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介绍： Ying Ma（马颖）女士，是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华裔学者，父母都是广州人，她十岁的时候就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所以她接受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都是在美国进行的。她在1997年的时候获得了康乃尔大学的政府系的学士学位（B.A., government, Cornell University, Magna Cum Laude, 1997），在2005年的时候获得了斯坦佛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J.D., Stanford Law School, 2005）。她在1997-1999年的时候，担任过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助理的职务，在1998年美国宗教领袖访问中国的代表团中担任协调员一职，在1999-2000年的时候担任香港博雅公共关系有 限公司（Burson-Marsteller）高级助理的职务，在2001-2002的时候，担任美国国会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 Congression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研究分析员的职务，目前Ying Ma女士是美国企业研究所National Research Initiative 的研究员，主要负责“中国民主化”项目。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Ying Ma：谢谢卜大年对我的介绍。很荣幸能来参加这个小组讨论。美国企业研究所将要围绕着中国民主化这个议题举办一系列的研讨会，这让我非常之兴奋并且我要感谢卜大年那杰出的智识领导才华，是他把这个非常重要的系列研讨会加入到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研究计画里。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著名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在关于中国事务的辩论上经常会听到名字。尽管如此，他最近说过的一 些话却很适用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托马斯•索维尔，这个杰出的黑人保守派，最近在福克斯新闻频道说过（美国的）自由派（liberals）是政府以及各类制度的忠实信徒（big believers of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s），因此在自由主义的范式（liberal paradigm）中，认为这一部分理念对于给黑人美国人带来进步是至关重要的（crucial）。保守派，正好与之相反，认为人是有着深深的缺陷的 （deeply flawed）。对像索维尔这样的人来讲，即使在他们从奴役和隔离中解放之后，政府以及各类制度所能起到的作用仍不足以解决黑人美国人的问题。
在讨论“如何把自由带给其他一群人”的时候，去思考“自由是如何被带给其他人的”这一问题永远是无害处的。根据索维尔对于黑人问题的评论，人们可能认为在最近几年中，美国企图促进中国的民主化的做法是保守主义的路数，可我要说的是那只是看起来像而已，实际上可能保守主义的成分还不充分。华盛顿当局为了让中国产生变动，带着CCP会自我克制或认为变动将从中国社会中独立地涌现出来这样的愿望把心思主要都集中在了推广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手段（various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上了。然而，不太为人重视的是，（华盛顿当局这种做法）已经给了中国人这样的倾向。
最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当局一再标榜市场力量以及西方影响的作用,想要以之作为一种手段把民主传递到中国。当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时，克林顿总统对于（在中国进行）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变革寄予厚望。他宣布，我们将发动的力量是任何极权主义政权都无法操控的。自那时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以 疯狂的速度扩张，以每年介于8%至9%之间的速度取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CCP政府，使我们备感屈辱的是，却在与此同时已经成功的做到了镇压政治异议，保持垄断权力。
在多种渠道上促进自由贸易以及经济发展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理念，尽管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使中国出现了推动企业化和经济自由的势头，但国家强制以及残酷的暴力已经打退了极度偏离赚钱活动的政治性组织和活动。
大约在同一时间，克林顿赞扬自由贸易的潜力, 华盛顿当局也发现了推动法治和司法制度以之作为一种在中国促进民主化的力量。1997年10月，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华盛顿的期间，他与克林顿总统同 意中美将合作改善司法培训、司法教育、对贫困人口实行司法援助、改善行政法和商法这些首次出现的双边项目。中美法律合作局面的到来使许多人为之振奋。例如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玛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1998年宣布对美国对华政策做出最终检验的是，美国利用其影响力,推动一个更为法治的制度,以抑制中国的国家权力并且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样的政策执行的有多么好。
2001年以来，国会已多次拨款支持与中国的法治相关的这些项目。然而中国政府，承诺司法改革只是为了使其与经济发展相配套，而不是为了促进政治改革。
