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中国的党内民主：我们应该拿它当真吗？

原文：Brookings: Intra-Party Democracy in China: Should We Take It Seriously?
译文：布鲁金斯：中国的党内民主：我们应该拿它当真吗？

撰文：李成
发表时间：2009年秋季 第30期
翻译：小米（xiaomi2020@gmail.com）

摘要：最近中共中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党内民主”。中国高层领导人将党内民主称为党的“生命线”和中国共产党（CCP）是否能够在未来保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主要因素。在会议上通过的指示明确了党要更严格地大力治理其本身，提出：“这件事现在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更为迫切。”很明显，那些主张更多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内建立更具竞争性的选举的人现在控制了局面和中共的议程。本文认为，党内民主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规则和规范，而且还可能提供一个渐进的和可控的中国式民主的实验。这个实验的成功或失败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及这种进展不应仓促地被外部世界视为无关而抹杀。


“指望中共能推行民主改革和清除腐败，就等同于让一名医生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体上开刀手术。”这些尖锐的观察，流行于对中共政权的国内和国外的批评中，突出了以一党政治体制的能力来解决如腐败这样的内部问题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观点也反映了西方的中国观察者对于中国领导层所谓的“党内民主”有着根深蒂固的悲观。除少数例外，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党内民主的概念最多不过是权宜之计、政治修辞而已，因此不愿承认它有多大程度的重要性。在大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多党竞争是民主的基本特征，中国领导人没有显示出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迹象。这些批评正确的指出了中共领导人在努力加强而不是削弱一党统治，但认定党内民主只是一个空洞的修辞则忽略了在共产党内部的态势和潜在的影响深远的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该体制已经经历了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毛，然后是邓）统治的独裁党转变为由集体领导的多元体系，其中不同的派别的竞争主导着权力、影响力和政策摇摆。

近年来，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国有媒体都经常使用这个词“党内民主”来描述共产党内部的体制化检查和平衡。最近，在2009年9月，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四中全会上党号召发展党内民主和在领导中加强反腐败力度。据本次会议的指示精神，新的国内和国际局势加剧了许多内部问题，“严重地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团结性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有效性。因此，对党的慎重管理“从未如此艰巨而紧迫。”指示特别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将之描述为党的“生命线”。中共领导人对“党内民主” 的官方立场从未更加重视。这个概念新近的突出地位就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关键问题：主要有哪些因素推动了共产党领导人要把党内民主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否中国领导人中相互竞争的各派和公众知识分子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党内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派系竞争的新态势能不能改变中国精英政治的本质，并最终引发一场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最广义来说，外部世界是否应该重视中国的党内民主？为了了解党内民主当前的动力和潜在的影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对这一概念的辩论，思考在其实施过程中的障碍。

党内民主的批评观点

中国在后邓时代转向集体领导——伴随着中国精英政治体制的相关变化——并不意味着该国正在民主化。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在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方面都有着糟糕的记录。有体制保证的政治参与手段仍然非常有限。特别是胡锦涛政府，以高度警惕的新闻检查和拒绝司法独立而闻名。但是，对中国政治领导层的最近的变化的批评，有时有些大而化之。谴责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上这些批评是正确的，但他们往往没有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就出现一个强大和可信的替代性的权力轨道不大现实。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由370万个基层党支部和7600万成员组成，还在持续增长。中国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党，人们很难预期会突然发展出多党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以党内民主的形式，由内部形成派系竞争，并与中国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相关联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促进该国的民主的方式。一些西方分析家则难以在概念上或思想上接受这个中国民主实验的合法性，因为它的主要支持者是中国共产党。也许是同样的定式，让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们用了许多年才承认中共一直是该国的改革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化的市场经济的动力。Susan Shirk，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的政治学者和前副国务卿助理，曾经对这一领域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悲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可以成为不动脑子的借口。”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性质上，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只有以思想开放的探索精神对待这场正在上演的政治大戏才可能符合研究中国的本意，并有可能进行正确的评价。

