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homas Lum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亚洲事务，外国事务，防卫以及贸易研究部门的专家，这是他在2006年5月递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研究报告。
原文链接，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3416.pdf
译者推特ID：Freeman7777
在过去数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经历到了不断兴起的社会动乱，这些社会动乱包括抗议（protests）、示威（demonstrations）、（在工作场所）设置罢工纠察队（picketing）以及群体上访（group petitioning）。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的信息来源显示，“公共秩序骚乱事件”（“public order disturbances”）已经在过去两年中增长了近50%，这样的事件从2003年的58,000起增长到了2005年的87,000起。尽管政治观察家已经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描述了发生在农民以及工人身上的社会动乱，但近期所发生的抗议活动已在范围上来得更为宽广，在平均规模上来得更大、在发生的频率上来得更高、抗议者与比十年前相比的话在态度上要来得更为坦然（brash）。担心引发更大的动乱已经引发了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就经济改革的步伐以及回应抗议者的适切方式爆发了辩论。
在国有企业工作以及在生产出口产品的经济特区工作的工人，由于开发项目而失去农田的农民或失去住宅的城市居民，以及其他人士已经参与到了群体性抗议活动中，有一些抗议活动是充满暴力的，而采取这种做法通常都是在用完司法途径解决不满之后才做出的无奈之举。在2005年12月份，东南部的广东省东洲村心怀不满的村民与警察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在这次冲突中有3—20名村民被杀害，这次事件已经成了那些愤怒的抗议民众的怨恨深度以及中国的行政、司法、政治体制在和平解决争端上无能的一个象征。美国利益对于中国的社会动乱的关心包括了人权问题，正在进行之中的美国资助中国的民主与法治的项目，社会动乱对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的影响，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官员贪污腐败不断增加且缺乏民主体制有可能继续加剧社会动乱。潜在的广泛社会动乱已经引起了共产党领导层的高度重视。然而，从中期来看，中共政府很可能有能力通过混杂着调解与暴力的政策使其有能力遏制住抗议活动，并且推动持续的经济增长。大多数分析家并不期望社会动乱演变成一个全国性政治运动，除非不满的团体加强与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加强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学生的联系，让他们也加入到抗议中来。
提供给国会的政策选项包括了不断增加对于中国的地方民主、公民社会、法治、环保项目的援助。支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并迫使中国政府去尊重抗议者的权利以及释放被监禁的活动人士。2005年12月15日，美国国会领袖组成的一个两党小组致函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驻美大使周文重，
表达了对于广东省东洲村发生的枪击事件的“深切关注”。
这份报告，将会定期更新，去讨论中国不断增长的社会动乱的肇因并描述近期发生的动乱事件，去解释中共政府如何去回应抗议活动，分析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事务所会造成的影响。并为国会提供政策选项。
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动乱
内容
综述
抗议团体
农民
工人
国有企业的工人
经济特区的工人
住宅拥有者
政府回应
趋势以及影响
潜在的肇因
不公与腐败
不断增加的权利意识、组织技巧、以及宣传手法
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对比
中国群体性运动的局限
政治上的后果.
对外国投资的影响
为国会提供的政策选项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已经在过去10年中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许多公民的生活水平不断的在提高，而社会抗争事件也正在急剧上升。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或恶化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包括收入不平等、环境污染、官员腐败、产权不清，由此也激化了社会不满。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各级政府已无力或不愿去化解社会上的愤怒。
中国的社会动乱影响到了正在进行中的美国旨在促进中国的人权以及民主状况的政策，并且使美国政府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接触上有了更为广阔的考量。从短期来看，社会动乱使许多美国政策决定者升高了对于中国的许多人权问题的关注。从中期来看，正在进行中的美国致力于在中国促进公民社会以及法治的努力，这些做法有助于中国人民以及许多机构为表达以及解决社会不满去发展司法教育、司法程序。从长远来看，社会动乱可能会对外国投资的商业环境，经济改革的步伐(包括加入WTO时所做的承诺)、中国的政治稳定以及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出有害的影响来。有些分析家认为，致力于解决这些不满所带来的挑战并且控制抗议活动，会鼓励北京当局去寻求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它可以把重点放在国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上。其他分析家认为，社会动乱会造成北京当局采取一个更为不友好的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社会动乱也可能会逐渐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尽管当前的形势并没有显示其丧失掉了显著的政治控制力。国会的政策选项包括了不断增加对于中国的地方民主、公民社会以及法治项目的援助，支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力促中国政府尊重示威者的权利，并释放被囚活动人士。
