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Pressures for Political Change and Sources of Regime Continuity in China
作者：狄忠蒲（Bruce J. Dickson,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迁的前景》、《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
译者twitter:@Freeman7777
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1月30号至12月1号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办的“巨人的统治和改革：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
中国在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持续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私有化最终将导致政治变迁（political changes）。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创造出独立来源的财富，权力和影响，这些都是学者们已经证明了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的关键因素。这些经济和社会变迁已经创造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变迁即将到来这样一种预期。正如中国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于自由选择的市场，他们也将开始要求有权去选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和城市中产阶级也将推动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而这些都是民主所能提供的。
但是，共产党无视其即将消亡这样一种预测。中共一直不是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中被动的参与者，而是已采取步骤，防止来自党外所产生的有组织的对于政治变迁的要求。正因为采取了这些做法，尽管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在威权主义政府可以采用何种战略行动才能无限期生存方面，中国已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1它有选择性地准予了一些利益与此同时压制了另一些。特别是，它限制了可以存在下去的组织的类型有哪些，使那些它认为可能有利于它政策议程的组织存在了下去同时镇压那些它认为有可能威胁到它政治权力的组织。它甄选哪些个人可以被选举到或挑选到政治职位上，从而就决定了谁可以积极参与到政治体制中。它仔细的监测经由媒体和互联网传递的信息流通，虽然偶尔会有异议在网上出现，他们通常都会被迅速删除掉。它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并允许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组织类型存在，同时，防止同样的工具被作用到政治目的上面。这些努力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并降低了立即产生政治变迁这种前景的可能性。与其说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您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是比尔克林顿总统在江泽民1997年访问白宫期间对后者所做的世人皆知的警告，不如说中国可能代表了一种替代传统智慧（认为民主和市场必须齐头并进）的路线。中国最近的经验表明，国家可以在经济方面日益繁荣而仍然在政治上实施坚决的威权主义统治。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首先回顾经济发展与民主彼此关系的理论依据，比较来自中国的一些实证研究，然后考虑(中国的)政治变迁的前景。
I. 对于民主化的解释
在下面的小节中，我将回顾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期望分别有哪些，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为何，民间社会在削弱以及支持现政权方面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A.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后果
财富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是政治科学中被研究最多的主题之一。这种关系首先是由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阐述的，后来效仿他的做法产生了大量其他的研究。虽然许多学者争论因果关系的方向和程度，但很少人否认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之间的相关性.2
现代化理论假定，支持民主是通过经济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所造成的结果。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工业和服务业）转移，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强大的资产阶级，人口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地区，教育水平上升；科学和技术取代了传统和迷信。这些社会-人口学（socio-demographic）的变化反过来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改变；合在一起他们创造了稳定的民主国家的基础。3尽管有许多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但是对于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家来讲经济和政治变迁之间简单的、直观的逻辑联系实在是太诱人了，很难让他们去忽视这样的看法。然而，经济与政治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是复杂和有争议的。是经济增长导致了民主，或者是民主体制中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稳定的经济发展打好了条件？民主价值观是在一个民主转型发生前就涌现的呢，或是作为其后果，是生长在民主制度之中的？
