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博文（Kevin J. O’Brien）
翻译：东湖隐士（@hsinwang1982）
校对：Freeman（@Freeman7777）、小米（@xiaomi2020）
作者简介：欧博文（Kevin J. O’Bri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lann P. Bedford亚洲研究讲席教授、政治学教授。欧博文1987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执教于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2005—2008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博文教授的研究重点为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社会运动等领域，代表作有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与李连江合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Popular Protest in China（独编，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以及Grassroots Elections in China（与赵穗生合编，罗特里奇出版公司即出）。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动荡与学生卷入政治抗争有着部分类似的诱因，这就是机会（opportunity）。与世界上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一样，中国的农民抓住了既有的和已察觉到的体制缺口（openings）。在官方对政治表达和政治行动间或地、无规则地放松控制的时期，农民是这种松动的最大受益者。在改革初期，随着制度化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公社的瓦解，农民不再像以往那样惧怕和依赖地方领导人。最近以来，市场化和流动性的增长给予了农民更多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基层选举和司法改革则既提供了可以去抗议的新的滥权方式又为反对报复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尽管很多权利方面的主张仍属于被禁范畴，尽管北京仍对“FLG”成员、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分子”以及可能敢于组建新政党的人持强硬的敌视态度，最高层领导人仍周期性地发出信号，认为农民抱怨最多的那些苦衷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些苦衷包括了官员腐败、执法不公以及百姓的生计。
但是，农村抗议高涨的原因又不能全部归结于政治管制的放松和社会经济变迁。有远见的“农民领袖”已迅速抓住机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通过放大体制缺口——将曾被禁止的权利要求推向官方可接受范围内。由此，长期抵抗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些掌握技巧的抗议活动组织者决策的产物——这些人懂得怎样表达权利要求、动员追随者、策划抵制行为以及（偶尔）发起跨区域行动。面对长期的逆境，这些人已定期地验证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虽然很多人为他们的勇气付出了代价——殴打、监禁和入狱都是家常便饭——其他人还在继续着针锋相对的争论，常常聚焦于是否应把那些持续抗争的异议领袖们推成“英雄”；反之，如果他们打起退堂鼓，就要被贬为“胆小鬼”甚至“叛徒”。2
对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来说，他们如何被追随者察觉到、如何去吸引旁观者的关注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广泛的支持会降低筹资、引援的难度，也能使农民在组织者遭羁留扮演起保镖角色，或者勇敢地参与到营救行动中。在最近几年，严厉的镇压手段有时会适得其反。这样的手段非但没有起到孤立“麻烦制造者”的作用，反而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和威望。尽管恐吓、殴打、罚款、没收贵重物品和当众羞辱能够迅速终结某一事件并挫败参与者的士气，镇压还能产生抗议者乐于担负的成本，并展示他们的为共精神（public-spiritedness）。甚至连长期入狱这样的判决也不会削弱他们的声望，反而会招来公众的称赞。数千人夹道迎接被假释出狱的抗议活动组织者返乡的场面就是例证。3
社会认可能够强化抗议者的决心，也能催生更多有勇气的反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抗议者得出一个结论——类似举报等相对温和的抗争是不起作用的，有力且能引起广泛关注的抗议手段（如阻塞交通或组织静坐）是必需的。这类手段有：在装有扩音器的小型卡车上宣传有利于自己但被当局忽视的政策；就高学费向教育主管部门施压；以及包围收费人员，作为将其赶走的一个前奏。为纠正所在地政府的失职行为，早期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通常求诸更高层次的官员。然而，现在的组织者更倾向于直接挑战当权者并当场索要让步。
暴力活动也在上升。4占用村土地兴建发电厂、庇护贪腐的官员是近期许多官民冲突的导火索。在武装警察和当地打手参与镇压的情况下，这类事件中只有少数例子出现了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况。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的研究员于建嵘记录了那些未经筹划的、“偶发的”且很快自行终结的抗议事件的散布过程。这些泄愤活动的怒火实质上是由偶然性的情绪宣泄点燃的。去年夏天，贵州省瓮安县一名女孩的死亡引发了数千人参与的骚乱。这一事件说明，一些地方“积淀的民愤”和“社会绝望感”在增长。5此事件也表明，一旦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因当前的经济衰退被迫返乡，潜藏的紧张关系就会加剧。
但是，中国的农村真的会爆发吗？我认为不太可能。因为许多的抗争活动组织方面仍然是脆弱的，而且缺乏跨阶层的合作——尽管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律师”参与到乡村抗议活动中。此外，对权利的要求仍是有局限性的，而且集体行动规模较小，且限于本地。即便考虑新的新情况也是如此——2008年在黑龙江、河南、内蒙古等地普遍出现的争取耕地私有化的活动不仅缺乏涵盖面广的要求和持久的领导力量，也不具备持续性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团结、规模和合作等特征。在抵制压榨、反抗掠夺行为以及驱逐不得人心的干部等方面，农村的抗议活动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没有迹象表明它能对政权产生迫在眉睫的威胁。
忍耐了如此之多的农村抗争活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自信。如同农村的选举为问责制带来了活力，为不同政见留下一部分空间是该政权风险颇大的合法化策略的一部分。它真实地说明，事态仍处于执政党可控的范围内。当局仍然有任意实施镇压的无限权力，而且一旦认为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了威胁，他们就会释放出与令对手望而生畏的力量。体制缺口也会即刻被新的“禁区”填补（或者加固原有的禁区）。如果权力中心将农民的不满与藏独和“FLG”支持者的不满一视同仁，就说明领导层并不稳定，甚至表明连政权都处在弱化当中。正如对团结工会进行镇压之后的波兰，政权摇摇欲坠的信号有时可能是缺乏抗议行为而不是抗议活动四起。在今天的中国，压力正在形成过程中，形成的速度也许快于其可以释放的速度。而且我认为，观察农村抗争以及政府如何对其进行处理是了解政治体系强弱与否的捷径。
Notes
1. See, for example, Deng's speeches of 25 April and 16 June 1989: Deng Xiaoping Nianpu, 1975–1997 [Chronicle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97]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2004), 1273; and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 III, 1982– 199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301.
2. On the demographic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otest leaders, see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88–90, 135–37.
3. In parts of Hunan Province in the late 1990s, the social standing of protest leaders exceeded that of grassroots officials. Many villagers extolled activists as their protectors and would offer them free meals or welcome them like close relatives when they visited. One protest leader in Hengyang County who had enjoyed this largesse said that he was treated better than the township head, a man to whom villagers would no longer offer a cup of tea or even a seat. Interview by Lianjiang Li, 2003. For more on repression and its effect on popular support, see Lianjiang Li and Kevin J. O'Brien, "Protest Leadership in Rural China," China Quarterly 193 (March 2008): 17–22.
4. Zhao Shukai, "Lishixing tiaozhan: Zhongguo nongcun de chongtu yu zhili," (A historical challenge: Conflicts an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in Ru Xin et al., eds., 2004 Nian: Zhongguo shehui xingshi yuce yu fenxi (2004: Forecasts and analyses of social trends in China)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04), 212–23. On land disputes leading to violence and large-scale conflict as "more likely to erupt in rural versus urban areas," see Yu Jianrong, "Social Conflict in Rural China," China Security 3 (Spring 2007): 3, 7.
5. Yu Jianrong, "Emerging Trends in Violent Riots," China Security 4 (Summer 2008):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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