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Falun Gong : la tentation du politique
译文：国际评论2001-4 法轮功:政治的诱惑
作者：David Palmer来源：《国际评论》2001 年4月n°11 p.36-43Critique internationale n°11 - avril 2001 p.36-43
发表时间：2001年4月
译者：筐菜菜
校对：木木
西方对中国法轮功政治镇压的研究，通常有两个切入 点：人权问题和邪教组织。以这种角度进行的学术研究常常陷入僵局，因为与欧洲传统意义上“反民主的邪教组织”不同，法轮功恰恰是一个“反独裁的 邪教组织”。研究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问题：一个混杂着古老中国冥思技巧和神秘思想的世界末日说运动是如何成为中国主要的在野势力的？它是如何凭借它 的影响力、组织力和庞大的成员人数，以它所造成的执政者的恐慌，超越其他以民主为诉求的在野势力的？1999年4月某日，法轮功在中央政治局的大门口 组织了中国自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 2001年1月，中国各大报纸纷纷公开承认，尽管自1999年夏天以来便遭到了严酷的镇压，法轮功的信徒们“仍继续去天安门滋事，分发传单…法轮功的 宣传手段也不断更新， 他们去高速公路的匝道、人群聚集的公共 场所、北京的居民区张贴和分发非法传单， 使社会环境变得污浊不堪。” 成百上千的信徒因此惹上牢狱之灾， 其中有上百人死在狱中。
1. 宗教秘密组织起义的“历史传统”
“邪教”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屡禁不止。早在1800年以前就发生过道教组织五斗米教和黄巾军起义反抗东汉皇权的千禧年运动。从元 朝至今，许多秘密组织都宣扬世界末日的逼近和由新的“佛”（救世主）开启的新世纪的到来。白莲教通过教授运气、冥想和武术来招募遵守教规的成员，逐步形成 成员社群。他们也因常与密谋推翻皇朝的政治起义有关联而遭遇了残酷的镇压，从而转入地下，变成秘密组织（会党）。事实上，推翻元朝的“红军”就是这一性质 的会党起义，而其中一名起义首领朱元璋在登基为明朝第一位皇帝之后鸟尽弓藏，颁布了残酷的法令反对异端邪道。各种异端组织凭借他们的意识形态、组织能力参与反抗明清的起义（如明末徐鸿儒“闻香教”起义、清乾隆年间的王伦起义、八卦教起义等等），尤其是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削弱了皇权。清末民初时期，民间异端组织填补了传统社会结构被摧毁后的真空，势力日益庞大，甚至掌握了部分地区的全权统治。 19世纪，镇压之下秘密进行的成员招募，在一些地区逐渐公开和大量的发展起来。例如，民国时期的“红枪会”在农村防匪盗、反恶霸、抗官兵、抗捐税、反对贪 官污吏，并在地方杰出人士的支持下获得了中国北方农民的认同。1949年，中国共 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展开了对“反革命”宗教的镇压和全面清洗。
2. 中共在宗教组织复兴中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邪教”世界从来不曾就此消失，他们在镇压和清洗的政治环境里自我封闭隐藏起来，并在冥想修身与气功健身的保护色下蠢蠢欲动。他们一方面打着共产主义“新中国”的千禧年学说，另一方面又鼓吹气功大师玄妙的奥体。其实这种怪异的组合早在中国建国之前就已产生了：四十年代初“解放区”的党员干部在医疗资源缺乏的 情况下对民间医治之术产生了兴趣，而这些“民间医学”正是通过秘密宗教组织的传播才在农村得以发展的；这些被“去宗教化”后被重新命名为“气功”的“民间医学”就此在解放军部队的医院诊所中被广为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 气功在医疗机构中迅速发展。1953年，一所与众不同的疗养院在北戴河落成，为中共的精英们开启了冥想技巧与养身之术的启蒙。 毛主席曾对“气功之父”刘贵珍赞誉有加。北京与上海的多家 著名医疗机构也纷纷开设气功治疗的诊所与实验室。在五十年代敌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医学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凝结“中国人民大众”智慧，来自中国民间的气 功的发展达到了鼎盛。但它并未能逃过随之而来的文革杀劫。刘贵珍和他的弟子们因宣扬“封建迷信思想”被判入狱，所有气功治疗和研究的官方机构也在六十年代中期相继被关闭。