学者经常指出现代化理论看法的谬误之处，特别是以一种线性和决定性的方式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联系在一起的过分简单化了的想法。尽管如此，一些观察家还是使用了发展和民主之间的概念方面的联系，预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产生政治变迁。例如，Henry Rowen预测，中国将到2015年时成为民主国家，到了那个时候他预计，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7,000美元（在1990年美元的基础上，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此时对于各项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ies）的需求增加，将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做出这些预测的）五年后，使用经过修订的经济数据，他再往后推了5年把预测实现的时间推至2020年。他的论点意味着，较快速的增长将缩短中国变成民主国家的时间。Shaohua Hu甚至更为乐观，他预计中国将在2011年变成民主国家，因为民主的障碍，包括落后和停滞的经济，都正在被打破。6写于2004年，Bruce Gilley在书中写道“中国的财富的数额已经足够可以去财务支持民主转型”，缺的一环是党的精英们去发动民主化的勇气。7 Gilley并没有为一个民主转型给出一份精确的时间表，但却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由精英领导的通向一个议会民主制度的转型，所基于的假设是“社会科学的法则在中国及其他以外的地方都同样起作用。”8 他认为，政治变迁并不是取决于经济发展，而是在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上。戴礼门（Larry Diamond）观察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创造一个更为复杂的，多元化的，自信的，善于随机应变的社会……迟早，经济发展将会对中国产生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可能性）去进行一个明确的朝向民主的政体变动。”9 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提供了一个基于修正版本的现代化理论之上的更为细致的论证。古典现代化理论假设政治价值对于稳定的民主的涌现以回应经济发展以及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来讲是必须的。根据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的看法，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渴望去自我表达，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比人际间的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社团中的成员身份，甚至人均GDP更可靠的对于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国内其他译者把这个词汇翻译成了自由民主制，两种翻译的差异我在另外一篇译文的注释中有提到）是否会实现的预测物。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国人享有了更多的经济领域中的自由选择尽管仍然没有拥有相当的政治自由，包括最重要的言论自由。相应的，他们预测中国将在15-20年内变成民主国家（到2025年前）以回应”不断增长的要求自由化的社会压力”。10所有这些预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经济发展将最终并且不可避免的成为民主在中国实现的基础。
然而民主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以及价值观改变的自动化的产物。他们可能与民主的巩固相配套，但他们对于向民主转型较不是必不可少的。Adam Przeworski和Fernando Limongi从范围广泛的国家中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测试了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并且发现经济变迁与民主化的时间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尽管Rowen赞同Przeworski以及他的同事的论证，发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6000美元（或换算成1998年的8000美元）以上时，“民主是坚不可摧的，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但他忽视了更重要的发现，没有任何程度的经济发展保证了民主转型，以及任何类型的政权只要他们能够保持经济增长都可以在这一门槛之上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此外，对于这些主要基于经济发展的预测所作的批评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明显的趋势，但是通过诸如产权不清、国家对于私有化的矛盾，地方保护主义，劳动骚乱，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沉重角色等因素，自由化和民主化都受到了抑制，更重要的是新兴的私营企业家以及中产阶级和国家官员拥有共同的背景和共享的利益。12
尽管有着这些批评，现代化理论的观点仍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响应，他们认同：中国尚未对民主做好准备，因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仍然太低，城镇人口相对较少等诸如此类的理由。许多人都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人所作的那些宣称,即在中国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必须先于民主进行。不管他们是否已经阅读Lipset, Inglehart, 或Diamond的看法，许多中国人都接受发展和民主之间的连带关系。
B.民主化是社会结构改变的结果
