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Guardian: Ai Weiwei: 'I have to speak for people who are afraid'
译文：《卫报》：艾未未：“我必须为恐惧的人们代言”发表时间：2010年3月18日
引言
译者：xiaolin
校对：hai freetrans, G.xiaodi, Andy Cheng, A C
今年秋天 ，艾未未，这位中国最敢言的艺术家，将负责设计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机展厅（Tate Modern's Turbine Hall）年度展览。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他的艺术和政治活动是如何的不可分割。
正文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艾未未，你会发现他似乎跟花岗岩一样坚固和平静。他会默默给你带路到他家，然后安静地坐在一张长长的木桌的一端。但在他位于北京郊区的家中那优雅而开放式的墙壁上，挂着一副照片：那是一只竖起中指的手。其实，他要说的话有很多。
实际上，他说的话实在太多了，以至于53岁的他，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最著名的在世艺术家，而且还成为一位坚定的当局的批评者。泰特现代美术馆最近宣布，今年下半年的涡轮机展厅将推出艾未未的作品展，这唤起人们对他的作品的注意，而这几年他所参与的社会和政治批评活动几乎已经盖过了他的艺术作品。艾未未如今最为人所知的，恐怕就是他通过接收采访、纪录片以及最重要的互联网，对官僚 愤怒而不断的谴责。
在推特上，他用愤怒和讽刺、事实和警句发起猛烈批评，受到大约2万6000个粉丝的关注：“没有什么户外运动比向独裁政府扔石块更加优雅；没有什么混战比那些发生在赛博空间里的斗争更加令人振奋”，最新的一条信息这样说。
“人们经常说，一段时间之后，我变得更加敢说了。其实这都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技术的话，那么我会跟其他人一样；我自己无法扩大我的声音”，他说。
但是这些声音早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我过早经历了人世的苍凉。那个时候我还很小 ”，他说。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但是如果你看看他的个人经历，这样说就不足为奇了：童年时代，艾未未在中国大西北的戈壁滩边缘地带的劳改农场度过了好多年。他的父亲艾青，是一位艺术家，曾是中国最受人尊敬的现代诗人之一，但在19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中冒犯了当局。生活变得动荡，他的父母基本无暇顾及他们的子女。“我那时候就像一个处在风暴中心的小男孩，总是对眼前无法理喻的环境感到恐惧和吃惊。你无法比较，因为你根本无法想象另一种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他说。
艾青是一位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曾翻译过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却在好多年的时间里被迫去打扫厕所。“有时，他会给我们讲他的经历，比如，他早年在巴黎的经历，以及他所喜欢的绘画和艺术品——总是一些充满乐趣的事物”，艾未未说。“但这些事物与我们所处的艰苦环境没有丝毫关联。有好几年，他连一天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我们总是看到他带着一身疲惫，无精打采地回到家里，只能躺下睡觉。”
艾未未的《永远》，摄影：Ren Zhenglai
遇上好天，艾青会振作精神，然后和孩子一起玩，为他们画素描。他能够用寥寥数笔描绘一幅场景，这激发了他儿子的想象力，但是他从未鼓励他的子女从事艺术创作。“我猜他是想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艺术家和作家受到严厉整肃”，艾未未说。
但是，一位亲戚却鼓励艾未未报考北京电影学院。那是文革刚结束的1978年，学生们蜂拥而至，涌过重开的大学之门，这当中就包括如今广为人知的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对许多人来说，那时的大学氛围令人陶醉、灵感迸发，人们满怀创造力，尽情探索西方文化。 但对艾未未来说，这一切却是沉闷而教条的。“我想要的就是自由，因为我的生活一直是处在强烈的束缚和压制之下的”，他说。
《瓷泡》(Porcelain Bubbles)，摄影：Lynne Sladky/美联社
因此，在20岁出头的时候，他收拾起行囊，来到纽约寻求不同凡响的艺术——他当时大概是这么想的。“我很受震动。我是一个来自戈壁滩的年轻人，在我成长的环境里几乎没有电，但突然间，我闯进了这样一座充满活力、高速运转和充满各种疯狂事物的城市”，他说。他对美国的模糊印象基本上来自沃特·惠特曼的诗歌和有关美国的早期文献。“我爱纽约，爱它的每一个角落。当时这是一座让人有点恐惧的城市，但在视觉上和知识上，这座城市给我带来的兴奋感又是如此强烈。它像一头怪物。”
但12年后，当他的父亲病倒之时，他返回了北京。但他在美国的时光却没能带给他什么值得炫耀的资本，至少从外人的眼光来说是如此。“我没有发财，也没有什么地位，更没有成为美国梦的一部分——我没什么成就。我没拿到文凭，没有获得美国国籍——在早期赴美的中国学生中，我算是异类；这两样东西，他们都拿到了。我没有结婚，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不会开车。所以我母亲认为我似乎从来不曾去过美国似的。她甚至都不好意思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他开玩笑地说。