尽管如此，气功在文革动荡年代里，通过师徒传授网络秘密地传播着。七十年代初，一名叫郭林的妇女，因练习气功癌症痊愈，从此在公开场合教授气功。她发明了集体练功的方式，带领弟子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公园里练功，达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自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她的做法便得到了多位中央领导的鼓舞，领导们认为气功能够高效率的预防与治疗疾病，大众易于接受，有助于国家在公共医疗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改善合提高大众健康水平。
此时作为官方喉舌的媒体接二连三地发布关于气功现象的新闻（小孩儿能用耳朵或者胳肢窝看书，气功的修炼者能够通过冥想获取心灵感应或预见未来的能力…），在社会上引起强烈轰动。这些与众不同的超能力甚至被严密的实验所证实。如上海一家科研机构证实，通过实验，仪器检测出了气功大师通过精神修养输出身体为病人治病的“外气”的存在。
传统的“行医者”纷纷浮出水面，作为“气功大师” 向众人传授气功技巧，向他们展示神乎其神却有科学依据的“超能力”。成百上千的气功“大师”、气功学校、组织团体、出版刊物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如此狂热的情形自然少不了中共权力金字塔顶端人物和科研界的热情支持。例如1982年，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学森就向中宣部呼吁禁止出版质疑气功超能力的文章，并得到了支持。
在科学界看来，气功的修炼技巧不仅简单，而且好处颇多，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还能促进智力发展，让修炼的人获取新的能力。修炼者的亲身经验与科学研究似乎都证实了气功“超能力”的真实性，如同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考证了传说中英雄们神奇的丰功伟绩一般。关于“外气”作为物质实体的定义使科学家能在科学唯物主义的合法框架内研究怪异的超自然现象。既然气功是一种能激发人体“超能力”的实用方法，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利用科学手段，使得这种目前只在“圈内”的天赋异禀的大师之间秘传的神奇力量 成为全民皆能掌握的能力。气功的推广让人们产生了科学研究民主化的幻想，它是将科学研究从物理法则中解放出来的关键。中国将因此成为新一轮的世界科技革命的先锋。
在最富盛名的清华大学开展的一项实验表明，由气功大师严新运功发出的“外气”能改变2000公里以外的水样本的分子结构，实验结果的公布使得“气功热”在1987年达到了顶峰。这位严新大师发明了一种新的气功形式----“带功报告”：大师一面做报告，讲解气功科学理论，一面向听众输出“外气” 。举办带功报告的场馆内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人数从1万到2万不等。报告过程中，一些听众呈现如同鬼魂附身的状态，一些病人和瘫痪者奇迹般地痊愈了。
好景不长，大众对严新的趋之若鹜引发了执政者对自身权力稳固的担忧。他们借“弘扬中华文化”和“开展科学实验”之名将严新流放至美国。由过度冥想导致精神错乱的案例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气功界逐渐蔓延的招摇撞骗之风引发国家介入。国家为此于1987 年成立一个部长级委员会，寻求气功社团的规范化。
想要整顿气功界的不仅是国家权力机关。年轻的气功大师张宏宝就试图将所有 的信徒整合在一个囊括了大学、医院、干部培训机构和企业的庞大的商业组织名下。他所倡导的“中功”学习法将所有气功技巧的学习列为8个阶段，并且规定从第 二阶段开始，信徒们将被指派到遍及全中国的机构中有偿教授课程。1994年，中功已拥有3000万信徒，成为脱离中共控制的最大的群众性组织。不久之后，国家秘密地阻碍中功势力的扩大化[1]。 张本人也在这一时期神秘消失[2]。