政治科学中的另一个传统的重点是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如何发展的，这些都使得新的社会阶层兴起，这些事物反过来又在政治体制中推动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影响力。比较研究已经显示资本家在政治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是作为变动的施动者（agents），在其他的情况中，则是在政治上支持现政权。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现威权主义政权的主要威胁之一就是“精英的多样化源自新的群体兴起控制了自主性的经济力量，即来自于一个独立的、富裕的商业和工业中产阶级的发展。”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已经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常常被解释为那意味着资本家可能是民主化的载具(vehicles for democratization)。15摩尔认为民主是早期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君主施压要求去移掉对工业化以及贸易形成障碍的事物并且组成了议会去监视国王以及政府的时候才在欧洲兴起的。在这系列的历史性发展中，创造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财富来源，导致了新的精英为了保护他们的私人利益要求更多地政治参与。
资产阶级的发展可能与民主相关联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拥有固有的民主素质，而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结构变化，特别是削弱了土地贵族阶级（the landed aristocracy）并扩大了工人阶级。但中国的情况，和许多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那样，不和摩尔研究的封建国家类似。在改革时代，没有土地贵族阶级需要中国的资本家去抗争；中共在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期间消灭了这个阶级。私营部门在中国出现也不是资本家从国家那里夺取到权力和特权的坚强努力的结果，相反，它是由于国家自己倡议的产物。事实上，在改革时代的初期阶段，中国没有资本家阶层；它是在党发起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后才涌现出来的。此外，私营部门是由许多从国家部门出来的人所组成的。大多数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在投身私营企业之前就已经是党员了，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私营公司就是原来的国有企业的一部分。紧密的个人以及家庭联系继续连接着公共和私营部门。这不是摩尔所能想象的景象。很难去讲说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资本主义企业所有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
最近更多的研究指出，对于从威权主义进行转型资本家们有着复杂和含糊不清的贡献。资本家可能扶植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在物质层面受益，或者因为他们担心政治变迁会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的政治行动（political activism）往往局限于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并没有扩大到更广泛的政治议题上。此外，发展中国家中关于商业协会的文献还强调资本家对经济和商业事务的集体行动的努力，他们较少注意严格来讲属于政治属性的事务。17
在第一波民主国家和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里，资本家可能在政治体制里推动他们自己被纳入到其中，但一般不利于其他社会阶层更广泛地扩大政治参与。但是，一旦资本家观察到现政权受到了更广泛的民间社会各阶层的挑战，特别是如果这种反对是由经济衰退引发的，商人们就可能从政权的支持者（或至少保持政治中立），更多的转向反对派。18即使资本家支持民主化，他们也很少是先行者。相反，他们的作用更像是国王制造者（king-makers）：他们的支持可以翻转继续威权主义统治和向民主转型之间的平衡。如果工人是（政治）变动的主要推动者，资本家的支持从远离国家转向到去支持民主反对派往往一直是民主化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引爆点。尽管他们很少着手推动民主，但他们也一直都是由工人阶级发起的民主运动的盟友。在如韩国，菲律宾，巴西，秘鲁，厄瓜多尔，西班牙这些不同的国家中，当商人和更广泛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从政府转向反对派的时候民主化就已经配套完毕可以上路了。
即便是在资本家支持民主化的国家里，他们也一直都不是天然的或持续稳定的支持者。在各种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里，资本家一直都是最好的“游移的民主派”（“contingent democrats”），这是Eva Bellin对他们的称谓。他们对于民主的支持要看他们依赖国家程度有多深，并且他们害怕通常伴随政治开放而来的社会动乱。在许多近期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家依赖国家去取得财务、技术以及市场；依赖国家对他们的保护以免于外国竞争；为了维持劳动力低工资和静态（不罢工、不积极争取工人权益）；为了拥有在保护环境和安全标准方面宽松的政策。资本家越依赖国家去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他们就越有可能去选择“与国家的精英进行温馨的协作，而不是公开的竞争以及反对”去确保他们的经济成功。21同样地，如果资本家强烈关注到认为民主化会威胁到他们的底线，他们就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化的支持者。然而在民主化的近期的案例中，投票权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人口，而不仅仅是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新的民主国家的新当选的领导人试图去动员群众支持，通过承诺去增加公共福利开支（那需要更高的税，通常要向生意人征收），提高工资以及强制实施更严格的工作场所安全以及环保规定（增加了做生意人士的成本）。政治改革家们可能动员劳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去挑战现状，通过罢工以及抗议。害怕出现这种景象使得大多数资本家反对民主化。讽刺的是，尽管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往往是动员劳工的一个指标，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一直致力于维持低工资以及防止独立工会的形成。中共和中华全国工总一直都是支持企业的决定性力量。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一直强烈支持现状，并且很愿意继续这样下去。