事实上，民主的道路在国和国之间各个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历史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版的民主会是，也应该有其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的特点。毕竟，英国的民主，澳大利亚的民主，印度的民主，和美国民主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不同。而且，今天一些相当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如日本和墨西哥，都先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一党统治的过程，并在执政党内存在着动态的派系调整和制衡。

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对民主的追求中充满了陷阱和悲剧。所以中国的精英和公众现在都倾向于追求以随着时间而渐进，并在规模上可控的政治改革方式，这可以理解。中国学者也正确的指出，西方的民主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向成熟和可持续，才实现了民主的最基本原则：“一人一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政治科学院研究所教授陈宏泰（音）的说法，美国花了大约180年才实现了不受基于种族，性别，财产，或年龄歧视的普选。英国的民主甚至用了更长的时间，大约 240年，来消除类似的歧视。在做这些比较时，学者们并不一定是在论证中国的民主将花同样长时间来实现，而只是表明，在从根本上讲，民主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

如果中国领导人或人民相信民主会导致混乱，甚至国家解体，他们目前还没有动力来拥抱它，这也同样可以理解。的确，对于大部分能够记得1989年TAM运动的人来说，它被镇压后的第20个周年纪念日更多的是对地方性的政治混乱和长期的全国性后退的提醒，而不是对未来民主运动的激励。从这一悲剧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这样的群众化运动，抽象地要求民主，却没有基本的体制支持，几乎注定会失败。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还把民主看成是削弱而不是加强他们的利益的东西，就不会在中国形成对这一政治未来的强烈共识。因此，对开明的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最大的智力挑战是如何将民主在中国从理念上和程序上安全地实现。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认为，党内民主是最佳的中国政治变革途径。

党内民主：中国的定义和辩论

中国的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对民主是什么，哪一种体制变革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有着大相径庭的多种意见。一方面，吴邦国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九名成员中的第二高官，在2009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指出，“西方模式的民主强调多党竞争、三权分立、两院制，对中国并不适合。 “他毫不讳言地宣布，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中共决不会放弃一党统治。因此，吴邦国和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中国领导人对党内民主并不热情。贾庆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CC）的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常委，在今年年初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要建设“对抗西方思潮影响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坚固防线。”他还认为中国人民已经在现有政治制度下享有民主了。吴和贾提及民主其实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Andrew Nathan所说的“用民主来贴标签，行为却丝毫不民主。”

近年来，一些中国的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批评了他们所谓的“盲目采取西方模式的民主。”2009年5月，李林（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写道，国外敌对势力和中国国内的敌对分子一起打算利用西方民主社会的神话来“遏制、西化、和分裂中国。”潘为（音），一位在伯克利攻读过的就职于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主张有法可依的政治改革，而不是民主选举，他更倾向于新加坡式的法治社会，而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他直截了当地批评他的中国同事有所谓的“民主崇拜和选举迷恋”。他认为，一个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尚未实行法治，如果走向民主选举将会是个灾难。用他的话说，“如果党采用选举，则共产党会分裂；如果国家采取选举，则国家将会分裂。”方宁（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副主任，并不认为西方民主是虚假意识和虚伪的，但他的确认为西方民主的本质——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保护私人利益 ——并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与保守派领袖和学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家宝总理一直是民主的普世价值的持续的倡导者。他对民主的定义在许多方面和西方的大体相同。2006年，在北京， “当我们谈论民主的时候，”温家宝对布鲁金斯学会代表团说，“我们通常指的是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选举、司法独立和基于检查和制衡的监督。”温总理没有说中国应该尝试多党竞争，也没有说他认为国家应走向美国式的基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体系。而是说，他认为，制度化的检查的制衡、宪政、新闻自由、通过选举表达的政治选择不为西方民主专有，而是所有民主的本质的和普遍的组成部分。

