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Dilemmas of Party adaptation: The CCP’s strategies for survival1
译文：党的调适性措施的困境：中共的生存策略1
译文：党的调适性措施的困境：中共的生存策略1
作者：狄忠蒲（Bruce J. Dickson）
作者介绍：Bruce J. Dickson,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迁的前景》、《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
作者介绍：Bruce J. Dickson,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迁的前景》、《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
来源：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Asia's Transformations) Chapter 7
译者：kestry, @hsinwang1982, @jiangge09, @Freeman7777
校对：@jiangge09, @Freeman7777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种严峻的两难处境：如何在维护政治体制的列宁主义性质的同时继续领导经济的私有化。中共寻求去维持其对政治性组织的垄断地位——这是列宁主义的标志——即便是当它促进市场中竞争的增加时，这种局面也没得到改变。相反，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当前的情况是不相容的，并预料某种形式的政治变迁将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自由派改革者，以及许多外部的观察人士，预测经济自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将不可避免导致中国的民主化。中共党内少数残余的左派人士则警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创造出了将不可避免导致亡党局面的经济和社会变迁来。 迄今为止，中共一直都无视这种认为其会灭亡的预测。事实上，中共希望通过这类变迁提高其支持度并且合法化其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地位而不是导致其灭亡。
中共的改革政策尽管曝露出诸多严重问题。其中一些是1949年后人民共和国的一般特征，而其它则是后毛泽东时代特有的问题。但“是依靠民众支持还是依赖政治技巧”这个问题自50年代初直至现在一直都是中共内部忧虑及内斗的根源 。在整个后毛泽东时代，该党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保持政治控制的前提下，满足经济体制开放的要求。早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工人不满，干部腐败，中央无法监督及强制地方落实政策的问题就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近年来，诸如大规模下岗、拖欠工资、过重的税费负担、以及猖獗的腐败等由于经济私有化所造成的新问题，已经开始引起经常性的、涉及范围广泛的抗议，并导致对国家稳定性与中共控制能力不断增长的怀疑。然而正如本章要说的，尽管有这些挑战，但中共仍拥有许多政治和现实的优势，使之能够生存下去。列出中共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的一贯性值得关注，尤其是在实用主义主导了党的政策 走向而专家治国成了其领导层的标志时。但中共，至少其某些领导人仍然认为，党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它继续统治和进行经济、政治及机构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问题会决定政治生存甚至个人的福祉，中国公民和外部观察家都小心关注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公式化的宣传。而在放弃了将阶级斗争作为党的最高目标并实际上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兴趣已理所当然地逐渐减弱。虽然如此，该党仍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宣传思想创新，强调他们的改革议程与其传统目标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多么的一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正好相反。此外，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也使得党内基本矛盾暴露了出来。正如这里要说的，尽管大多数党员坚持认为调适对党的生存必须的，但一小部分顽固派坚持认为这些变化正在削弱党并侵蚀其统治的合法性。
中共发现它面临着众多为引起重视相互竞争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的性质，其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 一方面，该党对经济性的要求一直是宽容的。作为一种整合其自身与有助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个人和团体的手段，它已经为各行业，特别是工业和商业组织建立了协会。除了这些制度性的纽带，它还推行一种发展新成员加入该党的吸纳策略。不再只是农民、工人和士兵“三个革命阶级”的先锋队，中共现在宣称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所谓的“三个代表”）。它们反映了中共使自己适应中国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 的努力。与此同时，中共继续镇压另外一些它认为威胁其执政党地位的有关政治改革和自由化的要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较之毛泽东时期，当前的政治氛围更显宽松，受到的强迫也较少，但对那些反抗中共的威权统治、挑战对个人及政治自由的限制的政治活动家来说，中共的手段仍然是相当强硬的。2
总之，中共的调适战略反映了Jowitt 所描述的列宁主义政权“纳入”的阶段。3 在不放弃对合法政治组织的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该党一直试图更具包容性，吸纳更大范围的社会集团，减少对其传统支持基础的强调，以及对还有着残余影响的革命理念的信奉。 尽管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多是由苏联强加的，并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缺乏合法性，但 中共是通过本土革命推翻不得人心的政府而执掌权力的。中共的形象并没有如东欧共产党 甚至国民党（KMT）在台湾那样给人留下外部占领势力的印象。结果就是虽然其根基的健康度与可行性正在受到不断警告，但它并不需要为了“扎根”（sink roots）于社会而进行调适。尽管党的政策与实践在今天可能并不受欢迎，但它当年是凭借着切实的广泛支持上台掌权的。
它继续排除和镇压那些对其权威构成挑战并驳斥其“伟大、光荣、正确”讲法的势力，这一点已经由Vivienne Shue在本书第一章指出了。正如Stepan所认为的那样，一个国家可以在同一时间追求结合了包容性和排他性的政策，这无疑就是中共一直采取的做法。4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种严峻的两难处境：如何在维护政治体制的列宁主义性质的同时继续领导经济的私有化。中共寻求去维持其对政治性组织的垄断地位——这是列宁主义的标志——即便是当它促进市场中竞争的增加时，这种局面也没得到改变。相反，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当前的情况是不相容的，并预料某种形式的政治变迁将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自由派改革者，以及许多外部的观察人士，预测经济自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将不可避免导致中国的民主化。中共党内少数残余的左派人士则警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创造出了将不可避免导致亡党局面的经济和社会变迁来。 迄今为止，中共一直都无视这种认为其会灭亡的预测。事实上，中共希望通过这类变迁提高其支持度并且合法化其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地位而不是导致其灭亡。