根据中共所提供的信息来源，显示社会动乱已经在过去两年中增长了近50%，终于在2005年12月爆发了一场特别的暴力事件。中国的公安部宣布在2005年发生了87,000件“公共秩序骚乱事件”——包括抗议、示威、（在工作场所）设置罢工纠察队以及团体请愿，而2004年被报道出来的事件有74,000件。在2003年中共政府报道说有超过58,000件“重要的社会动乱事件”发生，涉及到了300万—1000万的民众，其中的100个事件（大约战总比例的不到2%）涉及到了抗议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而一家位于香港的劳工权利团体估计在那年里劳工示威活动的数量达到了300,000件。2005年12月广东省东洲村（汕尾市），村民和人民武警（People’s Armed Police，PAP）之间爆发了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有3—20名村民被杀害，这个事件已经成了那些愤怒的抗议民众的怨恨深度以及社会争端结果的不可预知性的一个象征。虽然社会动乱没有把中国置于一个广泛的政治剧变会立即显现出来的危险境地之中，但它已经在中共领导层中拉响了警报并且影响到了全国政府的政策方向。
抗议团体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增长于90年代初期起飞，已经带来了估计有1亿人群的中产阶级以及一个富人和穷人的“双层”社会（a “two-tier” society of haves and have-nots）。许多的中国国有企业，曾经是城市就业的主要来源，已经遭抛弃、重建、或私有化了，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发生在经济特区的显著的劳工被虐待事件已经被报道出来很长时间了，在经济特区外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于出口。都市的发展已经造成住宅区以及农田被开发项目所替代了并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环境恶化。急剧增长的国企下岗工人，经济特区的工人，失去农田的农民或都市里失去住宅的拆迁户以及其他人士已经参与到了群体性的抗议活动中，有一些抗议活动是充满暴力的，而采取这种做法通常都是在用完司法途径解决不满之后才做出的无奈之举。穷人在中国不仅缺乏经济上的资源也缺乏政治上的资源。工人不被允许成立独立于国家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CFTU)之外的独立工会。大多数被报道出来的抗议事件在开始时是平和的，之所以到后来会激化是官员们疏于回应抗议者所提要求、官员腐败并侵犯到了公民权利以及法律，或是由当局所实施的压制性计策所导致的。大众抗议事件也一直为大众越来越具有司法权利的意识以及越来越对司法权利加深理解所激化。
农民
虽然在1978年到2000年之间农民收入增长了近6倍，他们仍无法跟上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水平，到1990年代后期为止，农民收入出现了停滞，而农村失业率上升到了近20%。递减的社会服务由于农村经济的去集体化，以及不断增加的税、费，使农民的不满情绪也随之高涨。集体性的抗议活动，在此期间的某些省份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抗议的过程从向政府官员上访到暴力爆发，不一而足。为了回应这些抗议，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于2002年进行税制改革。这些新条例大大的减少了农民的财政负担，并且据报道在某些地区使农民收入增长了15%—40%。然而这样的措施只能对农村发生的社会动乱事件起到一个暂时性的缓解作用，他们没有严肃地致力于解决其他潜在的诸如腐败、脆弱的司法机制以及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抵消下降的收入而展开激烈竞争这样的问题。
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抗议活动，是由对地方开发项目以及导致没收土地以及环境
恶化感到愤怒所引发出来的。在中国缺乏财产权已经导致许多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个国家第一部关于全面的财产权的法案，该法案大意上是要帮助富有的私人企业主以及普通公民去保护他们的财产权，随着受到顽固派领袖的反对，在2006年3月召开的一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搁置了。大多数中国农民都拥有长期(30年)的土地使用的合同，但是却不拥有所有权或权利去出售土地。当土地遭掠夺的时候，农民只被给予了基于农业收入以及再安置之上的赔偿。村、镇、县的政府普遍接受（土地）“出售”价格的大部分份额或转让土地使用权给开发商。示威者与警方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不仅在中国内陆的贫困地区爆发出来了，也在富裕的发展压力沉重的沿海地区爆发出来了。此外，在这些地区（富裕的沿海地区），对外界的通讯联系较为发达，更可能引发政治上的后果。以下就是近期发生在农村地区的抗议活动的例子：
2006年1月，广东省三角镇蟠龙村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同警察发生冲突由于工业用地而征用了农田但却没有给予足够的补偿，据报道有一名少女丧生。
2005年12月，广东汕尾市红海湾东洲乡因兴建发电厂所出现的争端以及相关的财产遭没收导致了一次暴力冲突，在那次暴力冲突中有3—20名示威者被杀害了。中共当局停止了汕尾市公安局的副局长的职务，限制（本地民众和外来人员）进出该地区，实施新闻封锁，并且逮捕了三个抗议领导者。8长达一年之久的冲突包括了村民提出正式控诉，设置路障，以及绑架地方官员；政府官员走访了东洲乡；地方当局抓放示威领导者；曾支持过农民要求的一名乡会记的神秘死亡。
2005年8月份，浙江长兴县煤山镇下属涧下村六百名村民占据当地的一家电池厂，抗议该厂污染环境，抗议民众遭到了警察的殴打。