温总理对民主的普世价值的强调反映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中自由派的新思维。他的观点可能代表了目前中国领导层的少数意见，但是，像过去30年来中国的许多其他想法一样，，初期的少数意见可能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好几个处于上升期的下一代领导人，所谓的第五代，也对党内民主充满热情。李源潮，握有权力的中共组织部部长和中央政治局成员之一，和汪洋，广东省委书记，也是政治局委员，是最好的例子。当李源潮从2001年至2007年在南京和江苏任党委书记的时候，曾按部就班地实施高层地方领导人的党内选举。这一实验远远早于其他城市和省份。在2005 年党的选举中，李批评那些“迷恋稳定”（当太平官），拒绝尝试新的政治实验的领导人心态。他认为，这种看似谨慎的心态其实相当危险，因为在在短期内设法避免变化，官员可能会失去机会预防未来更加严重的危机。按照李的说法，中国的领导人不乏智慧或意见，但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胆量”，以寻求更大胆的民主改革。同样，自从他在2007年底成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大胆地宣布，广东要领导“新一轮思想解放”，以达到“在中国的整体发展的新阶段”，还强调了政治改革和对地方领导的选举。

中国的开明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的适应性和可行性方面已经积极地参与政治和学术话语，目标往往是完善中国民主的概念框架。俞可平（音），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教授，是支持中国以递进方式向民主过渡的最重要的中国思想家之一。在他目前的著名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俞可平不仅让中国民众认识到了当今中国的民主问题，同时也凸显了民主的普世价值。当于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时候，他指的是它有利于一切人类社会，而不仅是对美国人或对中国。在他的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政治发展的讨论中，于指出，“全球化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而且还帮助他们认同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和尊严等基本价值。追求这些基本价值，既是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原则，也是最终目标。”

在论述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佳路径的时候，俞可平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首先是民主的“代价”，有时高到不能接受。因此，在中国的民主化追求中减少“政治和行政费用”应该是关注的焦点。第二，俞认为，“渐进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策略因为渐进的变化与中国的历史经验相容。他还解释说，民主需要充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资本，而中共在所有这些领域的改善，不仅会在数量上增加民主的可行性，而且会导致最终的质的“突破” 。第三，在当前的社会紧张和政治动荡有上升的趋势的时候，俞认为，中共当局应当与社会力量谈判，不断调整国家政策，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保持“动态稳定”。于认为，最好的防止社会动乱或革命的方法是在中共领导的角色上促进良好的治理，而不是依赖于严格的控制。

应当注意到，对象俞这样的自由派学者，党内民主仅仅是实现中国的民主愿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最近面对中国媒体的采访时，俞认为，如果说中国只需要党内民主，而不是真实的人民民主或社会民主，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假设。而这二者都包括基层和普遍的民主选举。对俞来说，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或从内到外的，后者是自下而上的，但理想的状态是它们会在中间相会。从战略意义上说，象俞这样中国的开放的思想家把党内民主放在高度重视的地位，其目的是希望这将为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中国民主扫清道路。俞认为，中国的民主诉求的意愿将会，也应该产生“某种形式的”质的突破。

其他一些对中国领导人有着重要影响的顾问们就党内民主和更广泛的民主之间的关系和俞持有相同的意见。王长江（音）教授，中央党校（CPS）的党建系的主任，最近指出，促进党内民主不必以牺牲社会民主为代价。他以最近的主要危机为例，如在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紧张局势，贵州和吉林的社会不安定来强调在中国发展民主的迫切性。用王的话来说， “社会民主不能等待。”相对于方宁和其他愿意压抑个体服从群体和国家利益的保守派学者来说，王认为，新的“维权”意识和更大的社会群体对政治的参与是推进中国民主的动力，而中共领导人一定要跟上这些变化。王的同事，李良栋（音），CPS的政治和法律系教授和主任，也在官方杂志《瞭望》中写道“就像中国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一样，中国也应当借鉴西方民主的丰富成果。”