中共的改革政策尽管曝露出诸多严重问题。其中一些是1949年后人民共和国的一般特征，而其它则是后毛泽东时代特有的问题。但“是依靠民众支持还是依赖政治技巧”这个问题自50年代初直至现在一直都是中共内部忧虑及内斗的根源 。在整个后毛泽东时代，该党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保持政治控制的前提下，满足经济体制开放的要求。早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工人不满，干部腐败，中央无法监督及强制地方落实政策的问题就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近年来，诸如大规模下岗、拖欠工资、过重的税费负担、以及猖獗的腐败等由于经济私有化所造成的新问题，已经开始引起经常性的、涉及范围广泛的抗议，并导致对国家稳定性与中共控制能力不断增长的怀疑。然而正如本章要说的，尽管有这些挑战，但中共仍拥有许多政治和现实的优势，使之能够生存下去。列出中共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的一贯性值得关注，尤其是在实用主义主导了党的政策 走向而专家治国成了其领导层的标志时。但中共，至少其某些领导人仍然认为，党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它继续统治和进行经济、政治及机构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问题会决定政治生存甚至个人的福祉，中国公民和外部观察家都小心关注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公式化的宣传。而在放弃了将阶级斗争作为党的最高目标并实际上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兴趣已理所当然地逐渐减弱。虽然如此，该党仍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宣传思想创新，强调他们的改革议程与其传统目标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多么的一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正好相反。此外，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也使得党内基本矛盾暴露了出来。正如这里要说的，尽管大多数党员坚持认为调适对党的生存必须的，但一小部分顽固派坚持认为这些变化正在削弱党并侵蚀其统治的合法性。
中共发现它面临着众多为引起重视相互竞争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的性质，其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 一方面，该党对经济性的要求一直是宽容的。作为一种整合其自身与有助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个人和团体的手段，它已经为各行业，特别是工业和商业组织建立了协会。除了这些制度性的纽带，它还推行一种发展新成员加入该党的吸纳策略。不再只是农民、工人和士兵“三个革命阶级”的先锋队，中共现在宣称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所谓的“三个代表”）。它们反映了中共使自己适应中国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 的努力。与此同时，中共继续镇压另外一些它认为威胁其执政党地位的有关政治改革和自由化的要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较之毛泽东时期，当前的政治氛围更显宽松，受到的强迫也较少，但对那些反抗中共的威权统治、挑战对个人及政治自由的限制的政治活动家来说，中共的手段仍然是相当强硬的。2
总之，中共的调适战略反映了Jowitt 所描述的列宁主义政权“纳入”的阶段。3 在不放弃对合法政治组织的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该党一直试图更具包容性，吸纳更大范围的社会集团，减少对其传统支持基础的强调，以及对还有着残余影响的革命理念的信奉。 尽管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多是由苏联强加的，并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缺乏合法性，但 中共是通过本土革命推翻不得人心的政府而执掌权力的。中共的形象并没有如东欧共产党 甚至国民党（KMT）在台湾那样给人留下外部占领势力的印象。结果就是虽然其根基的健康度与可行性正在受到不断警告，但它并不需要为了“扎根”（sink roots）于社会而进行调适。尽管党的政策与实践在今天可能并不受欢迎，但它当年是凭借着切实的广泛支持上台掌权的。
它继续排除和镇压那些对其权威构成挑战并驳斥其“伟大、光荣、正确”讲法的势力，这一点已经由Vivienne Shue在本书第一章指出了。正如Stepan所认为的那样，一个国家可以在同一时间追求结合了包容性和排他性的政策，这无疑就是中共一直采取的做法。4
这些中共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面性，其优点值得更深入的了解和赞赏。虽然强迫和压制仍是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的一部分，但它仅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中共放弃了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企图，而且，随着后毛泽东时代的自由化，它也放弃了允许它这样做的工具。5 作为替代，它采用了更灵活的做法，在某些方面宽容，但在其他方面仍然高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适应变化的努力，事实上，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进行机构改革时常常面临的困境：现在的变革将导致复兴还是进一步的恶化？
本章将按下列次序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对允许中共持久地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因素进行讨论。其次描述该党与社会之关系的发展演变。此处着眼于发展党员方面的变化，这反映了中共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其建立与特定社会阶层新的制度性联系的努力。随后，本章将近距离观察作为中共战略思考及其政策指导的“三个代表”的口号。最后，我将简要讨论一下党保持其传统方式对待其他社会部门的领域，讨论党如何把这些社会部门排除在外并镇压他们进行有组织政治活动方面的尝试。
中共统治方式的持久性特征
然而，中共的生存并不仅仅是政治高压的结果。它拥有允许其继续保留权力的其他优势。最重要的是，中共在1949年革命的胜利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合法性，尽管此后经济增长目标已经取代了党的其他大多数目标。然而，它仍然有残留的影响。相反，在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大多是由苏联压加的，因此在其治下的许多人眼中缺乏合法性，中共则通过本土革命推翻不得人心的政府从而掌握了权力。中共的形象并没有如东欧共产党甚至国民党（KMT）在台湾那样给人留下外部占领势力的印象。结果就是虽然其根基的健康度与可行性正在受到不断警告，但它并不需要为了“扎根”（sink roots）于社会而进行调适。尽管党的政策与实践在今天可能并不受欢迎，但它当年是凭借着切实的广泛支持上台掌权的。
中共能够维持其中国执政党的地位首要原因是其垄断了合法政治组织的控制权，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禁止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竞争性组织形成，该党严格执行了这项禁令。其最生动的体现是中共在1989年拒绝承认学生和工人自治联合会，并一再打压渴望自治的工会，中国民主党，以及精神和宗教群体，如法轮功，家庭教会（请看本书中由Teresa Wright所写的第6章 以及Shue所写的第1章）。由于无法在国内成立异议组织，大大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并降低了成功挑战的可能性。6
除了源自本土这一剩余价值以外，中国共产党同时还从具有广泛认同度的下述观念中获益：党是阻止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的最好也是唯一的捍卫者。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的成员，都摆脱不了突出的与深层的恐惧。政治抗议和政权更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动荡和不确定性。中共可以用追求稳定的文化偏好抹 黑那些试图挑战其垄断权力的人。这也是中共在社会层面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原因。如同Peter Gries 与 Richard Kraus所指出的那样（分别在第9章和第10章），在抛弃了阶级斗争和其他共产主义目标后，它从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开始转而激发民族主义渴望。
