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Boston Globle: Nonstop Party
译文：无休止的派对 【双关语：不灭的党】
中国共产主义的长存出人意料
作者：Joshua Kurlantzick
发表时间： 2009年11月22日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到达中国，作为他的亚洲多国之旅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前任乔治·W·布什，比尔·克林顿和乔治·H·W·布什一样，强调了许多同样的主题。他对中国的古老又充满活力的文化表示敬意，赞赏中美贸易上的广泛联系，誓言华盛顿和北京要合作应对二者之间出现的矛盾分歧。奥巴马称中国为“一个大国”。他宣称：我们并非注定要成为对手。但是奥巴马的话和过去的台词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他没有预言共产党会垮台。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绝大多数的美国领导人——和许多的美国的中国观察者——都在等待着这个党的失败。至少从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下：中国共产党最终会低头让位于中国的民主。无论如何，在1989年基本上其他的共产主义政权都垮掉了，接下来的几年中民主传播到了非洲，拉丁美洲，东欧和东亚，包括中国的邻国如泰国和南韩。“颜色革命”甚至横扫了如格鲁吉亚和黎巴嫩这些多元国家。比中国更贫困的国家，如马拉维、孟加拉都成功地举行了多党选举。
美国的领导人还给出了有理有据的论证：为什么中共终究不能坚持“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语出比尔·克林顿。新的通讯技术，比如手机和互联网，可以让人们不受当局的监控而组织起来（比尔·克林顿曾经把中国想要控制互联网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地比喻为“把果冻钉到墙上”）。经济的发展会催生出一个中产阶级，世界的其他地方都证明他们会是民主化的关键。当共产党变得更庞大，离早期的革命时日更遥远，也更富有的时候，高层领导们之间要保持团结也就更为困难，腐败会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党最终会脱离群众。
然而北京无视历史，把果冻真的钉到了墙上。今天，没有明显和党的统治对抗的挑战者。中国的领导层，现在正准备2012年的下一次权力交接，显得团结如一。普通的中国居民，至少在城区，看来也认可共产党的统治。一个由皮尤全球态度项目举办的中国的民意测验表明中国人对国家现状的满意度比几乎其他任何有研究的国家都高。
“许多中国观察家长时间以来都预测说当中国遭遇市场力量或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组织及手段，会不可避免地爆发民主变革，”马颖（音），他是胡佛研究院的学者，在《政策评论》的专栏中说，“他们都是在空想。”
中国共产党把传统智慧完全用错了地方。经济发展没有削弱政权，反而被党用来加强了对政治权利的掌控；互联网没有打开异议之门，给中国带来资讯的自由空气，反而是党给互联网套上了龙头，用来强化民族主义，控制了普通中国人可以获得的信息。共产党以它的成功迫使西方国家质疑，民主是否的确是政治演化的不可错过的终点站——以及党的模式是否还可以应用在他处。
几十年来，如哈佛的萨缪尔·亨廷顿这样的政治理论家们论述道中产阶级的壮大将拉动政治自由化。他们相信，当一个有规模的中产阶级出现了，这个群体会在经济自由增长的同时向国家要求相配的社会和政治自由。另外，中产阶级受到更多的教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解放历史了解得更多，接着会把这些概念引进到国内。
在中国，这没有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精英们对僵化的工资不满，这是导致后来遭到镇压的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的原因之一。随着经济上的繁荣被引发，自由让这些对任何政治运动都至关重要的城市精英对推动政治改革越来越失去兴趣，因为那可能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但是即使经济上开放了，党还是保持了对经济命脉的控制——银行、重点企业——足以让城市精英们把党当作创造财富的一部分，而不是障碍。上海的GDP已经升至约人均$9,000，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同等。
按照裴敏新（音）的说法，他是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个政权给了学者们和教授们一些和政府有关的工作，为他们加了工资，这些人在八十年代的抗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党还对私人企业家们打开了大门——又一个决策显得是党帮助了城市经济，事实上，企业家们很快就有了党员身份，因为这能让他们和官员拉上关系，而官员可以成就或整垮他们的生意。
约翰·李的评论是“中产阶级是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是华盛顿哈迪逊研究院的学者。“这些精英构成了想成为党员的增长最快的群体。”
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并不独特。在许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精英也认识到，至少是在最初阶段，政治自由化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利益，要么是为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扩大了机会，要么是让受欢迎的政客重新分配财富。因此，从俄国到马来西亚到泰国，经济发展都将城市精英向集权体制越推越近，这样他们认为可以最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有时，这些城市精英实际上帮助推翻了民主政府，取而代之的是独裁政权，如在泰国发生的那样，精英们支持了2006年的政变。
中国也不认同这样的理念：和世界的融合会削弱那种由诸如苏联这样的集权政权在冷战时期催生出来的变质的民族主义。中国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对美国有着惊人的贸易顺差，变成了全世界的制造平台，并狼吞虎咽地消费着西方的流行文化和食品。但是这种拥抱西方产品的行为并不意味着着同样拥抱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对美国更友好的态度。在2009年的BBC全球公共观点调查中，58%的中国人对美国有负面印象——这还是当美国的全球形象有所提升的时候。
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描绘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遏制的努力失败了—中国的媒体经常把西方解读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党把经济成功变成激发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的工具。在以年轻的城市居民为主的许多中文博客和网络论坛上，发文者对温家宝公开谴责西方国家把世界拖入了金融危机而欢呼，对中国中央银行的官员公开建议世界应逐渐转移，不再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论调而鼓掌。