俞可平、王长江和李良栋都在中国著名的智囊团中工作，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有着已知的密切的联系。看来，他们代表了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中更加开放的思想流派。虽然他们是该国呼吁党内民主的最雄辩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们都认为这应该是到达普遍民主的手段，而本身不是目的。随着官方的大力支持，这些知名学者最近在媒体的采访和写作中，以他们的影响地位来主张四中全会要采取更大胆的政治改革。

党内民主的主要组成部分：粉饰还是现实？

虽然没有在第17届四中全会上作出突破性决策，提升中国公众对党内民主的前景的信心，会议确实产生了改善共产党执政的广泛计划。在要求政治改革的五个方面明确提出指示：1）在选择中共官员方面要有更具竞争力的党内选举； 2）一个更有共识基础的被称为“票决制”的决策过程； 3）规范任期、调任、以及高层领导人的区域分配方面更为严格的规则；4）一个用来约束官员的腐败和其他形式的权力滥用的多层监督体系； 5）党内事务的透明度成为新的重点。在以上这些领域，有人可能假设所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主要是政治修辞，并仍会继续受到中共当局的操纵。然而，与此同时，也有理由认为，这些措施具有很大的潜力。现在比以往更明确地表明，它们在今后几年在决定中共精英领导的政治行为、权力变换、以及决策过程转变中可能会极为重要。

1）有多名候选人的党内选举

由中共高层领导人和他们的中国的智囊团顾问承认，党内民主的核心组成在于党内选举的扩大。新的指示明确了，党要“健全党内选举方式，规范选举程序和表决形式，培育新的方式引进候选人，并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事实上，自从1982年第 13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共当局采取了一种多候选人的选举方法（差额选举）来选举中央委员会。例如，如果最高领导人的计划有一个30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他们会提名310位候选人。10名获得最少票数的候选人将被淘汰。

中共领导人经常暗示将有越来越多在未来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会有更多的候选人。2002年的党代会上候选人比正式成员席位多了5.1%，而候补成员的候选人多了5.7%。在2007年党代会上，代表们从221名候选人中（多了8.3%）投票选出了201位正式委员。至于候补委员，代表们从183名候选人中（多了9.6%）投票选出了167名候补委员。人们普遍注意到，在这些选举中被淘汰的通常是特权家庭出身的领导人，在中国被称为“太子党”官员。例如，在1997年党代会上，几名太子党，包括陈元(陈云之子）、王军（王震之子）和薄熙来（薄一波之子），位列五名失败的候选人中，虽然（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担任过副总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太子党背景的领导人一般对党内民主比非太子党的同僚要少有热情。

目前还不清楚是否类似的方法将适用于在不久的将来的政治局，党的权力层次结构中的第二高的组织的选拔中。近年来，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差额选举和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要岗位的选举。在2002-2007年，江苏省，特别是其省会，南京，在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的领导下是一个差额选举的试验区。好几个县或在南京城区的负责人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当选的。2009年9月，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前夕，363名街道社区的党委员进行了当地党的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官方媒体称这一大规模的直接选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李源潮，现在的中共组织部部长，显然是这一努力的主要支持者。

在目前的汪洋的领导下，广东省也尝试了有差额的直接选举。2008年5月，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在市政府的网站行公布了“近期深圳政府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份草案明确了深圳的区级或市级人大代表将采用差额选举的方法来选出区级或局级干部。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所有的候选人被要求提交施政纲领，参加公开辩论。四名市局级干部，每个都是在2-3名候选人中以这种方法被选举出来。据广东省的党组织所称，下一步就是要以此来选举有着1000玩人口的深圳市市长和副市长。这些多候选人的党内的和普遍的选举是逐步迈向让中国的党国体制更加开放、有竞争力和代表性，没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或削弱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步骤。