中共还受益于能带来支持的物质资源。如它高效的恩庇机制。中共仍然垄断着许多重要职位，不仅政界，商界和学界也是如此。随着经济私有化的进行，中共控制的企业管理职位虽较以往有所减少，但总量仍是可观的。党员仍能够较容易地 获得经商和投资机会以及出国旅游许可等重要资源。这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一方面让某些人分享到了甜头，另一方面也为中共带来了极少关注集体福祉的腐败和自私形象。
由于认识到了党是唯一的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以及党员身份对实现诸多职业目标的帮助，日益增多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主纷纷要求加入中共。这也许让人惊讶，因为这类精英是靠自己的努力获 得学业和商业上的成功的。尽管有些人出于坚持原则以及担心党员身份会限制自身选择而不愿加入中共，但出于现实原因，其他人仍愿意加入中共，这是因为党员身 份能够带来特权，尤其是对担任行政职务而言。8 最近，将具有更高的学术或商业能力的人吸纳为党的干部的做法为专业和商业人士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人不是中共的传统支持力量，但中共却认识到了他们 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中共对外宣传，申请入党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寻求得到录用的人的履历都说明了党具有可持续的活力。尽管这可能是出于自 利型的误读，但党员人数的持续增加是毫无疑问的——从1982年近4000万增加到了2002年的6600多万。
简而言之，由于垄断了政治权力，中共仍在执政，它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政 党，它能为自己的成员带来切实的好处，也成功地从社会上现代化的部门吸纳了新成员。这些并不是静态的因素，中共在保持与社会的相关性方面并 不是被动的。在本节后我们将看到，中共一直都在转变其自身组织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形态，以调适其自身来面对它发起的改革所带来 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而中共的未来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正决于这种转型是否成功。
统合主义与吸纳：中共的纳入政策
进入后毛泽东时期以来，为了推进经济现代化，中共抛弃了 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政策和群众运动。基础工作重心的转变使中共的组织以及中共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同等的变化。与毛泽东时代在党员录用 和分配工作中强调动员技巧和政治可靠度不同，新的经济现代化取向重视党员尤其是干部的实际能力和专业知识。为了给更年轻的技术官僚让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 者被清离职位，甚至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也很快退休。9
中共在工作重心和成员方面转变产生了 引人注目的变化。拥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比例从1984年的17.8%上升到2002年的52.5%。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 由1969的23.8%增加到1982年的55.5%，又增加到了2002年的98.6%。 有技术背景的（即科学、技术、管理）委员比例由1982年的2%增加到1997年的51%。在县以及县以上层级，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也从1981年的 16.4%增加到了2001年的87.9%。10
中共转变形态最为显著的标志在于：曾经是中 共主要成分和支持者的农民和工人如今已成了党内少数群体，这是对中共意义最大的转型。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比重从1994年63%跌至2003年的44%。这 种下跌不仅是相对数量的，也是绝对数量的——在短短10年中从将近3400万跌至不足3000万。11新吸收的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数量无法抵消现有农民、工人党 员退休和死亡的数量。中共不再优先关注曾为之进行革命的从属阶级，转而接触在自己发起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技术、专业、商业精英。由此，中共重新塑造了自身 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此反映它当前的工作重心。
中共在工作重心和成员方面转变产生了 引人注目的变化。拥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比例从1984年的17.8%上升到2002年的52.5%。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 由1969的23.8%增加到1982年的55.5%，又增加到了2002年的98.6%。 有技术背景的（即科学、技术、管理）委员比例由1982年的2%增加到1997年的51%。在县以及县以上层级，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也从1981年的 16.4%增加到了2001年的87.9%。10
中共转变形态最为显著的标志在于：曾经是中 共主要成分和支持者的农民和工人如今已成了党内少数群体，这是对中共意义最大的转型。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比重从1994年63%跌至2003年的44%。这 种下跌不仅是相对数量的，也是绝对数量的——在短短10年中从将近3400万跌至不足3000万。11新吸收的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数量无法抵消现有农民、工人党 员退休和死亡的数量。中共不再优先关注曾为之进行革命的从属阶级，转而接触在自己发起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技术、专业、商业精英。由此，中共重新塑造了自身 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此反映它当前的工作重心。
在后毛泽东时代一开始便宣布阶级斗争的终结，中共此 举暗示着它与社会的关系将会更加和谐。与已为人熟知的毛泽东式的意识形态动员和强制手段不同，中共使用了一种双面调适策略：创造新的制度来连接国家与社 会、吸纳新精英入党。12在中共看来，社会不再是试图推翻自己的阶级敌人活动的场所，而是经济现代化所需的才能和抱负的源头。尽管仍在打压自己眼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敌视政权 的人，中共却试图与同自己有着共同经济目标的人进行合作。
中共新的 纳入政策的第一个要素是创造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新制度。自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中国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商会、专业协会、体育与兴趣俱乐部等新社会组织。13新组织的频频涌现使一些观察家开始思考中国公民社会的潜在力量。然而，这些新组织基本上不具有公民社会所需要的自主性。相反，它们与国家的关 系更适合从国家法团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成立须经国家的许可，并由此得到所在领域（至少在其所属地区）的垄断代表权；甚至许多这类组织的领导层中都有 党和政府的官员。这种统合主义的策略并不是旨在抛弃党的控制而是通过更有弹性的手段来加强它。随着中共在中国公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逐渐下降，上述组织 以更间接的控制手段取代了毛泽东时代直接而带有强制性的控制手段。
中共调适策略的第二个 要素是吸纳新的社会精英，尤其是专业、技术精英和私营企业主。考虑到中共专注于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该策略是合适的。上文已提到了中共吸纳具有高教育背景的 成员的成功之处。尽管中共自1989年8月起拒绝私营企业主入党，但地方官员总是千方百计绕过这一禁区。某些情况下，为了在技术上回避“私营企业主”这一 称呼，他们称这类人为个体、集体或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管理人员。此外，还有的地方官员直接将禁令抛在一边，声称将受惠于党的政策的人排斥在党外是不公平的。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由于推动经济增长是考核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他们纷纷与能推动经济增长的私营企业主合作。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共党员比重从1994年的 13%提高到了2003年的超过30%。然而，并不是所有“红色资本家”都被吸纳入党。很多中共党员，尤其是党政官员，在入党不久后就开始经商。如果没有 这一禁令，愿意加入中共的私营企业主无疑会更多。