民主并不是经济以及社会变迁的后果，而是由政权内外的参与者所驱动的一个政治过程。在这方面来讲，许多学术界以及政策圈中的外国观察者冀望一个私人部门的形成经由一个民间社会的涌现将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导致政治变迁并且最终导致民主化。民营企业家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突出作用已获得了学者和西方媒体的特别注意。这些报道一直详细的聚焦于中共支持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的新经济精英扮演改变施动者的潜在性上，要么是报道这些精英通过内部巧妙的影响中共要么是报道他们从事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去对抗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议题。其他人则视民营企业家为兴起的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而民间社会最终将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22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期望持续的私有化以及繁荣将最终推动中国更快速的朝向民主迈进。那就是扩展两国经济以及贸易纽带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所在；政策制定者认为当中国更多的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它最终就将符合民主治理的新规范。根据这种论调，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仅有益于美国的企业以及消费者，它还将对中国的民主化做出贡献。23这一推论思维方式仍在继续，尽管贸易增加与民主化的出现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与此相对照，大多数经验研究已经显示中国的企业家并不是民主以及民主化的强有力支持者。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发现企业家不可能去发起要求民主化，“如果其他人带头为经济和政治变革施加压力他们倒是可能借一把力给他们。”24根据蔡欣怡（Kellee Tsai）的讲法，“当前的私营企业家一代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既拥有能力又拥有渴望在捍卫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去直面国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找到了非民主的方式去促进他们的利益。”25
同样地，陈安（An Chen）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一种认为把个人赌注压在防止政权变动方面的想当然的倾向”，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国家的腐败以及家庭关系。26中国那部分改革的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有限问责制的受益人有动机去维持现状，而不是促进政治变革。
我自己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中共与私人部门之间密切的个人以及制度性的联系，不是对中国的资本家兴起感到威胁，而是该党已经有能力充分的调适其列宁主义的制度去迎合他们。它甚至给予了更多言辞上的以及政治上的支持给私营部门，不断的修改党章去反映它那不断演化的实践行为，他们之间并不是什么疏远的关系，党已经以党支部以及官方支持的企业组织，鼓励它的成员，包括党政官员去“下海”到私营部门中去、招募不断增长的成功企业家的成员到党里的方式使它自身融入到了私营部门中。红色资本家拥有最大的公司并且更可能参与到中国的正式的政治机构去。诸如此类，他们更可能倾向于去支持现状，在这种现状中他们拥有繁荣而不是去寻求根本的政治改革。确实，红色资本家是现状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外观察事态的挑战者。大多数红色资本家在加入私营部门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简而言之，中国的政治以及经济精英的一体化是用来为维持现存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向这种体制发起直接挑战。共产党使自身融入到私营部门中去的策略，既通过鼓励当前的党员去经商又通过吸纳企业家入党，继续提供着分红。这是中共政权生存策略的一个主要成分，到目前为止它是有效的。中国的资本家并没有对中共形成一个立即的威胁，他们是党最重要的支持基础中的一员。
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模式都产生了一种扭曲。在那些国家中，Joel Hellman发现发动经济改革的受益人利用政治过程去阻碍进一步的私有化。28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经济改革的赢家一直都支持进一步的改革，但并不支持政治变迁，导致了裴敏欣所称的“陷入困境的转型”（“trapped transition”）。28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红色资本家们，已经能够学会如何使当前的体制为他们所用。虽然个别的企业家可能是政治变迁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就中国的私人企业家整体而言，就像其他国家的资本家那样，普遍地一直矛盾于民主化的必要性以及民主化的益处这个难题，相对于一个新的和未经考验的政治体制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他们偏好于威权主义的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中他们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
C.民主化是民间社会兴起的结果
对于民主化的研究也已经创造了对于民间社会的涌现及其政治影响的研究兴趣。Larry Diamond已经定义民间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这领域是自愿的、自发的、（大体上）自给自足的，独立于国家之外，并且被法律规范或系列有共识的运作规则所约束。31 Putnam把民间社会归为一个良好治理的民主国家最为重要的因素。32在东欧从共产主义以及前苏联转型之中，民间社会在他们的“天鹅绒革命”上发挥了突出作用。33 正如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所写道的那样，“一个民间社会在一个列宁式体制内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就将为了民主化改革对其精英产生出压力来。如果国家积极的镇压民间社会，精英也许觉得他们可以一切照旧行事，但他们可能会感受到惊讶很悲伤……一个新生的民间社会就在位于官方控制的社会表面之下培育和传播着支持民主化的看法”。34甚至在后共产主义的国家，社会运动也已经导使“颜色革命”到了进一步的推动民主化肇因（democratic cause）的方面。35中共正在积极地监控其社会环境去排除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发生。这种动作的含义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民间社会涌现，中国发生民主化的前景就将改善。