他的父亲感到他回国后的不适应，给他提了一些建议：这是你的家，不要太客气了。把这个国家当作你自己的家，做你想做的事。如今，作为一位艺术家，艾未未依然对父亲的这些话心存感激，尽管中国政府不会这么想。艾未未参与设计了为2008年奥运会而建的“鸟巢”国家体育馆，但随后又尖锐批评中国“令人憎恶”的政治环境，以及把奥运会当作宣传的手段。从那时开始，他已经参与支持了好几项敏感的议题，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互联网自由，以及为四川地震中死于倒塌的豆腐渣教学楼的孩子们伸张正义。其他与政府有抵牾的人都没有走这么远，支持者担心他本人的地位以及他父亲的声望的保护作用已经快到极限了。实际上，当局似乎越来越把他视为一个麻烦人物。他在中国的博客已经被关闭了，他的电子邮箱遭到黑客侵入，安全部门也已经检查了他的银行账户。去年在成都，警察拘留了他和同行的活动人士，阻止他们为调查地震学生死亡问题的活动人士出庭作证。在一片嘈杂中，警察猛击了他的头部，致使他头部疼痛；数周后，当他在德国工作期间，医生发现他脑内出血，于是他做了一次手术。
《光立方》(Cube Light)，摄影：Miguel Villagran
"我们无法保证生活永远都是安全的，所以当一切还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尽情挥洒 ”，他现在说。“我一直觉得像那样的事情本可以不是那个样子的。除此之外……我不希望这些不好的记忆、不好的事件阻止我的步伐，或者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他承认，政府日益不能容忍批评，“危险在增加”。 十二月，著名作家刘晓波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徒刑，是近年来对异议人士最严厉的惩罚之一。许多人觉得，相对而言，他没有受到太大压力，但他共同签署 一份呼吁政治改革的宣言的行为被证明是无法被当局接受的。
“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反对那些和平表达意愿的人。他们是作家——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通过互联网表达他们的想法。这种表达的方式是十分明确的。政府试图通过粉碎一切促进变革的思想来保持稳定”，艾未未说。“他们也可能这样对待我，因为我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我的批评更尖锐、更深入。但我一直觉得政府能够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他们应该学习，应该明白；他们应该跟其他人一样有智慧。我对此怀有希望（感到乐观）。”
父亲的经历留给他一种责任感，他说，“去为没有机会为自己表达的一代人或者几代人代言”。“同时我也必须为我周围那些感到恐惧的人，那些认为无所谓或者已经彻底放弃了希望的人去大声疾呼。所以，我想做一个表率：你能够做到，大声说出来没什么大不了”，他说。
当然，还有他的艺术。作为影响日增的政府批评者，他的艺术作品同样赢得了赞誉，例如，他的系列摄影作品“摔汉代罐”，表现的是他摔碎一个古代容器的场景。但对艾未未来说，在艺术创作和他生活的其他部分之间进行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我并不担心观众会被（我的政治活动）分散注意力——我担心的是他们不会被分心”，他说，”我永远不会说我仅仅是一名艺术家，或者说我有更高级的审美趣味”。
近几年来，甚至他为画廊提供的作品也变得十分具有政治色彩，从而模糊了艺术和政治活动之间的界限——最近在慕尼黑举办的一场展览上，他的题为《铭记》（Remembering）的装置艺术由9000个孩子的书包组成，指涉的是2008年四川地震中死去的学生人数。在艺术馆的外面，引用的是一位悲痛的母亲的话：“她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生活了七年”。
艾未未认为他在纽约做过的保姆和家务这样的零工，与他所接受的美术教育和西方文化同样对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他说，那个时候，他十分渴望成功，但只有在他意识到“成功并没有那么重要——摆脱了那种承认的包袱，人生会变得更加无畏和坚强”之后，成功才真正到来了。他觉得名望是一种负担，赋予他一种表达的责任，同时也赋予这种表达一定的空间。“中国的崛起影响到每一个人，不仅事关它的公民”，他说，“除了廉价劳动力、制造业和它自己所谓的稳定，中国尚不能给世界带来任何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此外，我看不到任何来自中国的具有原创性的价值和思想。为了让这样的思想发展能够发生，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合理的政治结构”。
但他说，他与这个国家的关系因为他与之发生的斗争而更加巩固了。当被问到他是否担心当局会有一天阻止他返回中国的时候，他发出既非大笑也非叹息的声音。“已经有人讲过，如果你离开，那么你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或者他们根本就不让你离开。这可能永远是你要付出的代价”，他说。“但我不想限制我自己：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就让它发生吧。我必须应对它，而不是为此惶惶不可终日，因为那样显得很愚蠢。如果你太过为此担忧，那么你就成为它的俘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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