中功曾在几年之内，凭借一个整合了冥想、运气、治疗等功能的，模拟共产党组织方式的官僚商业组织，成功的控制了气功界。但其实早在中共镇压前，内部的个人野心和贪婪腐败就已大大地削弱了中功的势力。
3. 法轮功的爆发
1992年，一位来自中国东北部的卑微的气功师傅李洪志采用了一种更可持续的战略重拾气功发展。他将身体运功和精神冥想技巧与一种道德主义的、世界末日与救世 主学说的教义相融合，命名为法轮功（达摩齿轮的气功）。这一发展策略收效显著，尽管自1995年起就有研究人员在媒体中发起笔战论争，谴责秘密宗教行为的再次出现，揭露打着气功旗号的“封建迷信”活动和妄图合法化这些行为的“伪科学”研究和实验。
经过这场论战，国家于1996年发起了一场气功组织整顿运功，取消了对某些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学校的官方认可。在不利气功发展的大环境下，许多气功大师纷纷离开中国去往西方国家发展，融入了当地“代替医学”（或“自然医学”médecin douce）流派和“新纪元运动”的东方主义爱好。气功世界至此分崩离析、迷失方向。李在1996年避难至美国。但是，作为这次清洗运动的受害者，法轮功在中国的发展没有被中断。
至此，这场在执政党鼓励下将身体锻炼、呼吸运功、冥想艺术结合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科学革命” 的尝试彻底失败了。气功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笼罩的官方社会的缝隙间创造了一个宗教社团网络密布、组织林立、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仪式习俗的独立于国家控制的替代性社会。法轮功使气功朝着宗教和宗派主义发展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我们可以隐约发现气功社团网络呈现出与古代宗教异端团体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有一定严密结构的组织，通过运功技巧的教授招揽信徒并向他们传播某种意识形态。尽管他们宣扬的意识形态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围绕着享有特殊威信的大师，并融合了魔幻思想、千禧年末世学说、唯科学主义和浪漫民族主义等各种元素的普救世人的理想。这种意识形态在众多类似组织中微妙传播着，并在李的法轮功功中暴露于青天白日之下[3]。
自1996年的大清洗以来，法轮功不再以气功修炼方式自居，而转变为一种新的宇宙之法。它超越了所有物质组织的存在形式，凌驾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哲学、法律、宗教和气功修炼之术并向世人提供唯一一条救世之路。严格的道德约束、活跃的布道活动和严谨的组织 纪律使得法轮功在社会各界拥有一千多万的信徒。尽管它没有合法地位，它的意识形态有浓重的神秘主义和反科学色彩，法轮功却得以不受约束地发展了大约三年时间。在当时，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名记者和科学家敢于在报刊杂志中批评法轮功，强调它的“迷信”色彩，揭露其信徒因遵循教义，拒绝医院治疗而生病死亡的案例。法轮功为此进行了反攻，他组织信徒在相关新闻单位前游行，要求公开道歉（有时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尽管他们的行为大胆鲁莽——毕竟媒体是政府的喉舌——国家迟迟未干预。为数不少的中国共产党员是法轮功的信徒或同情者。一些领导人认为法轮功的日常体操锻炼是一种让大批无所事事的退休人员打发时间的经济又无害的方法。另一些则对法轮功的实际影响忧心忡忡，担心它的一千多万信徒的潜在力量。
在由法轮功组织的天津日报单位前的游行中，地方警官逮捕了两名未成年信徒。此后，法轮功于1999年4月某日于中南海组织了一场万人集体冥想。这场极富象征意义、饱含政治野心的事件激怒了当局，中央于1999年7月某日下达了对法轮功的禁令。随后几个月，大部分规模较大的气功团体都被秘密捣毁。势单力薄的法轮功转而成为地下抵抗运动势力，在国际媒体的关注下不停地嘲弄政权。
4. 精神和社会的空虚
镇压法轮功的结果是什么？一些人认为法轮功的势力已经被铲除，即使它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中还确实存在一定的危害能力，但是也不构成威胁。这种观点是在拒绝认清中国社会更深层 次的问题，而法轮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这些亟待解决的深层问题。