在中国寻找民间社会的迹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民间社会将天然的推动民主化这样一种期望所影响的。历史上以及当前中心性争论是一个民间社会是否在中国历史上或当下存在。各种各样的组织是否享有免于国家干涉的相对自主性？他们可以代表他们成员以及更大程度的社群的利益吗？他们可以去影响政府政策吗？即时主张一个民间社会的观点也认识到了，自治，代表性和影响的程度随着时间、所在国家的不同地区当中，以及在不同类型的组织当中是有着相当的不同。William Rowe宣称“因此自主性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平衡永远难以清楚界定，但它实际上是不断进行谈判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不要把企业家的兴起看作是一个自治的民间社会的先锋队，Solinger视这样的结果是国家与社会结合的产物，“一个官僚和商人之间粘结的、初始的相互依存关系。”37
为了最好的欣赏在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兴起的民间社会的含意，最好的方法就是解压概念。民间社会之内有着不同面向的思考以及政治偏好，这些思考以及偏好可能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上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Foley以及Edwards对于Putnam的批评中，他们区分了民间社会中的一个政治领域，这个领域促使国家去进行政治变迁，以及一个更为非政治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组织化是为了社会以及经济方面的追求但却想要避免政治活动。38中国学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别。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在他们寻找中国民间社会迹象的文章中，形容了两个不同的动态过程导致了民间社会的兴起。政治动态（political dynamic）意味着“有着或明或暗政治意图的抵制国家控制的那部分群体和组织。39这样的动态可以在早至百花齐放运动（100 Flowers Movement）以及之后的红卫兵运动，1976年4月反对四人帮（anti-Gang of Four protests）的抗议，1978-79的民主墙运动以及最生动地向外国观众展示了这种动态的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示威中找到。政治动态使得童燕齐所称民间社会的“批判性领域” （“critical realm”）的兴起，这是一个批判国家的政治范围（political sphere）并且代表了对其的一种挑战。40
但还存在一个与之分离的市场动态，市场动态给予了一个“非批判性领域”（ “non-critical realm”）兴起的机会，这样的非批判性领域主要是与经济事务以及休闲活动、较不对改变政治体制感兴趣的活动相关。随着一个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社会力量从国家向新经济层的转移（主要是私营部门）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更为清晰的分离。鉴于政治动态已经发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背景下，而市场动态包含创造新的制度以及移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到后者身上这样一种潜在性。就这个层面来讲，市场动态可以被看作是为民间社会的发展打造了一个物质性或结构性的基础。41 国家需要，而且实际上鼓励这种市场动态，而不能完全的抑制住它的发展。“批判性领域”兴起于一个政治动态是一种直接的威胁，而“非批判性领域”导源自市场动态，创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更为互补的关系，向双方提供了成本和收益。不是要削弱威权主义政权，民间社会的经济领域可能导致对于现状的更大支持并且抑制对于民主化改革的需求。社会资本可能是稳定的政府和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基础，无论是在一个民主还是非民主的政体中。42
潜在的政治变迁是源自政治动态和市场动态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批判性领域和非批判性领域之间的潜在的相互补充和不断加强的关系。当批判性和非批判性领域不是因为共同的原因联合起来反对国家的时候，国家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去镇压政治动态，同时支持市场动态。中共正积极整合经济精英到政治体制中来，同时强有力地镇压政治活动人士。几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和快速增长助长了市场动态，并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由企业家，专业人士，高科技专家和其他大多数观察家所指出的，由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性格的这些群体所组成的非批判性领域。私营企业家很少参与超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利益，如游说钟意的法律和规章等行为之外的政治活动。43一些企业家一直对政治活动人士以及知识分子给予物质支持去推动政治改革，但他们是例外并不是惯例。大多数私营商人并不支持1989年的游行；许多人确实在之后为这样做而感到后悔，因为它导致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暂时性退让，并损害了中国的商业环境。44尽管如此，许多观察家继续期望持续的私有化将最终导致一个更有强力的以及更为自治性的民间社会的产生，那反过来将带来政治变迁。然而在评估中国企业家的政治影响方面，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民间社会的不同领域并且认识到民间社会不一定是与国家对立的。
对民间社会路径（approach）的批评看法通常认为民间社会的概念最初是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背景。45甚至于提倡民间社会路径的人士也认识到了自治的程度是与一个中国不管现在还是过去都非常之缺乏的真正的民间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在中国寻找一个兴起的民间社会典型的做法就是寻找针对个体尤其是群体的自治方面的证据。中国的绝大多数个体以及群体没有寻求自治反而是与国家发生了更亲近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他们体认到自治就是要“外于体制”并且因此是没有权力的。取而代之的做法是他们为了更好的追求他们的利益以及最大化他们的杠杆作用寻求融入到当前的政治体制中。