中共调适策略的第二个 要素是吸纳新的社会精英，尤其是专业、技术精英和私营企业主。考虑到中共专注于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该策略是合适的。上文已提到了中共吸纳具有高教育背景的 成员的成功之处。尽管中共自1989年8月起拒绝私营企业主入党，但地方官员总是千方百计绕过这一禁区。某些情况下，为了在技术上回避“私营企业主”这一 称呼，他们称这类人为个体、集体或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管理人员。此外，还有的地方官员直接将禁令抛在一边，声称将受惠于党的政策的人排斥在党外是不公平的。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由于推动经济增长是考核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他们纷纷与能推动经济增长的私营企业主合作。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共党员比重从1994年的 13%提高到了2003年的超过30%。然而，并不是所有“红色资本家”都被吸纳入党。很多中共党员，尤其是党政官员，在入党不久后就开始经商。如果没有 这一禁令，愿意加入中共的私营企业主无疑会更多。
当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建党80周年之际宣布解除这一禁令后， 被中共吸收入党的私营企业主有望增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江泽民的提议再次激起了对共产主义政党吸收资本家入党正当性的争论。甚至在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正式废除这一禁令后，也没有出现企业家入党的风潮。许多企业家由于中共的腐败形象和对入党好处的怀疑而失去了入党的兴趣。此外，在十六大之后，中共的新一代领导人，特别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已经不留痕迹地将党的关注重心由江泽民所关注的新精英们身上移开，而转到了党的传统基础（工人、农民等弱势阶层）上。党如何来平衡持续的经济改革造成的赢家与输家的利益，将成为对其调适性与再度将自身统治合法化能力的一次检验。
过去二十年来的这种统合主义(corporatism)和吸纳的策略已经削弱了党传统上对于党建问题的重视。中共从“三个革命阶级”（农民、工人、士兵）中新吸纳的成员人数在不断下降，其在城市与农村 的党组织也在不断萎缩。在1990年代中期，中共称其半数的农村地方组织已经停止活动。据估计大约有250万党员加入了外来打工者的“流动人口”中，这进 一步削弱了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在1998年的约120万家私营企业中，建有党支部的企业不到1%，而其员工中有党员的企业也只占14%。14简而言之，在约有全国70%人口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地区，共产党的存在正在萎缩，同时，共产党在私人部门中也几乎不存在，而这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当 共产党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新兴的专业型、技术型与创业型精英身上时，也就顾不上它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联系是否会削弱了。
然而，如同在下文将要看到的，共产党工作的转移，尤其是在入党优先权方面，遭到了党内反对抛弃传统做法者的抗议。尽管党内一些人认识到调适对党的生存与大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是必要的，但其他人则害怕将这种多元的——以及非无产阶级的——利益主体纳入党内会破坏党的团结，并最终导致党的瓦解。
党代表谁？
由于经济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态，导致新的精英阶层与潜在对手的出现，中共调整了其与社会的关系。在过去，中共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这种说法在其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市场化以及 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时看上去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了保持与社会的联系，中共通过上文提到的所谓“三个代表”的口号，重新定义了它与社会的关系：中共现 在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主要包括不断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由商务人士、自由职业者及高科技专家等构成），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反对“封建主义”与现代物质主义），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概念是由江泽民在2000年春天首次提出，并通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得到了大力宣传的。其目的在于为中共宣称的合 法性提供一个新的依据。但这一有争议性的宣称，不仅遭到了党内某些人士的反对，也受到社会大多数人群的冷遇。
江泽民在2000年春天对南方主要经济城市的视察期间放出了他的这一口号。 他在视察国有企业的同时也访问了合资企业、私营企业与乡镇企业，并对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中的党建工作进行了调查。他在浙江会见了几位私营企业家，据报 道，他们中有人表示希望能够入党，尽管由于党的政策他们被禁止这样做。这次经历给“三个代表”口号的提出以极大的启示，因为江泽民认识到如果私营企业中不存在党组织，共产党就无法代表私人部门中近1亿3千万的工人。15由于他在2000年2月首次提出这个口号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江泽民5月份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重新强调并详细阐述了这个概念，并通过媒体进行了数月之久的广泛报道。
由于邓小平在1978年已经将知识分子 归为劳动阶级，江泽民并没有再次改变无产阶级的定义。取而代之，他提出纳入党内的新社会阶层的利益与劳动阶级是一致的。“三个代表”的口号本质上是意欲在 不放弃现有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性。16中共将其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示替换为“两个先锋队”的理论：它同时代表劳动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 子、党政官员及军队中的相关人员）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企业家、专业人士及高科技专家。尽管这种巧妙的手法使得党的宣传写手很是忙上了几年，但其对三个代表口号及其含义的谨慎分析还是强调了意识形态需要与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之间的差异。
江泽民普及三个代表口号的努力受到了党在吸纳企业家入党方面禁令的阻碍。1989年8月制定这一禁令是由于担心那些支持天安门示威者的企业家（以四通公司创 立者万润南为代表），以及企业家出现在党内会改变党的阶级性。找到意识形态上的依据来支持这一禁令是很容易的。中共吉林省委委员林炎志就曾对反对吸纳企业 家入党的理由进行过一次简要概括：
如果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会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破坏全党团结和统一的 政治思想基础，突破党在阶级先进性上可以容忍的底线。... 多元的政党必定分裂。...党的名称、党章、党纲都要改变。...所以，我们不能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对于共产党员成为私营企业主的，不能再当党员。17