首先，中国宗教现象的持久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宗教将随着经济发展和传统社会结构瓦解而消亡理论。极端唯物主义笼罩之下是精神生活的空虚。在摆脱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20年中，气功曾是城市中唯一合法的大众宗教形式。随着法轮功被压扁和气功网络的解体，这一渴望被压抑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依旧未得到解决。
第二个深层问题是公民社会的薄弱。近十几年以来，一个独立于政治圈的经济领域在中国形成。尽管如此，公民社会的独立之路举步维艰。气功为人们开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在这里各种自发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蓬勃发展：公园里的气功练习团体、气功研究员组织、气功杂 志、气功研讨会、气功国际交流、文艺和环保活动等等。随之而来的某些人对商业利益和金钱的考量又使部分成员对此丧失了信任。法轮功正是因反对这种唯利是图的倾向而得以凝聚那些对气功团体中贪污腐败之风气大感失望的信徒的，并凝聚了甘愿为此事业牺牲而在所不辞的信徒核心[4]。 但1996年的清洗运动与1997-1999年的运动扩大化都驱使法轮功走上了政治对抗的道路，又一次上演了中国式的宗教/政治反抗的历史经典剧目。在极权主义中国的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自诩为唯一的大众运动，以它为中心的运行轨道上环绕运行着所有的社会、宗教和其他类型的组织。其他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的群众组织的存在，不论其属性是否是政治的，都将被所有人视为对中共权力垄断的实际的或潜在的威胁。这不仅引起了中共试图收复或消灭竞争组织的自卫式反击，也燃起了这一竞争性组织内部的政治野心。李洪志清楚地意识到了他对一千多万信徒的号召力，同样希望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他不接受自己的组织失去合法性并毅然决然地用带有政治隐喻的行为反击媒体的批评和政府的攻击。发生在1998年和1999年的最初的几次反抗官方媒体的游行正昭示着法轮功对抗国家机关的政治 威力。在1999年4月某日的中大游行中，每个人都成为法轮功不畏国家最高权力的见证。
在经济和政治的逻辑前，由气功开创的公民社会没有获得独立空间。 50年的政治革命和接踵而至的致富憧憬给城市的传统社会结构以致命的打击，新的稳固的团体组织始终未得发展。除了家庭、工作、消费之外，中国城市中少有其他的社会化框架。这一真空为气功和法轮功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他们在1999年的镇压之后纷纷转向地下成为秘密宗教组织，只有社会真空依然存在。
注释：
[1] 中功遭到了许多气功杂志隐晦地攻击并在1996年气功界整顿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从此，中功很难再继续它旨在向省及地方政府寻求支持开辟新组织分部和发展 其组织的战略。
[2] 他在2000年夏天在美属太平洋岛屿关岛出现， 寻求政治避难。
[3] 在众多法轮功与古代白莲教相似的特色之中，我们着重提出以下几条：1）末日临近说或“劫”（Kalpa 佛教中宇宙从创始到毁灭的一个周期）；2）拯救人类的新佛祖即将降临的教义（李 洪志更是在教义中宣扬他处于比佛祖更高的境界）；3）对神圣经文的集体背诵 （《转法轮功》）、运气和冥想；4）信徒之间的人际网络围绕教义冥想技巧的传播而建构，信徒分布无地理、社会和职业限制；5）对正统宗教机构的拒绝 —法轮功自称“大法” （Grande Loi）， 比传统宗教高级数重。
[4] 书籍和磁带等的买卖为法轮功谋取了重大的商业利润，但信徒们普遍认为法轮功内部关系是纯洁的，不受任何物质金钱和自私想法的干 扰（培训和修行课程都是免费的），这一点与其他气功团体的内部运作，更与与普遍意义上的现实社会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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