尽管这些对于民间社会在中国的适用性的关注可能是成立的，我们还必须记住一个关键要点：中共领导人看起来好像是他们相信民间社会的威力，并且为了维持党的统治正在面对民间社会所提出的挑战。他们害怕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已经采取步骤去制止这种情况。46他们对什么类型的社会组织是可以存在的，以及什么活动是这些组织可以参与进来的加以设限。他们保持了严密的对于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以限制理念的自由交流以及暴露政府的不当行为。他们支持民间社会的非批判性领域——尤其是资本家们——同时镇压那些在批判性领域中寻求政治自由化以及民主化的人士。他们依靠那些非批判性领域中人的政治忠诚，并已经以经济增长这个共同目标和他们融合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则惩罚那些涉嫌威胁到对于增长必不可少的政治稳定的批判性领域中人。不仅是学者们在中国寻找民间社会的迹象，中共也在观察这样的进程。
II. 中共为了政权存续所采取的策略
中共一直比大多数观察家所认知到的还要来得适应（新局面），但是这些适应性做法是旨在通过治理变得更有效率来维系他们自身的权力，而不是要使体制变成是更具回应能力的（responsive）以及更有问责性的（accountable）。中共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了从内部的政策以及人员议题到它的组织以及社会和政治动乱，但是它一直都能去处理好这些挑战，即便它并没有都解决掉他们。
中共通过使用生存战略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这种战略已在各种各样的其他背景中被证明了是成功的：结合了对私营部门进行策略性吸收（strategic cooptation）以及与之产生法团主义风格的（corporatist-style）联系的做法。它正在吸纳其经济改革政策下的主要受益人，例如企业家，高科技的专家以及其他的都市专业人士。尽管中共在传统上对这些群体的政治忠诚度是有怀疑的，并且频繁的在政治运动中针对他们发起运动，但在近些年它已经积极的吸纳他们为了确保他们在经济发展上的合作并且为了去防止他们成为潜在的政治反对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种吸纳的策略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并且产生了激烈的党内辩论。然而在2001年以后，当党采纳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口号它就成为了党的正式政策，在“三个代表”的口号中党宣称不仅代表工人、农民以及士兵（“三个革命阶级”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党的社会基础），还代表了被认为是“先进的生产力” 新兴的经济与社会精英。47倒过来，为了在党内产生对于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共还一直鼓励它的成员去“下海”到私营企业中并且要党员去向其他人展示如何“率先富裕起来”。
中共生存战略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已经为不断变换的经济以及社会环境创造出了新的制度性联系。对于私营部门来讲，这意味着国家支持的企业协会以及一种列宁主义政党特征的党细胞的网络。这些制度性纽带旨在允许党去监控其环境以及提供对其的领导。这些纽带按照了一种法团主义的逻辑：国家允许一定数量的协会存在，并提供领导人以及预算支持。然而，中国的资本家已经开始在官方商业协会之外创造他们自己的协会。这复杂化了中共的社团主义策略，但并没有使党抛弃它的策略。
在这两种方式里，中共的生存策略都需要一体化中国的财富与权力。其策略旨在去提升党的合法性的不同面向。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一体化已经为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持续的快速增长作出了贡献。为了现代化其经济，中共越来越依赖私营部门作为增长、就业以及税入的主要来源。因为财富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积累对任何威权主义政府来讲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中共一直试图利用混合了吸收和法团主义的做法将自己同不断增长的私营部门整合在一起。经济现代化无疑是中共所主张的合法性最为重要的面向，中共越来越依赖私营部门去实现这个目标，但中共的统治并不是只立基在增长之上。
党的合法性的第二个方面是立基于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且通过在国家内部扩展越来越高的民族自豪感。“富强” 这个词汇的涵义的长期目标是使中国变成富裕和强大的国家，能够站起来反抗外国侵略以及压力，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过去30年庞大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在实现富裕和强权这一目标上走了很长远的路。随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它也开始寻求国际对其经济成就以及与其积累的财富相匹配的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的承认。
决定去让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国内被广泛视为国际社会对其现代化路径的背书。当快速增长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民族自豪感在这些成就之外也增加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党的合法性的另一个方面。虽然中共的生存策略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但还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中共里面的保守派领导人视整合资本家进入到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为一种背叛党的传统以及对其长期生存造成威胁的做法。他们认为要减缓经济改革过程并且回归到党对于穷人以及弱势阶级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承诺上来，而不是只对经济增长的富裕的受益群体示好。在党外，称自己是中国“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对于越来越大的不平等批评党的支持企业的导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对于政治稳定是一种威胁还侵犯了基本的社会公正。