2005年8月份，湖北省大冶市的失业居民们因为一个官方计划想要把大冶市合并到一个更大的市（黄石市），在警察使用警犬去驱散示威活动之后，攻击了政府办公室并且砸坏了车辆。2005九月份，一家中国法院给参与抗争的10个人士宣判了一年至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005年七月，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居民，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罢免在大块太石村土地交易时贪污公共基金的村委会主任陈进生的职务。在带头抗议的一位领袖被捕之后，1500名村民与500名武装经常发生冲突。2005年九月，警方夺走了政府文件（太石村帐目），这些政府文件村民一直都在守卫并想以之作为证据来指控官员腐败、并关闭了一个一直都在追踪报道该事件的互联网网站（燕南网以及维基线上百科全书都是因为直接报道该事件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封锁）。2006年3月，抗议领袖冯秋盛在选举乡镇人大代表时失利。他的支持者声称，冯的对手进行贿选，并且在这次选举中不接受代理投票。
2005年六月，位于上海南方200公里远的浙江省新昌县的大约1万5千名农民由于对附近的京新药厂造成的污染感到愤怒，最近举行了大规模抗议，并且酿成骚乱。
2005年6月11日凌晨四点半，北京西南大约100英里的河北省定州市南部绳油村外一块荒地上，二三百名头戴安全帽穿着迷彩服的青年男子手持猎枪、钩刀、棍棒、灭火器，向居住在荒地窝棚里的村民发动袭击。事后据绳油村村民统计，此次袭击至少造成6人死亡，另有48位村民受伤送院，其中8人尚有生命危险。村民遭袭击的背景是，国华定州电厂征用绳油村土地用以建设煤灰厂，村民不满征地补偿标准，在地头守候，拒绝施工方进入工地。事件过程被一位村民用录影机录下，后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共产党当局事后开除了地方党委书记以及市长并返还了被征用的耕地。10
2005年4月，来自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的20,000名居民，他们在过去四年中一直都在抱怨源自竹当地溪化工园区所造成的工业污染，认为那些化工厂污染了环境，在拦路抗议两个多星期后，市政府前日凌晨武力清场。公安不理村民死活，用车开路，辗死、辗伤村民；村民怒火中烧，包围市政府临时行动中心，抛掷石头，推翻数十辆警车和公共车辆，见官就打，双方逾百人受伤，当中至少一半是公安。在抗议活动发生之前，地方上的经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以及镇上的党委书记呼吁上级响应居民们所关注的问题。那些造成污染的工厂最终被关闭了而带头抗议的领袖却被逮捕了。11
2004年10月：四川雅安市汉源县瀑布沟水电站，是四川大渡河在建规模最大水电站，前年十二月获国务院正式立项，根据规划，大坝建成后，整个汉源县将被淹没，涉及耕地四万多亩，移民九万。但居民不满当局的赔偿方案不公，上周曾到电站工地外抗议，被当局武力镇压，一名居民被武警打死，两名公安在冲突中死亡，深入基层做工作的省委书记张学忠则被近万移民控制。12
工人
国有企业。政治分析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视由中国工人所发起的抗议事件是比由农民发动的抗议事件具有更多潜在的政治性影响。与农民相比，工人们通常都居住在城市并且受过更多的教育，有着更高的授权意识，更为容易与其他工人以及媒体、知识分子、维权活动人士、还有可以清楚的表达出他们的不满，并且为他们的权利而战的律师进行联络。中共长久以来一直恐惧类似于波兰团结工人运动（Poland’s Solidarity movement）的中国工人民主运动并且迅速地压制致力于成立独立的劳工组织的活动。
在1990年代的末期，劳工抗议活动在较老的工业城市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因为工人在行
将消亡的国有企业中面对着失业，在工资与福利方面面临着削减或中止，并失去了养老金。13在城市地区，失业率据估计一般是在15%，在中国东北的“生锈地带”的城市，失业率上升到了25%。自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一直蓬勃发展，据估计在1999—2004年间有2780万工厂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根据中共政府的信息来源显示，另外的600万人将会预期在2005—2006年间失业14。此外在与工资与福利相关的问题上，许多劳工示威活动已经将其矛头直指工厂管理层、地方官员以及外来投资者串通一气、使其能够从私有化计划中获得收益但付出代价的则是工人的那些行为。15中国的官方工会，中华总工会通常以来在为工人讲话方面做得很差劲。在贯彻其促进工人以及国家利益的双重角色上，官方工会通常缺乏自主性去反对政府政策、管理决定，以及那些侵犯了劳工权利以及执行劳工条例的权力。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些最为大型的劳工抗议发生在2002年。在那年的三月份，在一次非同寻常的有组织活动中，来自辽阳市20家工厂的30，000名工人，辽阳市是辽宁省的一个老的工业城市，经过协调的抗议活动在市政府办公室之前登场，抗议的内容有：未支付的工资、生活补助费以及赔偿金，政府腐败，劳工活动人士被逮捕。此外，在那一年中，据报道有超过5，000名的大庆油田工人举行了反对失业的抗议活动。东北地区的劳工示威活动据报道自2003年以来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尽管陕西省在2004年经历了一次涉及到了数千纺织厂工人的长达七周的罢工。
经济特区。直到最近几年来，中国的轻工业或劳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位于沿海的经济特区，通常避免劳工行动主义（labor activism）。雇佣的大多都是年轻的、来自贫穷的农村地区的女性
，这些工人拥有一种很强烈的赚钱给家里的心愿、对劳工权利知之甚少，不大愿意发出抱怨尽管在工作中遭受到了各类极其恶劣的、容易遭虐待的工作条件。许多位于经济特区的工厂是由来自香港、台湾、南韩那些为美国的零售商以及品牌供货的公司所拥有以及进行管理的。然而在过去2年里，在经济特区中被报道出大约缺口200万的工人；广东省对这个情况（劳动短缺）感受得特别强烈。根据一些分析家的说法，政府政策对农民减少了税和费，这种举动已经帮助提高了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使远离家乡的费力的工厂工作变得不太具有吸引力了。劳动力短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理解得更深了（维权意识持续增加），这些情形有助于中国的律师以及为支持更好的工作条件而展开的国际运动，已经鼓励了一些工人为他们的利益而展开抗争16。广州市周边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为发展的地区，并拥有着全国最为庞大的外来工人人口（据估计有2，500万人），据报道在2004年的一月份到10月份经历了涉及50，000名工人的863次抗议活动17。