尽管吸收企业家入党的禁令有着很好的意识形态理由，但它与党实现经济增长的目 标及中国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越来越来不合拍。如果共产党很大程度将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它就没有理由将那些创造了增长并遵循党的政策的人排除在 外。同样，传统的阶级区分由于改革开放的实施被打破了，工人在国有、集体与私人部门间变换工作，而曾经的农民、知识分子与党政官员有机会“下海”，开创他 们自己的生意。人民日报撰文称，新的社会阶层“来自于农民、知识分子、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党和政府机关的干部、科研技术人员以及归国留学人员。”18 结果是，他们被说成是与资本家以及共产主义时代之前的剥削者有区别的人士。19 因为他们通过遵循党自己所制订的政策努力贡献于中国的发展事业，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很明显不符合党的长期利益。
将企业家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士吸纳入党不仅有利于共产党获得更多渠道的 支持，还先占有了反对派的一个潜在来源。据报道，江泽民在2001年1月承认共产党 正在考虑解除对企业家入党的禁令，这也许能够阻止他们与支持民主的政治活动家结盟 。20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指出，如果党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他们就会寻求在现行政治体制外将自己组织起来。纳入政策意欲——至少在部分上——阻止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并保持政治稳定与党的领导。
最终，江泽民在2001年7月1日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 的讲话中公开提出了解除对企业家的禁令。在回顾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时，他指出了私营企业家、自由职业者、中外企业雇佣的科研技术人员以及其他新的社会集团 的出现。他评论道，“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 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尽管宣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依然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江泽民也指出共产党需要将“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 子吸收到党内来”。21
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口号以及他提出的将 中国新的社会阶层吸收入党的建议。在这一运动中，有几个主题成功地将“三个代表”与党的传统联系了起来。第一，党的阶级属性并不是由其成员出身的经济阶层 单独决定的。22从历史上看，工人并不是占党员的大多数，还有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以及学生。然而他们都宣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二，共产党宣称同时代表无 产阶级与最广大人民，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根据三段论法，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工人和农民，如果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它也就代表了工人和农 民的利益。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就是，党能够保持它的无产阶级属性，即便它从其他社会阶层中吸纳了新成员。这些非无产阶级据称也会持有无产阶级的观点。但如果 其他阶级想代表他们自己或其职业的利益时会如何？党员身份被认为会改变这些利益：
党就像 一个大熔炉，能熔化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上来。今天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只要坚持思想 上建党的原则，要求每一个党员从思想上入党，就一定能保持党员思想的纯洁性和党组织的先进性。23
“三个代表”宣传运动的第三个主题是党宣称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没有什么新意。在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通过了一项决 议坚称自己是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然而这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先例，因为它忽略了接下来65年党的那些历史，也忽略了做出那个决议的历史背景：那是 在面临日本侵略的时候共产党诉求于民族主义所产生的结果。尽管声称中共总是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但媒体还是强调了有必要在现任干部中开展广泛的教育 以及培训并且要在这种主张基础上去挑选新干部。很显然，这个党的传统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清楚的。24
评论家也仔细区分了江泽民号召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的说法与由赫鲁晓夫首先所提倡但在当时遭到中共痛斥的一个概念——全民党(party of the whole people)的差别所在。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并不是各阶层所有人民都应该入 党，只有那些达到了党员标准真正优秀的分子才符合党员资格。中共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曾经在好几篇文章中集中论述过这一点。在《嘹望》杂志中，他认为：
党把社会基础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并不等于这些阶层和群体的人都可以入党…… 我们要吸收的是这些阶层和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具备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原以为党的纲领而奋斗，是这些优秀分子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入党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党和所谓的“全民党”毫无关系。25
在一本面向党员干部的刊物《中共党政干部论坛》中，他认为“由于党员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党的性质，我们不能只是开放党的大门而欢迎所有人加入……允许私 营企业主入党并不等同于说任何私营企业主都可以入党。”26 党掌握的其他媒体也不断重复这个警告。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我们允许新社会阶层中有价值的人入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以一种 没有原则的方式敞开党的大门。我们仍然不应让党的标准下降使那些达不到党员资格要求的人入党 ”27 《求是》杂志则建议“严格防止那些入党动 机不纯的人混入党内，防止以经济实力强弱、为 社会捐助财物多少、个人名气大小等作为衡量吸收新党员标准的错误做法”。28 完全不同于支持党的纲领以及“经得起时间 的考验” 那种更为抽象的说法所带有的模糊性，这些明确的标准毫无疑问将更容易被许多地方党委应用到从新的社会阶层吸收党员方面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2001年12月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长篇报 告，则以一种更为委婉的方式批评了“三个代表”。33 据报道，这份报告是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的要求下提交出来的，李被广泛的认为对于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持怀疑态度的政治人物。这份报告指出为了促进党的经济发展目标，中共选择向 新的社会阶层倾斜，特别是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家倾斜是不可避免的。但结果却是工人和农民在党的社会基础上面地位削弱了。《战略与管理》杂志针对这份 报告的一则评论集中在改革二十年所造成的两极化和腐败现象，认为两极化和腐败现象假如没有得到纠正的话会导致中共的合法性危机。此外，该评论还指控私营企 业家以金钱收买政治权力，断言“虽然新的资本阶层正在崛起成为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巩固以及加强其地位它却还在进一步以金钱收买政治权力。”吸收这 些人进中共只会进一步削弱原本已经腐败的政治体制。34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还描述了产业工人， 农业劳动者和 失业人员，这三个阶层组成了中国社会的底层阶层，占到了劳动力的三分之二。相比之下，作为“三个代表”口号受益者的私营企业家、技术专家，则居于金字塔的 顶端附近。据报道，这一被揭露出来的事实对于党的领导人而言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有助于放缓吸收那些新的社会阶层进入到党内来。