这些批评曝露了中共的生存策略的内在张力：财富和权力的快速的一体化已经产生了快速的增长，但实现那种增长的方式已经相应的也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国内问题。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温馨关系是互相受益的，但是也遭到了那些并没有从“改革开放”政策中平等的获益人士的不满。许多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中共的传统支持力量，已经在改革年代中变得失业了，效率以及盈利的目标已经取代了终生工作保证的“铁饭碗”。即便是那些在私营部门找到工作的人也一直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资以及补助金,例如住房、医疗以及退休金。
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也一直在分配那些财富方面创造了巨大的不均。在毛时代，中国是最为平等的国家，但是在改革年代它快速的变成为最不平等的国家。在1980年到2005年之间，中国的人均GDP从186美元增加到了1449美元，但是它的基尼系数，被使用最多来衡量收入平等的指标，也在这么短的时间中从0.3增加到了0.48.，这两者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创造快速增长的战略还产生了不平等，腐败，污染以及其他源头的大众不满，这些都已经增加了全国抗议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规模。这种不稳定威胁到了中共合法性的第三个方面：它保持政治秩序的能力。
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中共已经采取了一个涵盖广阔的民粹主义的政策以及措施去反向平衡增长战略所去强调的那些措施。截至到2002年召开的16大，它已经明显变得认为支持增长的江泽民时代的战略必须以更多平衡以及平等导向的政策去加以辅助来增加农村以及内陆地区人民的收入，在那些地区后毛时代的经济改革的获益较不明显。在胡温的领导之下，中共开始收入补助以及降低农村地区税收的做法。为了去降低贫困它还增加去强调慈善工作，这些慈善工作大部分是在地方党政办公室和干部、法团主义风格的商业协会的指挥下所进行的。但是强调增长的措施依旧。胡温致力于快速的增长并且依赖于私营部门，但是他们也认识到1990年代精英主义的、支持增长的战略必须以关注提升平等的做法来做补充。
他们如此关心在增长，公平和秩序这些通常是竞争性的目标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在2007年2月，媒体被下令停止汇报胡锦涛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对于私有化好处的有利声明。这些民粹主义的政策，以及胡温的民粹主义的形象正试图为他们自己创造，旨在去提高政治稳定，这是党的合法性的第三个维度。以这些不同的方式，中共正试图把江泽民时代的精英主义的支持增长的政策以及胡温领导的民粹主义的目标混合起来。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极端的精英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做法都不能保持下去。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发现了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观察到的事情：一个市场经济没有配套可能摧毁掉社会。48结果是，一个“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是必须的：国家必须去提供必要的社会和政治变迁去使得市场竞争，但在同一时间必须发布政策去保护社会免于遭受市场所带来的通常呈现为无秩序状态的变动。把重点放在创造一个“和谐社会”上可能是为了安抚非受益者，同时又不损害裙带关系中人所获得的好处。
II. 中共的未来
中共以及中共在中国的长久统治的未来前景为何?已经做过一系列的预测了，通常是基于对党的适应力、民主化驱动者的不同的假设之上
一种设想认为向民主转型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发生，主要是因为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效应。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不少学者在何时这样的转型将会发生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具体的预测：Shaohua Hu已经预测中国将在2011年前变得民主化，Henry Rowen的预测是2020年前，Ronald Inglehart 和Christian Welzel是2025年前。51所有这样的预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经济发展将最终、不可避免的成为民主到达中国的基础。
中共并不是消极的眼睁睁看着这些变化发生，反而一直积极的涉入到这样的发展中。其政策是这些展开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并且它一直都积极的回应着这样的变化。虽然中共一直支持扩大私营部门，但它一直较少顾及到已经出现在后毛泽东时代其他的政治挑战。它积极地通过镇压创建自主性党派、工会以及其他拥有政治意图的团体，捍卫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它意识到了在近些年中社会运动是如何削弱了威权主义的政权（被称为“颜色革命”），经由监控并关闭非政府组织，逮捕活动人士以及限制访问某些网站（与诸如雅虎、微软、谷歌这样的美国公司合作），一直积极的监控、镇压这类潜在的威胁。
在这样做时，中共继续表明民主化不是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共的生存战略中的包容和排斥的模式也表明了在预测政治变迁的可能性时必须区分民间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共已经愿意接纳民间社会的经济领域-因为对增长来讲是必要的，同时持续的在民间社会的政治领域对其进行镇压因为这对党的权力垄断是种威胁。