2005年九月, 广州白云区智业鞋厂逾百名工人﹐不满厂方拖欠工资﹐于周四示威﹐工人堵塞交通﹐用路边的石块和砖头砸毁警车，最少有六辆警车和政府车辆遭破坏，其中一部更被推翻。警方出动了超过二百名刑警和防暴警察，并两度释放催泪弹。警方于中午前控制了场面。事件造成四名工人、一名警员、两名保安和一名路人受伤。警方拘捕了五名示威者。
2005年6月，广州增城港资福泰毛织厂数千名工人因不满厂方工资过低，6月3日聚集在厂门口抗议；数十名保安员闻讯赶至现场，双方爆发冲突，工人砸毁保安队数辆电单车，更打碎一辆警车的玻璃，警方后来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并带走24名涉事工人协助调查。一份有关该事件的报告指出，每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爆炸性事件”发生。
2004年10月，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的一家台资公司——兴昂国际有限公司所属的两家鞋厂，分别是兴雄鞋厂和兴昂鞋厂，分别发生1000多工人“暴乱”事件。“暴乱”工人对资方的办公室、车间、饭堂、小卖部、保安室及厂内车辆、机器设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和破坏。处于珠江流域的制鞋产业在2004年经历了10—12次的工人罢工事件.19。
住宅拥有者
发生在中国的一个相当近期的社会现象牵涉到了反对将其从自有住宅驱逐出去的城市住宅拥有者以及反对失去耕地的农民由于城市翻新、工业化、一起其他与经济相关的问题。许多不满的市民声称他们在被拆迁时没有得到足够的磋商或合适的赔偿，当他们的抱怨为地方官员所忽视的时候，他们已经参加到了公共示威活动的行列中。广州警方估计，在2003年和2004年强制拆迁占到了广州抗议活动1/4的比例，强制拆迁正在成为社会动乱的最大源头。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居民已经购买了他们长久一直居住的国有产权的公寓房或新建的房屋。大部分土地使用权已归地方政府所有或被开发商所购买到。以下是近期一些涉及到城市住宅拥有者的抗议活动：
在2005年的8月份，有100位民众在上海的一场司法会议的举办地外面示威，抗议城市中的房屋纠纷或土地掠夺事件。
在2003年和2004年，广州市小谷围岛农民及小谷围艺术村居民，看到2003年8月28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突然贴出公告，所要征收包括艺术村在内的三个小区，期限至2004年10月28日拆迁完毕，打算要在这里建造广州大学城之后，起诉了广州市市政府。因为这个拆迁计划，165栋属于专业人士以及艺术家的别墅被拆毁，10,000名农民将会被重新安置。21住宅拥有者和农民都声称他们被给予不公平的赔偿以及那样的赔偿过程很少与当事人进行任何协商。而广州市的官员认为他们所提供的补偿价格是“非常高的”22。在2005年4月，警察暴力的拆毁了数以百计的拒绝搬走的村民。在2006年5月，广州市的官员答应返还一些土地给农民。23
政府对社会动乱事件的反应
中共政府致力解决社会动乱的努力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制度性的缺陷、不连续的政策以及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进行基本的政治改革这些因素的阻碍。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许多公民的不满是合情合理的，中国当局偶尔会纠正已经破坏了法律的地方政策或惩罚那些采用了大量暴力手法对待抗议者的地方官员。.24然而国家在专断的决定什么样的抗议活动是可以接受的事情上保留了其绝对的权威。中国当局还没有发展出能够保护人权的完备的制度来，没有放弃政治权力给各类的社会团体，没能确保司法独立并解决社会冲突。许多小型的示威活动被容忍了，但是游行、组织化的，把事件报告给媒体已经招致了来自政府当局的骚扰和镇压。在2005年年末的时候，中央政府信誓旦旦要采取大量另外的针对社会动乱的改革，包括对土地使用进行更好的管理，强化司法系统的作用，保护农民的土地，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在健保和教育上的社会支出，为农民废除农业税。然而这些政策很可能遭受到那些权力不受制约，在吸引投资方面做得很糟糕以及倾向于腐败的地方官员的抵制。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全国以及地方层级上已经采用了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或一种混合了施加恩惠以及恐吓计策的做法来控制不安份的各类社会团体。专家们已经注意到了政府当局在那些允许示威活动发展、甚至会公开地同情抗议者，同时却借机去辨识抗议活动的领导者的地方处理这类事件的一种模式。抓捕活动人士的行动通常只在满足了（因遭受不公对待而感到）愤愤不平的抗议人群的一些要求，以一些努力来安抚这些人群之后才会发生。据报道，公安人员通常都会既使用酷刑又使用奖励手段去让对方悔过或承认犯罪，并且让活动人士与其周遭人士互相敌视。恐吓计策——使用任意囚禁的做法以及雇佣没有受过训练的安全人员（“受雇佣的流氓”）去殴打抗议领导者——以帮助镇压进一步的抗议活动。当示威活动脱离出掌控范围之后，政府则严格控制报道这类事件，尽管在许多个案中，通过互联网，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尽管对媒体实施管制，东洲事件的消息通过在互联网上使用伪装性的语言、发布消息到较小的BBS讨论区，以及通过英语网站或海外的中文网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26