党就像 一个大熔炉，能熔化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上来。今天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只要坚持思想 上建党的原则，要求每一个党员从思想上入党，就一定能保持党员思想的纯洁性和党组织的先进性。23
“三个代表”承认了目前中国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但是用来证明口号的理由却只是合法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
“三个代表”宣传运动的第三个主题是党宣称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没有什么新意。在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通过了一项决 议坚称自己是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然而这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先例，因为它忽略了接下来65年党的那些历史，也忽略了做出那个决议的历史背景：那是 在面临日本侵略的时候共产党诉求于民族主义所产生的结果。尽管声称中共总是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但媒体还是强调了有必要在现任干部中开展广泛的教育 以及培训并且要在这种主张基础上去挑选新干部。很显然，这个党的传统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清楚的。24
评论家也仔细区分了江泽民号召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的说法与由赫鲁晓夫首先所提倡但在当时遭到中共痛斥的一个概念——全民党(party of the whole people)的差别所在。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并不是各阶层所有人民都应该入 党，只有那些达到了党员标准真正优秀的分子才符合党员资格。中共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曾经在好几篇文章中集中论述过这一点。在《嘹望》杂志中，他认为：
党把社会基础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并不等于这些阶层和群体的人都可以入党…… 我们要吸收的是这些阶层和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具备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原以为党的纲领而奋斗，是这些优秀分子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入党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党和所谓的“全民党”毫无关系。25
在一本面向党员干部的刊物《中共党政干部论坛》中，他认为“由于党员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党的性质，我们不能只是开放党的大门而欢迎所有人加入……允许私 营企业主入党并不等同于说任何私营企业主都可以入党。”26 党掌握的其他媒体也不断重复这个警告。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我们允许新社会阶层中有价值的人入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以一种 没有原则的方式敞开党的大门。我们仍然不应让党的标准下降使那些达不到党员资格要求的人入党 ”27 《求是》杂志则建议“严格防止那些入党动 机不纯的人混入党内，防止以经济实力强弱、为 社会捐助财物多少、个人名气大小等作为衡量吸收新党员标准的错误做法”。28 完全不同于支持党的纲领以及“经得起时间 的考验” 那种更为抽象的说法所带有的模糊性，这些明确的标准毫无疑问将更容易被许多地方党委应用到从新的社会阶层吸收党员方面来。
虽然人民日报称“三个代表”的口号已加入了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神殿中，但并不是党内所有人都如此倾心于这个口号。29 《战略与管理》批评了“代表全体人民的利 益”这种想法是一种幻想，因为利益集团需要去 制约和平衡以避免“许多灾难和困难”。30 党的正统左派利用了一系列的公开信去回击江所提出的同意企业家入党的建议。他们不只是在挑战承认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上的适宜性，也在非难江泽民的个 人领导风格。他们指责江泽民在没有获得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就做出这一公开提议违反了党的纪律。他们甚至把江比作是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以及李登辉(Lee Teng-hui)式的人物，这两位人士在中国被广泛批评为是背叛了他们所 属政党利益的政治领袖。31 江泽民回应这些个人攻击的做法则是命令《真理的追求》和《中流》停止发行。然而抵制江泽民提 议的作为却没有终止。鉴于这个议题所带来的经久辩论以及所造成的强烈情感，对于红色资本家政治影响力的批判以及消极抵制吸收企业家入党的新政策的做法很可 能会持续下去。32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2001年12月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长篇报 告，则以一种更为委婉的方式批评了“三个代表”。33 据报道，这份报告是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的要求下提交出来的，李被广泛的认为对于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持怀疑态度的政治人物。这份报告指出为了促进党的经济发展目标，中共选择向 新的社会阶层倾斜，特别是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家倾斜是不可避免的。但结果却是工人和农民在党的社会基础上面地位削弱了。《战略与管理》杂志针对这份 报告的一则评论集中在改革二十年所造成的两极化和腐败现象，认为两极化和腐败现象假如没有得到纠正的话会导致中共的合法性危机。此外，该评论还指控私营企 业家以金钱收买政治权力，断言“虽然新的资本阶层正在崛起成为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巩固以及加强其地位它却还在进一步以金钱收买政治权力。”吸收这 些人进中共只会进一步削弱原本已经腐败的政治体制。34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还描述了产业工人， 农业劳动者和 失业人员，这三个阶层组成了中国社会的底层阶层，占到了劳动力的三分之二。相比之下，作为“三个代表”口号受益者的私营企业家、技术专家，则居于金字塔的 顶端附近。据报道，这一被揭露出来的事实对于党的领导人而言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有助于放缓吸收那些新的社会阶层进入到党内来。
尽管有这些告诫，十六大还是将“三个代表”这一口号定位基本信条并相应 地修改了党章。这意味着党开始拥抱新的社会阶层并向亲商方向发展。但如上文所述，十六大结束后，新领导层就将关注的焦点从江泽民的“先进生产力”转向代表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政治的大传统中，新领导层会用现有口号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他们尤其担心整体福利会被躁动社会不断增大的胃口吞噬。
持续排除其不认可的诉求
前文已述，有几点理由成了中国共产党延续自己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基础。 它促进繁荣、提高生活水平、守卫安定、激发民主主义情绪是它声称代表中国多数公众利益和界定“伟大、光荣、正确”的基础。但合法性本身并不能护卫中国共产党独揽权力。将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绩效上尤其是高风险的，因为不可避免的经济下滑会威胁到这样的合法性，这样统治的理由就会被肢解。此外，如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已指出的，不是合法性使得一个威权主义政权能够维持统治，而是一个更好的（也许我们应该加上“更可行的”）替代性政治力量的缺乏才导致了这种局面。35 依照这一逻辑，中国共产党也在严密防范更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性政治力量的出现，不论它是自治组织、反对党（见本书Teresa Wright的文章）还是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中国共产党不言自明的手段是提高集体行动的成本：通过拘捕政治及工运活动家，来使得大多数社会组织为了它们的生存与成功不得不继续依附于国家。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防止公民社会“批判性领域” （“critical realm”）的出现、以及它对国家提出要求的行为。36