试举一例来说明法治在中国还远没有到来，《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专栏版于
华盛顿当局啧啧称道的推动民主化力量的另一种手段是互联网。在1998年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已积极地感叹，声称互联网将是中国民主的先声。因特网会提供大量的未经审 查的信息以及理念从而帮助中国人民获得自由。诚然，中国所出现的互联网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值得人高兴、感叹的。中国的上网人数已从1997年10月的 微不足道的620，000人膨胀到了2005年6月的大约1亿3百万人。
但是这个民主的先声也已经屈服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了。北京当局系统性的审查与民主相关的网上内容、逮捕网路异议人士并且互联网公司还在中国进行自我检查。讽刺的是，这个（旨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工具应该是要给中国人民带来自由的甜蜜拥抱但却已经让他们被CCP给所牢牢把握住了。
回顾以往，每次华盛顿当局以热情而不切实际的想法为前提,这种想法认为市场力量或西方制度将把民主传递到中国，CCP的制度已经显示了他们拥有保有权力的能力。通过指出市场力量或西方制度的不足，我绝不是在说,他们是 不值得追求的因为他们的确是值得去做的事，无论做这些事是否会带来民主。但所有的希望和责任不应放在制度和手段的变动上，特别是当中国民主化的未来出现与 否越来越依赖于其国家是否有进行自由化的意愿。
回到托马斯•索维尔最近所发表的提醒上，即人们必须要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其个人责任。作为一个终身倡导公民权利的人士，他当然不是在说，美国政府摆脱吉姆•克罗种族隔离制度（Jim Crow）或执行反歧视法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他是说，仅靠政府或制度去解决美国的黑人问题（这些问题有贫困、无家可归、学术平庸），这是不够的。黑人仍必须承担个人责任，取得和保有一份工作、在学校学习、远离毒品、步出监狱。
同样,或许应该要去从一个更为保守主义的心态去想一想中国的民主化变动的问题。在这个人类有着深深缺陷的世界上，中国民主化的失败是不足为奇的，只不过人性的缺陷显现在了中国人民身上而已。
中国人民越来越表现出极度的厌烦民主。他们的政府已经教导他们去憧憬一个伟大的中国，那样的一个中国是既富且强的但却不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很多人，特别是城市的精英，都充满热切的接受了这种“强大中国”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中，美国这个最积极地推动中国民主的国家，变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根据美国和中国的有关组织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于美国持有负面观感。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要对散播反美、反民主的情绪负有主要责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盲目地相信北京当局所呼吁的“全体中国人应追求一个伟大的中国”这样的说法。我们看到的倾向是，只有一小群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可能被恐怖势力击碎膝盖骨的危险去鼓噪民主，公众对于民主的冷漠或怀疑使得在中国进行一个可持久的民主运动变得更加的困难。
庆幸的是，只因为人是有着深深 的缺陷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深厚的维护自我利益的欲望。就像伊拉克、阿富汗和乌克兰所发生的选举那样，人在给予他们机会的时候将会选择自由而不是暴政。虽然 很多新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士似乎厌烦民主，但许多其他人继续鼓动变化，譬如记者报道出贪污行为、艾滋病活动人士揭发国家欺诈以及无能，赤脚律师为没有诉诸 贿赂手段的工人进行辩护。最终中国民主化的关键可能寄托在这些人士以及其他的普通中国人的身上。
在思考民主上，我想我们最好不要抛弃一个保守主义的看法，即：使得华盛顿当局感到振奋的能够用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一切制度和手段可能还是不够的。中国政府本身拒绝民主化，这似乎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会出现的情形，中国人民将由于看到了过去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的作为，不再只是追求财富和权力,而且还要追求自由与尊严，并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而承担起（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责任。
所以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将要围绕着中国民主化这个议题举办一系列研讨会上，我们计划审视包括贸易和工会、法治、民间团体、 媒体和互联网在内的自由化的制度以及工具的作用。此外,我们将采取更直接的观察，看看中国人民自身把民主看成了什么、审视其反美、反民主的情绪，此外还要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相当于1989年民主运动的事件仍没有出现，甚至连与此相似的事件也都没发生。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对这些疑问加以探索，期盼通过这样的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把民主的实情告诉他们，即便他们的脑袋中满是CCP塞给他们的幻觉但仍不乏微弱的希望和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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