根据许多分析家的看法，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如何去回应这些抗议活动上出现了分化：一种政府看法认为和平示威是一种合法表达不满的途径并且强调发展能够保护权利以及解决纠纷问题的制度来。在2006年3月，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保护农民财产权利的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了一些安抚性的讲话。另一种观点常常与胡锦涛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侧重于加强政府力度以及对大型公共示威活动加以严厉打击。.27根据一些专家的看法，去年所发生的抗议活动的急剧上升和激烈的场面已经说服一些高层领导人采取更强硬的路线，特别是考虑到在后共产主义的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282005年12月东洲事件引起了政府不同的反应。事件发生后两周，发表在官方英文周刊《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上的社论，引用了中国和香港的知识分子批评警察作为、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策导致了社会不满以及官员腐败的评论。29近3个月之后，广东省省长提出警方指挥官“犯错了”，并说多数抗议者是“无辜的”，一些地方官员是“腐败的” ，不过他也指出，枪击事件是“由一小撮犯罪分子所引发的”30。当地政府承诺为村民“完善社会服务”，但没有在具有争议的、新电厂工程问题上做任何让步。31
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面对群体性示威活动的通常回应是满足抗议者的要求，惩罚组织者，对潜在的（社会动乱）肇因问题只做了很少的了解——这也被认为是在“用收买的手段获得稳定的局面”（“buying stability”）——当局的种种作为激励了许多活动人士把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作为唯一有效的赢得补偿的出路。许多示威者现在表达了下面的看法
“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32温家宝在2006年3月份所做的关于要保护农民的“民主权利”的讲话，据报道这个讲话使许多农村抗议者深受鼓舞（认为今后举行抗议活动的时候有了合理的理由）。33
趋势以及影响
潜在的肇因
不公平以及腐败。一个主要的、间接的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是广泛的以及不断增长的收入差距，没有一个可靠的社会保障网络能使这种情势得到缓和。官员腐败以及一般公民缺乏政治权力进一步引发了不满人群的愤怒。基尼指数是一个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根据各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息来源所显示，中国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0.45—0.53之间——在亚洲处于最高水准。34存在于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别。根据世界银行以及其他信息来源的说法，中国的农村居民平均收入不到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1：3），1992年的时候两者之间的比例是（1：2.4），1985年的时候两者之间的比例是（1：1.7）。而诸如教育和医疗保健被包括在内的政府服务，据一份估算显示，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优越六倍。35一位中国的杰出经济学家警告了不断上升的收入差距，以及一个新的由富裕的官员以及企业家所构成的阶层的兴起已经引起了能导致“各种类型的社会不稳定” 36的穷人阶层的不满情绪的上涨。在2005年6月26日下午14时30分左右，在安徽省池州市区翠百路菜市场门口，22岁的当地学生刘亮与吴军兴驾驶的汽车 相撞，随后遭到吴军兴和两名保镖的当众殴打。这一野蛮行径激起了公愤，三名行凶者被在场“摩的”司机们围住。一桩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端。随着打人者放言“打死了也就30万”、“学生被打死”、“警察庇护打人者”、“某超市老板站在打人者一边”等传言的流行，4个小时过后，已有上万人逾万人上街打、砸、抢、烧，三辆警车和老板的豪华轿车被烧，派出所和医院被砸，医院老板入股的超市被哄抢。凌晨，当局调动了六百武警，局势在午夜后被控制。.37
权利意识，组织技巧以及宣传途径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司法体制的发展已经在过去许多年中成了
大多数社会动乱的一个跳板（springboard）。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已开始利用宪法权利来作为依据以进行法律行动或索赔。38农民已经尝试利用法庭、上访以及对各种层级的官员进行非正式的呼吁，利用法律来作为他们呼吁的基础。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来源声称，上海市劳动争议案件在2003年急剧上升。在那一年里，据报道劳动争端仲裁委员会接受了涉及到800,000雇员的226,000起案件，每年的增长率高达22.8%。39一个建设部官员指出在2004年上半年，建设部已经接到了涉及到4,000个群体以及18,600名个人的错误掠夺土地的案件。在1999年到2004年间，民事案件在中国增长了30%，达到了430万件。40然而，中国增加的法律条款以及发展其司法制度，不是要防止社会动乱，通常只想要推迟面对或者甚至是要刺激它（爆发）。司法改革已经抬高了公民认为（通过司法系统）有可能补偿他们怨恨的期望值。但是律师们面对着由国家所带来的司法上的、政治上的障碍以及骚扰，并且司法部门缺少独立。即便当司法部门做出了令人满意的裁决或政策决定，这样一些决定通常由于（利益团体）竞争利益的关系而得不到执行。在这些案件中，索赔者要比以前还要来得愤怒，（通过种种尝试）他们总结出进行抗议是他们唯一能够采用的选择。41
中国的法院系统
首席大法官：肖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最多可任两个任期，每个任期为5年）
法院结构：有四级——最高人民法院（拥有终审权）；高级人民法院（省一级）；中级人民法院（区、市一级）；初级人民法院（农村、市街道、镇一级）
权威程度：名义上是独立的，然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拥有最终的权威去解释法律以及使宪法生效
法律：民事方面的案件（不是普通法）——先例不对司法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
局限性：法院官员通常由共产党、公安机关、检察院(检察官办公室)所决定
定罪率：司法体制并不是采用抗辩制度。在2004年，98%以上的刑事被告被判处刑罚。
法律援助：政府给贫穷的当事人提供了有限的法律援助。辩护律师遭遇到骚扰和拘留却是常见的。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美国国务院.