中国抗议活动的性质足以证明这一策略的成功。乡村抗议活动在本质上多限于地方层面，且直指眼前的伤害，而没有政治改革方面的诉求或跨地区联合行动的尝试。37 在欧博文和李连江看来，乡村抗议只有限定在“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的范围内才能取得成效。这就要求只以地方层面的政策实施为挑战对象，而不去质疑政策的正当性。38 成功抗议苛捐杂税、粮食收购过程中国家所打的白条、未得到补偿的土地征收以及干部腐败的途径不应仅仅是抱 怨不公平，而是要强调其扭曲了中央政府的政策，特别要吸引高层官员和媒体的注意。但即便是在处理这些特定抱怨时，中共也不愿将对某一事件的让步变为其它事件的先例。
参与劳工抗议的工人通常都很谨慎，不会很好的组织起来，以避免他们的领导人被辨认出并遭到逮捕。在大多数情况下，抗议只局限于生计方面的问题：如拖欠工资、被挪用的养老金、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等。他们极少会冒险涉及政治议题，如要求更换领导人或创立新工会。因为这样做注定会立即失败并遭到严厉惩罚。39 2002年春天在几个工业城市发生的大规模工人抗议打破了这一规则，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辽阳，工人们要求罢免市领导。同时在大庆和辽阳，被选为抗议活动领导者的工人迅速被确认、隔离并遭到逮捕。地方领导人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冲突，他们承认了这些经济要求的合法性但回避了政治要求并对那些发挥了领导作用的工人实施惩罚。40 在拘押中，据报道一些工人领袖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及家庭而出卖了同时被拘的同伴。在他们获得释放后，曾经使得上万的工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的团结力就被动摇怀疑 所取代了。41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种解决方式总的来说是正面的。抗议活动以最少的暴力行为而告终，而解决事件的成本由中央政府负担，同时工人间的不信任感也使得未来再度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降低。这类事件与零星的地方抗议活动相对照，证明了能够造成持久社会运动要素的出现在中国面临着许多困难：国家的强制性力量、自治组织的缺乏、抗议者间有效联系与协调的困难性，以及人际间信任程度的低下——特别是当奖赏开始提高时。
同样地，即便是非政治领域的活动家们也很难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加入到集体行动中去，免得引起国家的不安全感并冒着遭到镇压的风险。环保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各类污染——如 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噪声污染及光污染——已经成为中国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但非政府的环保组织 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在对清洁环境重要性的公共教育上，而无法提倡更严格的管制并提高实施力度。42 在大学校园里禁止使用一次性筷子的运动也面临着如何在成功开展这种集体行动的同时不至于因过度组织化而遭到打击。结果，它在众多校园里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 只能沦为非正式性的并缺乏协调。43
结论
虽然经济现代化仍未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可能正在改变共产党。阶级的分化以及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使得党改变了它所吸收的成员以及它所 声称代表的对象。 这种现象不大等同于多元主义(pluralism)，因为党不允许享有充分自主性的利益集团与反对党的存在。中共将继续保持其 政治垄断地位，只是试图变得更具包容性，因此也更具有代表性而已。但认为党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想法可能会暴露在更大的批评和嘲讽中。中共继续以传统观 点认为社会利益、国家与社会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而不 是像西方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即一个社会是由多样化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的利益所组成的。认为一个单独的政党能够真的代表中国不同社会力量的观念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尤其从认为社会是由不同利益群体构成的西方视角来看。这些利益并不必然是不相容的，但他们通常渴望，甚至要求，能在国家面前成立代表他们自己利 益的组织，不希望授予这种责任给一个先锋队政党。
党生存下来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其列宁主义的根基。中共对其与社会的关系也好、其对于调适的态度也罢都不是铁板一块的。相反，仰赖于社会部门以及它与党的现代化战略融为一体的做法，党已经努力建立起了与社会多面性的关系。 纵使党已经放弃了监控整个社会的努力，但它依然坚持其对合法政治组织的垄断地位。并不是所有利益群体都能够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如农民这样的群体就不被允许其自己组织起来，更不用说由官方发起的群众性组织，如妇女联合会或者是中华全国总工会。
这些多层面关系的优点和逻辑也一直是造 成党内持续争论的一个来源。有些人认为这样的关系对于维护党的统治权利（right to rule）和推动其经济计划来讲是必要的。其他人则 认为它们是对于党的传统和党存在之理由(raison d’être)的背 叛。批评者声称党的包容性政策不是支持了党的合 法性，反而将削弱党的权威，因为那种政策放弃了其传统的支持基础并且准许了那些可能会进一步使党偏离其原来使命以及稀释其组织凝聚力的新成员的加入。
尽管如此，中共还是遭遇到了来自于一个越来越躁动不安的社会数不尽的挑战。其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现了惊人的以及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率，但是许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被一系列问题 的出现给抵消了。似乎不可阻挡到处蔓延的腐败对党的合法性造成了伤害。在一些地区，地方党政官员被认为是与有组织犯罪狼狈为奸，或是出现了红黑一体的现象。在整个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及进入到21世纪初的时候，经济在得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性。经济的私有化已经创造出了大量新增失业人口，许多人都因为太老并且缺乏必要的技能以至于无法在私营部门寻找到工作。从他们原有的工作 岗位下岗以及没有一个福利体系的照顾，他们理所当然地感到被一个先前允诺他们终身保障的体制背叛了。农业的去集体化以及农村收入的下降已经驱使上千万的农民工迁徙到城市去寻找工作。现代价值观、国际影响以及市场逻辑的散布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为国家界定 “伟大、光荣、正确”的能力。党在统合主义以及吸纳方面的有限政策不太可能成功地 迎接这些挑战，并且“三个代表”口号同样不可能提供一种适当的回应。不论是胡锦涛、温家宝还是其他被称为“第四代”的领导人直到第五代登上舞台为止能否制 定一个有效的策略将是对他们领导能力以及维护他们从江泽民以及第三代那里继承来的政治体制的一种考验。
Notes
1 This is a revised and expanded version of an essay tha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merican Asian Review 21(1) (Spring 2003): 1–24.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journal’s editors for granting permission to use material in the original essay for this chapter.
