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产阶级没有想象中稳定和自由
撰文： Rana Foroohar &Mac Margolis 新闻周刊发表时间：2010年3月6日 纸刊：2010年3月15期
译者：Ytblf
中产阶级经常被视为社会的防波堤。亚里士多德认为他们是民主的秘密武器——社会价值的捍卫者、政治极端主义的调解者、反擅断的理性壁垒以及反人治的法治信徒。他们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器，在几个世纪以前就为资本主义和全球贸易的扩张提供了平台，并且在几个世纪中一直牢牢占据着层出不穷的新奇发明和服务的制高点。当前，随着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深陷债务危机，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视为一个新的全球安全和繁荣时代的潜在基础。随着中国、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日益繁荣，经常有人认为他们将变得更加类似于华盛顿或伦敦这样的大都市 ——自由的、民主的、维护西方消费模式以及政治自由的市场经济堡垒。假以时日，资以富财，“他们”将变得更像“我们”。
那么，对最近的新闻事件——如巴西中产阶级强烈赞同对石油工业施加更多的国家控制以驱逐贪婪的外国企业，或者俄罗斯独夫 Vladimir Putin在该国中产阶级中人气持续高涨，目前民意支持率高达78%——该作何解读呢？还有，在印度尼西亚由于中产阶级对保守伊斯兰教派的支持，该国通过了一项新的反色情法，并有可能建立清真城市，在饮食行业推行严格的伊斯兰饮食律法 。在许多地区，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新动向与具有明显反西方倾向的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在中国庞大的年轻人群体中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使类似于《中国梦》 之类的畅销书成为一个产业，这类书籍鼓动中国当局加强军事力量以应对未来的中美战争。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变得更像“我们”。无论是数量还是财富拥有量，全球中产阶级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预期。去年，新兴国家中有7000万人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他们的年收入在6000美元到30000美元之间。高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Jim O'Neill 认为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年代的传奇”，并且未来二十年中他们将在全球购买力上超越其西方同伴。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区总裁 Stephen Roach 认为，仅亚洲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就可以填补美国消费者过度消费所可能带来的未来5到10年的消费空缺。并且，新兴国家正在为许多西方公司的财务平衡提供支持。去年中国在汽车购买量上超过美国，印度的互联网用户数量与美国持平。到2030年，以印度和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移动电话数量将超过全球持有量的90%。2020年前中产阶级人数有望再增加10亿，基于此，可口可乐公司预测未来10年内其全球营业额将翻一番，达到2000亿美元。
但是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共同的价值观。新兴中产阶级是一系列矛盾的集合体：大声喧嚷但很少政治对立、支持全球化却表现出高度的民族主义、自豪于国家的进步却又对落后感到不安和惊惧、极力主张个人主义却又依赖政府救济，并且常常是社会的保守派。只要国家权力——无论是专制的还是民选的——还决定着发展成果的分配 ，许多新兴中产阶级似乎就乐于服从权力的指令。像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 在这方面比偏远的美洲 做得更为出色。佩尤研究中心2009年关于全球中产阶级的一项调查显示，中产阶级成员普遍对言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等民主观念表示支持。然而该研究中心及其他机构的专家表示，新兴中产阶级却也乐于牺牲这些理念以换取富足。刚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人往往不愿再承担政治风险。与言论自由相比，巴西和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对免于饥饿的需求更为迫切，并且对所有民主制度都有事实上的不信任。在中国，从国家经济发展中很少受益的农村居民比城市中产阶级更加倾向于支持民主，而四分之三的中共干部都由这些中产阶级充当。甚至在一些民主国家，新兴中产阶级与他们的西方同伴相比也有很大区别。在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中产阶级大多由虔诚的穆斯林信徒组成，他们参加选举，同时也佩戴伊斯兰头巾 。
在过去10年中，“政治自由是经济自由的一个先决条件 ”这样的西方观念在东方失去了其可信度。随着西方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上的衰落以及东方模式开始带来繁荣和稳定，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联系被逐渐瓦解。与10年前相比，今天更多的俄罗斯人支持“一位强势领导人” 而非民主，考虑到苏联帝国解体后随之而来的生活标准的急剧下降，这一点不难理解。俄罗斯的新兴中产阶级是 Vladimir Putin–Dmitry Medvedev 联合执政体的最坚定支持者，一个简单的原因是一旦实现民主他们所失最多 。“像其他社会阶层一样，中产阶级接受了Vladimir Putin政府的家长式统治，并且对政治保持距离和冷漠”，莫斯科卡内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Masha Lipman表示。
上述情形也适用于中国，中国的中产阶级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比今天更加赞同政治自由化。民主可能带来自由，但也可能带来骚乱。在成功地度过了此次金融危机的中国和巴西，一种观念正在滋长，那就是：在如何调整社会结构方面，请不要对我指指点点，谢谢。“在这种意义上，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 ”，对世界新兴中产阶级进行研究的布鲁金斯研究机构高级研究员 Homi Kharas 说，“这些国家开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步伐推进自由化，并且做得很好。现在他们将这种成功视为自身努力的结果” ，虽然这些成功是在西方创立的世界自由贸易和金融体系下取得的。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领导者认为，西方体系带来了过去20多年的世界经济繁荣，但随着18个月前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这种繁荣也告终结。现在这种繁荣主要存在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的领导者将日益选择用他们本 国的发展模式来改变西方模式。只要中国和巴西这样的国家持续繁荣，强化国家控制而非减弱将有望成为常态 。新兴市场经济大国——南非、土耳其及其他国家 ——也将会更加强有力维护自身发展方式 。“例如，中国更年轻、更富裕的一代更加自恃且争强好胜，并且逐步成为国家的管理者 ”，悉尼独立研究中心外交 政策研究人员 John Lee 说，“他们将更加强硬地在贸易、资源获取及外交政策等领域维护中国的利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日益与其西方同伴产生冲突，但这种冲突也存在于他们自身。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新兴市场部主管 Ruchir Sharma 认为，旧竞争对手将完全被新竞争对手所取代：例如，印度更少地纠缠于印巴争端，而日益对中国的崛起表示忧虑。同样地，由于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及缺乏共同的发展基础，印度与俄罗斯之间旧有的友谊也将降温。
新兴中产阶级在心理上受到自豪感和不安全感这一奇怪混合体的双重驱动，这一点值得牢记。在巴西，将近30%的新兴中产阶级的生计依赖于非正式的市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收入不是固定的，保障体系也不存在，并且开办企业的机会也很有限。许多人通过借债来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53%的人认为他们生活在失业、失去薪水甚至破产的恐惧之中。他们从私立学校的爆炸性增长中受益，却也见证了整体教育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这破坏了中产阶级走向社会流动的一个典型路径。“我们仍然不知道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将以何种程度持续。 ”，巴西政治学家 Amaury de Souza 说。与新兴中产阶级的这种不确定程度相适应，他们影响政治变革的能力也将是不确定的。事实上，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宣称，穷人将是推动社会变革更为巨大的力量。在中国，乡村领袖在推动土地改革中发挥了广泛的推动作用，中产阶级不具有同等能力。他们是鼓动者，不愿受制于现状。发展中国家的新消费者可能会在结账柜台释放出新的巨大能量。但是作为一支争取更好的政府管理、更大的自由、更少的腐败以及更多的经济自由度的力量，他们的能力还很不确定。在变成“我们”之前，“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Owen Matthews从莫斯科；Kristin Minogue从北京对此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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