在过去数年中，示威活动已经在规模上变得越来越大，在组织上做得越来越好，有时示威活动会涉及到好多个工作场所或村庄，成功的抗议教训给正争取成功的抗议活动提供了教训。42借助于互联网、电子邮件、BBS论坛、网志、即时讯息、手机、简讯、录像技术，“联系“已变得较为普遍。广东省去年所发生的几个抗议运动得到了中国一个全新的政治活动人士群体的明显的帮助。例如在太石村发生的抗议就吸引了一位有经验的关注农村各类问题的活动人士、异议知识分子、民权律师高智晟的注意。一些推动民主的活动人士，意识到了北京当局希望在2008年奥运会到来之前给外界保持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据报道（这种对当局作为的预判）正引发出更多的抗议活动。43随着东洲乡所发生的枪击事故，一批著名的政治异议分子以及批评家提交了一封发布在互联网上的公开信，谴责政府使用暴力并呼吁进行民主改革。44区域性的和地方上的报纸在报道更为敏感的抗议事件时一直都是相当积极的；往往等到政府利用权力去制止媒体去报道这些消息的时候，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已经蔓延开来了。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另一个麻烦的发展是公共示威爆发生在外资发达的地区，并且是发生在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和交通联系发展良好的地区。
与其他社会运动所做的比较
不像后毛时期所发生的其他社会运动，近期发生的社会动乱缺乏其政治目标以及组织强度，尽管其逐渐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权力的潜力可能会继续增长。这不是一次由城市知识分子所领导的集中于全国性政治事务的运动，像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1986年的学生抗议运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1997—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成立事件那样。它也不具备像1999年FLG示威时所具有的全国性指挥链能力。反之，二十一世纪初的社会动乱主要反映了对于城、乡地方上处理经济问题的不满，在全国层面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无组织的特点。
中国所发生的群体性抗议活动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政治观察家已经描述了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在农民和工人之中的社会动乱事件。45然而，近期的示威活动已经在范围上变得更广，在平均规模上来得更大、在频率上也变得越来越高、示威者的心态要比十年前来得更为坦然。此外，今天的社会动乱也有助于在中共关于经济改革的步伐问题上实现一个基本的政策辩论。
中国所发生的群体运动的局限
大量传统的社会因素已经阻碍在中国发生一个全国性的抗议运动。中国工人和农民缺乏组织性的联系，不仅在这二者之间是这种情况，而且与在过去导致了抗议运动的诸如学生和知识分子这样的社会团体上也缺少组织性的联系。46首先，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社会活动以及组织往往是“细胞化的”（比较孤立）和地方化的而不是“水平性的”或是会与其他地方的同道发生联系。例如：工人一直试图在他们工厂内部去解决他们的不满情绪，并且他们的主张所要诉诸的对象是企业管理者而不是其他工厂的工人。这种对于企业的认同又由于共同的生活区域以及方言再次得到了增强，加之又缺乏诸如工会、教会那样的广泛的集体认同或团结的形式。47同样的，农村抗议者，尽管其数量惊人，其诉求过去一直停留在孤立的、分散的、狭隘的经济问题上，所指向的对象是地方官员而不是中共政权。其次，根据许多分析家的看法，受过教育的以及中产阶级的中国人从中国正在兴起的经济中获益良多，这批人并没有受到示威事件很大的影响，并且这批人向穷人显示了很少的关注。然而群体性抗议活动在近些年中已经在规模上以及精致程度上一直都在增长，耐心的等着中央政府去纠正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的期待心理已经越来越鲜见了，一小群人数很少但威力巨大的活动人士以及知识分子的骨干已经一直在坚持去帮助那些受害群体。48
政治上的后果
收入差距，官员贪污腐败的不断增长，以及缺乏民主制度有可能会继续加剧社会动乱。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成功得缓和了许多冲突的紧张局面并且通常避免了诸如发生在东洲乡的那样的重要的意外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很可能在中期通过混合了满足抗议者要求以及用暴力对抗议者实施镇压的政策（并且那样的方式促进了经济增长），有能力把抗议事件遏制住。大多数分析家并没有期望当前的社会动乱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除非有其他社会团体，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学生加入到这样的挑战行为中来。中共领导层所面对的一个关键矛盾是怎样为了保持合法性去推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以及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商业精英中保持那样的合法性，同时也重新分配财富以及提供经济机遇给穷人。
根据一些分析家的看法，致力于解决社会动乱的需要可能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丧失信心去采纳会在经济上和外交上损害与美国的关系或把北京当局的注意力以及资源从国内社会问题上转移开的外交政策。胡主席和温总理已经声明他们要去优先处理农村动乱的问题。49其他分析家推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为了要转移对各类社会议题的关注可能会激起民族主义的情绪或者甚至使外国人成为大众失意心理的发泄目标。
一些中共官员暗示说中国社会动乱的程度被西方媒体给夸大了。农业部部长说：“如果有30,000个村庄出问题，那也仅占村庄总数的1%而已。大家得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要看到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一背景。” 50一个分析根据警方伤亡发生的估计频率——每35起抗议活动就发生1次推断出—— “以激烈对抗的方式产生出一个暴力的结果来，这不是规律性的事情。” 51（指出现意外的机率很低）一些学者认为决定社会动乱的政治影响最为总要的因素并不在于抗议活动的规模和频率，而在于领导层的反应以及这种抗议事件中参与者与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52尽管如此，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似乎同意，需要在社会动乱变得糟糕以及威胁到其权力之前去回应它。
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所做的讲话已传递出一个要对由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所推动的壮观的资本主义的改革进行紧缩的信号，他们努力想要重新分配国家财富给较贫困的地区和农村地区。这种向左倾斜的主张并不只是为了适应胡和温的意识形态，而且也提出了在没有采取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致力于解决一些社会动乱事件的肇因的一种方法。53
对外国投资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从报道来看社会动乱还没有使外国投资在总体上感到沮丧，外国投资继续在增长并与大多数抗议事件是隔绝的，与此同时对中国的风险评估已经改善了或在过去两中保持稳定。54尽管如此，多数对于中国的风险因素的分析对社会动乱做出了突出的说明并提到了其潜在的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及对美关系所会造成的威胁。一些分析家断言，尽管拥有较低的成本，由于担心社会动乱，并且外国公司试图裁减大批员工时可能会面临到有组织的抵制，中国的一些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害怕搬到中国小城市或偏远地区。55其他的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与印度相比的话中国的社会动乱和腐败可能会逐渐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56
提供给国会的政策选项