2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mands is derived from Yanqi Tong, and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who make similar distinctions about the different dynamics and sectors of civil society. See Tong, “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Hung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26(3) (April 1994): 333–353, and White et al.,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Jowitt, “Inclusion,” in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88–120.
4 Alfred C.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5 Andrew G.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23(2) (April 1994): 297–323.
6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2nd ed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Andrew G. Walder,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3) (June 1995): 309–328; Bruce J. Dickson and Maria Rost Rublee, “Membership has its privileges: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1) (February 2000): 87–112; Andrew G. Walder, Bobai Li, and Donald J. Treiman,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2) (April 2000): 191–209.
9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Party elites are drawn from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pp. 135 and 147;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p.
41; and Xinhua, 12 June 2002,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13 June 2002.
11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p. 56;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p. 152; Xinhua, 1 September 2002.
12 The following analysis is based on my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 Minxin Pei,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Modern China 24(3) (July 1998): 285–318;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161 (March 2000): 124–141.
14 Renmin ribao, 12 September 2000, p. 11.
15 You Dehai, “The background of the launch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 Xuexi yu shijian (Wuhan), September 2000, pp. 18–20, 45; the author was president of the Party School in Wuhan. See also Xinhua, 25 February 2000, in FBIS, 29 February 2000.
16 Xinhua, 1 July 2001, in FBIS, 2 July 2001.
17 Lin Yanzhi, “How the Communist Party should ‘lead’ the capitalist class,”
Shehui Kexue Zhanxian (Social Science Battlefront), 20 June 2001, translated in FBIS, 14 July 2001. This article, written by a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the Jili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May issue of Zhenli de zhuiqiu.
18 Renmin ribao, 17 September 2001, in FBIS, 17 September 2001.
19 “Reviewing the ‘three points’ of Deng Xiaoping,” Liaowang, 12 November 2001, in FBIS, 20 November 2001.
20 Kyodo News International, 15 January 2001.
21 Jiang’s speech was carried by Xinhua, 1 July 2001, in FBIS, 1 July 2001. See also
John Pomfret, “China allows its capitalists to join Party: communists recogniz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Washington Post, 2 July 2001, and Craig S. Smith, “China’s leader urges opening Communist Party to capitalists,” New York Times,
2 July 2001.
22 Qiushi, 16 November 2001, in FBIS, 29 November 2001.
23 Jiefangjun bao, 15 August 2001, in FBIS, 15 August 2001.
24 See, for example, Qiushi, 1 June 2001, and Renmin ribao, 2 December 2001, p. 1, in FBIS, 3 December 2001.
25 Liaowang, 13 August 2001, in FBIS, 22 August 2001.
26 Zhongguo Dangzheng Ganbu Luntan (Beijing), 6 January 2002, in FBIS, 4
February 2002; emphasis added.
27 Renmin ribao, 17 September 2001, in FBIS, 17 September 2001.
28 Qiushi, 16 November 2001, in FBIS, 29 November 2001.
29 Renmin ribao, 8 November 2001, p. 9, in FBIS, 8 November 2001.
30 Zhanlue yu Guanli, 30 April 2002, in FBIS, 7 June 2002.
31 A text of the letter identified with Deng Liqun was translated by FBIS, 2 August 2001.
32 Xinhua, 31 May 2002, in FBIS, 31 May 2002.
33 Lu Xueyi (general ed.), Dangdai zhongguo shehui jieceng yanjiu baogao (Research Report o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02).
34 Zhanlue yu Guanli, 30 April 2002, in FBIS, 7 June 2002.
35 Adam Przeworski, “Some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Volume 3: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36 “Critical realm” is Yanqi Tong’s term to describe the political or dissident
portion of civil society which poses a threat to the state, in contrast to the “noncritical realm” which refers to economic and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that do not necessarily threaten the state and may even be welcomed and encouraged by it. White et al. make a simil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dynamic” and “market dynamic” of civil society. See Tong, “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Hungary,” and White et al.,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37 Thomas P. Bernstein and Xiaobo Lu,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peasants,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 China Quarterly 163 (September 2000): 742–763; Thomas P. Bernstein, “Instability in rural China,” in David Shambaugh (ed.) Is China Unstable? (Armonk, NY: M.E. Sharpe, 2000).
38 Kevin J. O’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49(1) (October 1996):
31–55; Lianjiang Li and Kevin J. O’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22(1) (January 1996): 28–61;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The politics of lodging complai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Quarterly 143 (September 1995): 756–783.
39 See Ching Kwan Lee, “Pathways of labor insurgency,”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41–61.
40 Michael A. Lev, “7,000 Chinese workers unite in daring protest,” Chicago
Tribune, 13 March 2002; John Pomfret, “Chinese oil country simmers as workers protest cost-cutting: thousands laid off, benefits reduced,” Washington Post, 17 March 2002, and “China cracks down on worker protests; leaders detained as 2 cities face continued unrest,” Washington Post, 21 March 2002; Philip P. Pan, “‘High tide’ of labor unrest in China: striking workers risk arrest to protest pay cuts, corruption,”Washington Post, 21 January 2002.
41 Philip P. Pan, “Three Chinese workers: jail, betrayal, and fear,”Washington Post, 28 December 2002.
42 Carlos Wing Hung Lo and Sai Wing Leung, “Environmental agency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the limits of a popular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hina Quarterly 163 (September 2000): 677–704.
43 Philip P. Pan, “China’s chopsticks crusade,”Washington Post, 6 February 2001.
相关阅读：
译者的“译者频道—深度分析”专题
译者“@Freeman7777”、“@jiangge09”、“@hsinwang1982”、“kestry”的个人专辑
来源说明：本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看中国”索引。
本文版权为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Nenhum comentário:
Postar um comentár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