2）投票决定

作为中共领导人认为应该通过投票选择更具竞争力这一思想的必然结果，是党的重大决策也应在各个层面上由党委投票表决。新的指示强调在决策过程中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规定所有关于社会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大型建设项目、重大财务支出，以及重要的人事任命应在党委会或常委会上以“投票方式决定”，而不是随党委书记的兴致做出。这项措施旨在防止党委书记 ——在中文中，是“一把手”或“党领导”——的权力过分集中。作为这些规定的一部分，委员会成员应有三分之二出席会议，任命一位候选人则必须获得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确认。新指示还规定，要强化中国的科学民主决策，中共领导人应该不断从研究机构，智囊团，其他政党，社会和公众听证会中寻求咨询。重大决策应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做出，而不是由单一的最高领导人做出决定或操之过急。例如，在2009年3月，对浙江省党委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任命了 56名市级和局级领导。这种中文媒体描述为“一人一票”的做法，为常委会成员赋予了和党书记相同的权力。四中全会的新指示呼吁党的各级领导要逐步实施这种 “投票决定”的新机制。

3）体制化条例和非正式惯例

新指示还重申了在干部管理机制的重要性，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条例，以减少各种形式的偏袒和难以根除的终身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体制化发展已在实施中，它们包括：

·任期限制。除了及少数例外，五年任期制已经在党和政府的高层职位成立了。此外，一位领导连任同一职位不能超过两届。

·退休的年龄限制。根据中共的条例和规范，高于一定级别的领导不能超过规定的年龄限制。例如，所有在1940年以前出生的党代会的中央委员要在2007年退休。这代表了从过去，即使是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被称为“老人政治”的巨大改变。

· 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地区代表性。自1997年以来，中央委员会有一种强大的政治惯例，每个省级政府有两个正式的成员席位（通常是省委书记和省长）进入中央委员会。虽然省级领导后来会被调到中央政府或到其他省份转任，这种分配原则中央委员会选举时背严格执行。 ·选举当地最高领导时的“回避法”省级或市级的党委书记，当地纪律委员会秘书，警察局长往往是从中央政府或其他省调来的非本地官员。

这些制度化的规则和惯例，不仅在选择领导人时提高了连贯性和公正性，而且也让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权威位置上的流动非常快。由于在关键的中共领导机构中的成员具有流动性，任何个人、派别、机构或地区都不能主宰权力结构。这些事态发展加强了检查和平衡中国领导人的规范，对政治精英们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4）全面的监督体系

中共高层领导人显然明白广泛的官员腐败已经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削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指示强调了腐败缠身的重点领域，如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房地产、土地管理、资源、国有资产管理、金融、股票和证券和司法领域。建立一个全面的监督体系来减少中共官员的腐败和滥用权力因此成为当务之急。根据指示，这个全面的监管体系将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监察员机制。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组织高层会经常派出检查组视察党的下级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工作。

·财产申报机制。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将必须申报收入、财产、投资、其配偶和子女的商业活动，包括那些工作和生活在海外的人员。

·公众的反腐败举报机制。将设立热线电话和互联网举报网站，让公众举报官员的错失。

·制度化分权机制。中共对追求西式政府的三权分立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提出党的机构要分成三个部分，即决策，政策执行和监督。

应当指出，所有这些机制都是由党组织，而不是由法律制度来监督。例如，财产申报即不出示给公众，不是向执法机关，仅限于特定级别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5）党的事务的透明度

指示要求，按照定义，党内民主的目标是加强中共的普通成员的权利，包括获取信息的权利，参与决策，参与投票的和监督党。党务公开是这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来说，这种增强的透明度的承诺包括在更高级别的委员会上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做年度工作报告；由党的基层组织来评价高级官员；和在高级官员和普通党员之间举行民主恳谈会。也许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改变是将为党代会建立任期制。各级党代会每五年开一次。这些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只参加这一次会议，一旦完成了党委会成员的选择就不再发挥作用，。中共正在几个城市和县进行实验，看看是否应给党代会的代表们五年的任期（常任制），使他们能在任期内持续发挥作用。