美国努力促进中国的示威者及抗议者的权利或福祉，包括了口头上施压给中央政府、对其进行制裁、对地方政府一级所采取的则是零碎的处理方法。在政府对政府的层面上，政策选项包括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尊重抗议者的宪法权利以及把维权活动人士从狱中释放出来。.在2005年12月15日，美国国会领袖组成的一个两党小组致函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驻美大使周文重，表达了对于广东省东洲镇发生的枪击事件的“深切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06年3月28日提出了365号决议案（H.Con.Res. 365），参议院于2006年4月7日提出了第88号决议案（S.Con.Res. 88），这些法案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去让律师GAOZHISHENG继续执律师业并且取消针对那些试图在中国给犯罪案件做辩护的律师的所有司法上的和政治上的障碍。中国当局在高为太石村示威村民、FLG修炼者、家庭教会信徒以及其他人提供司法援助之后停了高的律师执照。此外，美国禁止美国厂商出口用于犯罪控制以及侦察方面仪器和设备给中国，因为其中有些可以被用来镇压抗议活动。57
中共当局强烈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常常用某某人、某某组织为外国势力所操控来作为借口，以更加严重的镇压抗议运动。不过，美国国务院的民主、人权以及劳工局继续在中国资助与地方选举、法治包括司法教育、司法援助以及劳工权利的项目。58其他在地方一级所提供的项目包括了要在那些供应美国公司以及销售者的工厂中去推动其工厂中行为要去执行公司规章，并且资助美国的技术公司使中国公民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以及登录到被封锁的像美国之音以及自由亚洲电台这样的网站上。2006年2月所美国国会所推出的全球线上自由法案(Global Online Freedom Act，HR 4780 )，将促进全世界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尤其是中国。
作为在2005年向总统以国会提出建议的部分力量，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呼吁美国政府鼓励中国当局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解决社会动乱的根源。这些措施包括：确保村民选举不受政府干预，给中国公民以权力去落实宪法所给予他们的保障，使司法独立起来，并取消施加在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上的限制。59
注释：
1 GOV.cn, January 19, 2006; Richard Spencer, “China Fears Meltdown over Social Instability,” National Post (Canada), August 23, 2005. One source suggests that these statistics refer to demonstrations involving over 100 people, while another states that “massive rallies” are rare. Francesco Sisci, “Is China Headed for a Social “Red Alert?” Asia Times Online [http://www.atimes.com], October 20, 2005; Eric Ng, “Cooling Sentiment to Hurt Funding Need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7, 2005.
2 Pan, Philip, “Civil Unrest Challenges China’s Party Leadership,”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4, 2004; Albert Keidel, “The Economic Basis for Social Unrest in Chin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005.
3 Dexter Roberts, “China: A Workers’ State Helping the Workers?” BusinessWeek, December 13, 2004; David Murphy, “The Dangers of Too Much Succes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10, 2004.
4 Fred Gale and Albert Park, “Can Rural Income Growth Accelerate?” in Fred Gale, ed., China’s Food and Agriculture: Issues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DA, 2002).
5 Edwin Chan, “China’s Infant Rural Reforms Have a Long Way to Go,” Reuters News, March 8, 2002.
6 Peter S. Goodman, “In China’s Cities, a Turn from Factorie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5, 2004.
7 Village witnesses say that People’s Armed Police (PAP) or paramilitary unit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shooting, while local officials claim that only regular police were involved.
8 “Protest Village Families Left Destitute in China,” 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 March 3, 2006.
9 Leu SiewYing, “Did They Set the Tone for Things to Co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15, 2005.
10 Philip Pan, “Chinese Officials Retreat in Farmland Dispute,” Washington Post, July 22, 2005.
11 Edward Cody, “For Chinese, Peasant Revolt is Rare Victory,”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2005.
12 Richard McGregor, “Simmering Tension in China Boils Over in Dongzhou,” FT.com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2, 2005; “Dam Project Sparks Riots,” Taipei Times, November 7, 2004.
13 For example, Liaoning province in China’s industrial northeast reportedly experienced several protests per day in 2000-02.
14 Tim Johnson, “Despite Growth, China Faces Challenge of Providing Jobs to Workers,” Knight Ridder Tribune News Service, June 18, 2004.
15 Murray Scott Tanner, “China Rethinks Unre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3 (Summer 2004).
16 Lau, Justine. “Strike Highlights Pressure on Wages — China,”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7, 2004; Tom Holland, “Labour Pain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3, 2004; Edward Cody, “A Chinese Riot Rooted in Confusion,” Washington Post, July 18, 2005; “Wal-Mart Tests Unions in China, Just as Unions Test Management,” Financial Wire, November 29, 2004.
17Murray Scot Tanner, “Chinese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Rising Social Unrest,” Testimony Presented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pril 14, 2005.