同时，北京用教科书、青年组织、六十周年游行和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以及其他可以激发中国的民族荣誉感的手段有系统地鼓励汉民族主义。新的民族主义确保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抗议顶多成为地区骚乱，不会扩散到中国其他地区，因为汉民族更多地会站在国家的一边对抗少数民族。
现在清楚了，信息技术的传播并不一定能让政治开放。党成功地过滤了信息，不让普通中国人接触到，这样他们只能对世界有一个扭曲的有限的印象。而由于过滤器，包括对某些网站进行屏蔽，确保某些报道永不会出现在当地媒体上——不是很明显，中国的媒体看起来是和西方一样职业化的，大多数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并不了解全貌。相反，一个明显控制着媒体的政权，如缅甸，那里的报纸读起来就象《真理报》，事实上在告诉公众他们获得的消息是错的。
科技的广泛使用没能助长伊朗或是俄国的变化，这两处的普通人看起来更乐于让媒体合并，由政府控制。在俄国，和中国一样，互联网让普通人能够读到俄国之外的报道，但政府用民族主义影响了对待外国的俄国报道的观念，而政府对当地电视台的控制意味着他们能有效地让各频道都充斥着亲政府的消息，而对向克里姆林宫提出批评的外国报道，或是少有的俄国独立报道报以怀疑。
中共的长存迫使这个世界重新衡量独裁政治的稳固性。西方人可能逐渐意识到一个国家，即使变得更富有了，也可以在几十年内，或更长的时间里维持下去，而不会转向民主。事实上，在多年来号称属于“自由”或“部分自由”的国家数目有所增加之后——2009 年的自由之屋的报告提到了它所称的“自由停滞”——全球自由连续三年下挫。奥巴马政府看来也意识到在某些地方集权统治可以是稳定的，并力图容纳缅甸、苏丹和其他集权政权。
其他的独裁政权现在正想复制中国“公式”来维持权力：仅仅是足够笼络中产阶级的改革，用民族主义来加固政权，调整（和监控）国内的信息流动。最成功的是越南，多年来他们向中国派出官员学习中共的战略，把中共的政策当作教科书亦步亦趋。其他的国家，从古巴到叙利亚到吉尔吉斯斯坦，都派官员到中国学习党的方法，其他的独裁政权几乎是对中国的成功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在某些国家，如叙利亚，官员们甚至还没能弄清楚中国做了什么，就鼓吹要引进“中国模式”，其内涵无非是将经济自由化和完全不自由的政治捆绑起来。
不过中国模式有一些严重的缺陷。这个政权的稳定依赖于让城市精英收益，他们倾向于和政治牵连最多。但是不均衡的发展回过来危害了整个体制。中国已经是亚洲收入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看起来没有迹象表明会有好转。当中国的城市居民可能心满意足的时候，在农村的大多数人正滋生不满。每年中国成千上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抗议）绝大多数发生在农村。仅在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政府估计有超过50,000起这样的事件。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暴力，抗议者们用棍棒、炸弹和其他武器对抗当地官员。
共产党的成功还依赖于民族主义的高涨，不过从长期来看，这样催生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会象八十年代他们的前辈那样对政府提出批评——比如说，对北京不能对世界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不满。事实上，在2007年西藏发生抗议的时候，许多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在网上对待批评北京的外国，其立场比共产党的所为还要强硬。经济上来说，党则面临另一种矛盾：它的成功依赖于它对于资本、关键性工作、大型项目和其他经济的基础保持足够的控制，但是长期来看，持续的增长会要求更为开放的经济，在每一只亚洲小虎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国有控制之后都不得不如此。
现在，北京看上去还能掩盖这些缺陷。当然，党不是不清楚它们的存在 ——当它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其他国家也会继续拷贝中国模式。和其他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共产主义体制不同，中共知道它自己的弱点，并准备与之抗争。意识到收入不均衡的威胁，党发起了“西部大开发”的运动——大量地在更贫困的中部和西部投资，好让他们能赶上沿海地区。意识到民族主义潜在的危险，北京近几年来试图通过调整教科书和其他的教育手段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削弱锋芒。
不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还不能认为共产党会永远统治下去，或忽视党的错误。毕竟上亿的中国农民还没有从经济改革中获益，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个压抑的、残酷的地方。尽管党力图拉拢城市精英们，还是保留了一些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讨论，要求更大的自由，其中的亮点是去年网络上出现的08宪章，呼吁中国的法治。
一个有效的中美政策应当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一面要更多地接受北京作为崛起的力量，另一面则要表明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提升了，美国也不会抛弃核心价值，如宣扬人权。华盛顿还要认识到仅仅是贸易和投资不能让中国的政治更开放，美国要重点关注中国自认为有把握，其实还很虚弱的部分——如提供中国的博主们更多绕开互联网过滤器的技术，或强调中国农村的重大问题。（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都有大量可以抵达中国农村的中文播报。）
华盛顿过去曾经做到过。在此之前的时期，当许多学者认为苏联政权还会持续好几十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同时和莫斯科处理着诸如武器控制的问题，又在人权上对其施压。而苏联，可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有着内部的罅隙，这些裂缝终于扩张到不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苏联的缺点压垮了它。
Joshua Kurlantzick 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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