尽管中共领导层采取了这么多广泛的措施让党内民主不仅仅是政治修辞，在道路上仍然存在重大的阻碍。在党国最强大的机构中的席位，仍由极少数最高领导人通过做交易的方式，而不是公开竞争决定。在缺乏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情况下，监督的信誉和有效性都严重受损。即使只是以含蓄的方式告诉中国公众，只有党员和精英才有权实践“民主”也非常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内民主不符合胡锦涛和温家宝等最高领导人所阐述的以人为本的说法。尽管如此，中国分析家们认为党内民主是不重要的结论却是错的。毕竟，改变了中共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被广泛承认的必要。出于这一原因，四中全会坚持党内民主是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的大事。

党内分派：不是选择，而是现实

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中明确指出，中共必须转变执政方式，以跟上新的严峻挑战，以“满足世界的新形势新要求（世情），该国的新情况（国情），和党的新现实（党情）。“该文件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新事态，但它们很容易想象。在国际舞台上，一党统治现在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只有极少数国家，包括朝鲜和古巴，属于这个小俱乐部。意识到它作为新兴的全球性力量的角色，中国不希望和这些落后和孤立的共产国家混为一谈。趋势很明显——甚至是越南共产党最近也选择以竞争性选举的方式来确定最高领导人。连伊朗这样的国家也举行了多党制总统选举，即使最近证明是个骗局。在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印尼举行的常规民主选举，破坏了所谓在中国由于其规模和人口而使直接选举变得不可行的论调。民主政治在台湾海峡对岸的成功也会在今后几年影响大陆，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升温的当下。中国在21世纪的的崛起将取决于它在各个领域的实力，包括政治弹性和开放性。军事和经济实力，无疑是重要的，但无法被自己的公民认可政治上的合法性的国家不能宣称是一个世界强国。

在国内，尽管有过去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置身于越来越大的城市与农村、沿海和内陆地区，以及新经济和传统经济领域之间的差距。仅在一代之间，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就从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群体，包括农民、流动人口、城市失业者和老年人常常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成为改革的“输家”。同时，在所谓的“赢家”那一头，如企业家和中产阶级，也觉得没有安全感。这个国家还面临许多其他的挑战，包括自然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大规模城市化的副作用，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前景，缺乏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紧张关系，和种族冲突。

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处理这些复杂的，有时相互矛盾的问题，结果是政治上的紧张程度在上升。一个在四中全会前夕发布的由中共组织部在2008年进行的8万人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民众对选择中共官员方式感到不满。调查还显示，三分之一的人对中共领导的表现不满。对于中共精英来说，警示是：他们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使其能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党内民主对高层领导人，包括胡锦涛，温家宝和第五代新星如李源潮和汪洋，尤其有吸引力。他们似乎越来越认识到改变更多的是必要，而不是选择。

集体领导必然存在更多的内在竞争，和派别联盟。在没有强人政治的情况下，派系的妥协和谈判，做交易，和选举都变得更加普遍。前面所讨论的中共的体制变革没有降低派系的紧张关系；相反，他们使派系斗争更加剧烈了。有一种中共内部的党内划分是两种非正式的联盟之间的竞争：团派和精英（太子党）。前者目前由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包括第五代领导人李克强和李源潮，而后者则是由吴邦国，贾庆林领导，包括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王崎山。如果这些相互竞争的派别，与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地方选区相结合，继续在中共领导层内部达到互相制衡，则更加制度化的党内民主可能不是那么遥远。

中共内部这些新的态势对于外界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如果中国观察家继续将中共看做是一个统一的集团，将犯下严重的错误，让陈旧的偏见扭曲对中国的预测，或假设中国的派系政治仍然将是零和游戏。相反，分析家和决策者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精英政治中的许多细微动态和制约。从长远来看，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式体现了对这些动态的迅速变化的国内环境，特别是对党国内部的政治竞争的变化性质的敏锐探知的话，它们将更加有效。

[注：李成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李成主要关注中国政治领导层的变化，中国的代际变迁和科技发展。]


[译文略去了原文中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