18 Edward Cody, “A Chinese Riot Rooted in Confusion,” Washington Post, July 18, 2005.
19 Edward Cody, “In China, Workers Turn Tough,”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7, 2004. Murray Scott Tanner, “Chinese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Rising Social Unrest,” op. cit.
21 The homeowners had legally purchased 70-year land-use rights for their houses on the island in 1994 and had obtained official certificates of ownership in 2002.
22 Jia Hepeng, “Artists Locked in Land Dispute,” China Daily, June 12-13, 2004.
23 “China’s Province to Return Land to Villagers,” 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 March 27, 2006; Edward Cody, “China’s Land Grabs Raise Specter of Popular Unrest,”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5, 2004.
24 In February 2006, former Party secretary of Dingzhou city, He Feng, was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and four others to death, for their roles in the shooting and beating of villagers protesting inadequate land compensation, including the killing of six.
25 Jean C. Oi, “State Responses to Rural Discontent in China: Tax-for-Fee Reform and Increased Party Control,” Asia Program Special Repor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No. 108 (March 2003).
26 David Murphy, “Nothing More to Los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7, 2002.
27 According to one expert, Premier Wen has advocated treating the sources of social unrest, while President Hu has emphasized law and order. Jonathan Manthorpe, “Communist Party Divided on Dealing with Dissidents,” Vancouver Sun, January 30, 2006; Richard McGregor, “China’s Official Data confirm rise in Social Unrest,”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0, 2006; Paul Mooney, “China Faces up to Growing Unrest,” Asian Times Online [http://www.atimes.com], November 16, 2004.
28 “Color Revolution” refers to peaceful democratic movements involving mass demonstrations that have toppled several post-communist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in former Soviet States. “Chinese Delegate Says Social Unrest ‘Instigated by Foreign Forces’,” 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 March 5, 2006.
29 Pan, “China Wavers on Police Shooting,” op. cit.; Liu Yu, “Village Voices,” Beijing Review, December 29, 2005.
30 “Governor of China’s Guangdong Blames ‘Criminals’ for Village Shooting Incident,” 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 March 7, 2006.
31 Edward Cody, “Chinese Police Bring Villagers to Heel after Latest Uprising,”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0, 2005.
32 Tanner, “Chinese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Rising Social Unrest,” op. cit.
33 “Chinese Villagers Protest over Land Rights, Buoyed by Premier’s Remarks,” Xinhua Financial Network, March 17, 2006.
34 Named after an Italian statistician. A Gini coefficient of 0 signifies perfect equality; a Gini coefficient of 1 means perfect inequality (one person has all the income). China has the second highest Gini coefficient in East Asia after the Philippines and is on par with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n nations. The Japan Research Institute, Ltd. Asia Monthly, October 2005.
35 Josephine Ma, “Wealth Gap Fueling Instabili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2, 2005.
36 Chan, Minnie, “Graft is Widening Wealth Gap: Economi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ntinued...)
36 (...continued) September 20, 2005.
37 Edward Cody, “A Chinese City’s Rage at the Rich and Powerful,”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 2005.
38 Kevin J. O’Brien has described such popular protest in rural China as “rightful resistance” — “...the innovative use of laws, policies, and other officially promoted values to defy ‘disloy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lites.” See Kevin J. O’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1 (1996).
39 China Internet Information News, June 17, 2004.
40 Edward Cody, “China’s Land Grabs Raise Specter of Popular Unrest,” op. cit.; Joseph Kahn, “Rebel Lawyer Takes China’s Unwinnable Cas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3, 2005.
41 Philip Pan, “Chinese Workers’ Rights Stop at Courtroom Door,” Washington Post, June 28, 2002.
42 Murray Scot Tanner, “Protests Now Flourish in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3, 2004.
43 Edward Cody, “In Chinese Uprisings, Peasants Find New Allie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6, 2005.
44 Philip Pan, “China Wavers on Police Shooting,”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4, 2005.
45 See Alan P.L. Liu, Mass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for a study of popular protests in China.
46 Xiaobo Lu, “Taxation, Protests, and Instability,” Asia Program Special Repor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No. 108 (March 2003).
47Ching Kwan Lee, “Made in China”: Politics of Labor, Law and Legitimacy,” Asia Program Special Repor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No. 124 (September 2004).
48 Hannah Beech, “Seeds of Fury,” Time Asia, March 5, 2006.
49 Joseph Kahn, “In Candor from China, Efforts to Ease Anxiety,”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2006; Edward Cody, “Chinese Police Use Tear Gas on Villager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5, 2006.
50 Wang Xiangwei, “Mainland Official Hails Bloody Riots as a Sign of Democrac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4, 2005.
51 Francesco Sisci, op. cit.
52Elizabeth J. Perry, “I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Dead?”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6, 2006.
53 Joseph Kahn, “A Sharp Debate Erupts in China over Ideologies,” New YorkTimes, March 12, 2005.
54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hina: Country Risk Summary,” March 7, 2006; Tim Luard, “Conflicts Mar Guangdong Dream,” BBC News Online, January 17, 2006.
55 Eric Ng, op. cit.
56 Clyde Prestowitz, “Bet on India for the Long Term,” The Mercury News, February 26, 2006.
57These export restrictions were put into effect following the June 1989 PRC military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and supporters in Beijing. See CRS Report RL31910, China: Economic Sanctions, by Dianne E. Rennack.
58Major recipients of U.S. funding for democracy programs in China include the Asia Foundation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its four “core institutes” — 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and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59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nnual Report — 2005, October 1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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