到的社会群体，如农民和城市国有企业工人，遭受的困苦遭遇的产物。（事实上，来自这两个社会群体的抗议占占了集体暴动事件的多数。）集体抗议和个人抗争在频率，规模，和强度上的日益升高也揭示了在转型期间中国政治制度的缺陷造成了这些压力的累积。在中国的背景里，管理国家公务员的政治问责体制的失败很可能是国家-社会紧张关系不断升高的一个关键肇因。习惯性滥用他们的权力以及小型的专制每天都在做制造受害者的犯罪举动的国家公务员们，使得国家呈现出掠夺者的状态，并使普通公民直接接触到了国家压制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中，当能够解决他们问题的制度性机制，诸如法院、新闻媒体以及政府官僚机构都是不具回应性的、功能不充分的或是呈现为失灵状态的(dysfunctional)话，私人怨气在这样的体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更可能通过暴力表达方式来寻求解决。

此外，中共抵制民主改革的结果导致了政治参与和利益代表的有效渠道的缺乏，从而造成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不能捍卫自己利益的社会团体被迫要采取高风险性质的集体抗议的方式去发出他们的要求以及获得补偿政策的希望。即便在缺乏组织化的社会利益代表这种情况下，那种体制性缺陷的总和还是会导致一种朝向暴力性质的集体抗议的系统性倾向性。64 国家-社会紧张局势的积累和增加预示着中国的政治稳定出了问题，尤其是产生出这种紧张局势的动态使得执政的中共陷入到了一个几乎无望的困境中。由于中共首先做出的对于政治改革的抵制，加剧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而不断升高的紧张局势又增加了任何改革都可能出现失控局面这种风险，从而阻挠了共产党对于政治改革所做的承诺。政治瘫痪进一步刺激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紧张因为个人与集体的不满持续在积累，使得未来改革的风险也升高了。中国封闭的政治体制以及局部改革的经济里存在的这种困难的挑战以及深植于结构里的问题，进一步抛出了这样一种疑问，即中国是否能持续其具有活力的经济现代化。为了在本书中解决这一疑问，我将首先在理论层面探索一个掉入陷阱的转型的肇因以及动态。建构起来的理论层面的框架接下去就将引领四篇实证性的章节的探讨，那四篇章节检视了中国局部政治和经济改革所造成的病症。

在建构第一章的框架时，我将引用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关系的理论，由国家-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以及掠夺型国家的理论，第二章分析了统治精英对于政治改革的构想以及推进方式，并评估了自1970年代以来各种制度性改革的效应。第三章批判性的重估了渐进主义改革的经济遗产并试图去展示中国背景下零碎改革的隐性成本以及它们背后的政治逻辑。第四章追踪了在后毛时代中国的国家掠夺性的权力下放并探索了要为一个分权化的掠夺型国家的失控症候群负责的基本的制度肇因。第五章则关注一个掉入陷阱的转型的后果并且强调了体现为一种掉入陷阱的转型的中国的一党制所面临的三种困难的挑战：不断下降的国家能力，受到削弱的执政党的动员能力，不断升高的国家-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后一章中，我讨论了中国转型经验的理论性和政策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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