与此相对照，其他的学者对于中国当前的趋势及其对中共以及整个政治体制的影响要远为来得悲观。魏昂德（Andrew Walder）形容向一个市场经济转型是如何腐蚀了一个共产主义体制的“制度支柱”（“institutional pillars”）：列宁主义风格的政党组织以及对于经济的中央计划。当共产党监控以及制裁经济和社会行为的能力下降，政治体制的稳定能力也会开始下降。52裴敏欣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效应提供了一种更为严厉的评价，认为中国不大可能经历“一种平行于逐步经济改革的逐步政治开放的进过程” ，因为统治精英对于政治组织和强制性权力享有垄断，拥有很强的动机去捍卫他们的经济以及政治特权，并且采用了一种结合策略性吸纳以及有选择镇压的做法去最小化对它们自身所产生的威胁。反而他相信中国面临到了政治瘫痪，而那种政治瘫痪威胁到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例如教育和保健，以及维持经济现代化的能力。他相信“中共的奔溃是一个低概率事件”因为缺乏任何可考的反对派，并且那种“伴随政治停滞的将是进一步腐蚀国家能力、降低中共合法性、增加无法无天行为以及腐败和社会失序的经济停滞”。53章家敦以及Jack Goldstone同样注意到了国家能力的下降，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前途提供了更为严重的预测。他们认为决策权威的分权化以及经济的私有化已经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其他学者视经济发展将直接或间接的导致民主化，章和Goldstone则预测即将到来的奔溃将产生混乱。与那些同意经济发展为一个即将来临的以及平顺的民主转型打下一个基础的看法相对照，这种观点认为在衰减和分裂的一个延长期间里，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分裂为众多独立的国家。54
在这两种极端看法当中，有种预测认为党的统治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中国政治的最为基本的特色。根据这种中间派的看法，根本的政治变迁，要么是变迁为一个正式的民主国家要么就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奔溃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反而，中共可能维系下去因为它比普遍观察到的还要来得适应。其挑选最高领导人以及决定政策的机制已经变得越来越制度化并且至少在地方层级变得更为透明化了。它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所推动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钟意于经济的现代化。它已经使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仍然保有其中央角色。它的党员资格的衡量标准越来越集中于专业技能以及教育标准而不是政治忠诚。结果是，党的成分已经从“三个革命阶级”——工人、农民、士兵变成了经济和专业精英。它也一直都欢迎新的精英进入到政治舞台，包括党员的资格，参与正式的政治机构，以及在政策制定流程中接受咨询。这种包容策略最佳的示范就是过去被视作是贱民、现在则被欢迎为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红色资本家们。
毫无疑问，中国仍然是一个果断的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迄今颁布的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党执政的更有效率，而不是需要它的治理变得更为的民主。正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所写到的那样，“在其他地方都已经导致民主化转型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完成了从极权主义向一个经典的威权主义政体转型的过程，这个政权看起来是越来越稳定了。”55党策略性的选择了谁将被允许进入政治舞台，谁将会继续被排除在外，以及谁因为想更多地（政治）参与而努力创造更多的政治空间将遭受到镇压。在评估胡锦涛作为一个党的领袖方面，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一直认为胡“看起来决心通过增强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去解决中国所面对的问题而不是通过更大的开放措施调整党与社会的关系。”56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崩盘。正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一直所表明的那样，中共积极研究前苏联和东欧前共产党的教训，调整了其意识形态和组织，以避免他们那样的命运。57
虽然我以前的工作常常被解释为是预测崩溃的结果，但我将自己放到了“适应”这一类研究派别中。对于中国是否会成为民主国家，我是持不可知论的，因为以往民主化的经验强烈表明一个国家是否成为民主，以及转型是否成功的巩固住，取决于各种不可知的因素，包括统治精英之间以及整个社会民主态度的强度，精英群体之间力量的平衡、国际大背景，突然出现的经济或社会危机，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虽然预测中国何时民主化并不是特别有用，但我们有更好的工具去预测民主化如何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首先必须发挥共产党的作用。正如我在这本书以及其他作品中所提到的那样，中共已经调整了其政策议程，它的组成，及其与关键的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这种生存策略使它能够吸引新的支持者，防止潜在的对手，并在某些情况下，强行镇压那些要求进行政治变迁的人士。虽然并非总是微妙的或细微差别的，其策略却是足够有效和足够灵活的去应付迄今为止所出现的问题。只要中国不遭受无法预料的社会或经济危机，中共的有限的调整可能足以无限期的保有权力。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已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出现的腐败和不平等现象很可能要持续下去。
中共正希望它可以继续执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就像它在过去几十年时期中执行经济改革那样。这种方式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处理方式，但就像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戴慕珍（Jean Oi）提到的那样，政治改革中的次优方案（suboptimal solutions）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在中国，中共仍然稳固的保有权力，并且意图一直拥有下去，如果（政治改革）终于到来的话，将是通过无数的'次优'方式逐渐改变而来的。”58他们的意见是与具体的延长财产权，而且也和与此有关的完全扫清政治改革的障碍相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一种真正的民主的开放（democratic opening）很少出现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反而通常是突发的以及没有提前示警的。59尽管中共统治中国是适应性强的，富有韧性的，并且有可能无限期的生存下去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突发事件可能突然打破政治均衡（political equilibrium）并且带来新的和以前无法实现的选择。无论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是否将被一个民主的体制或另一种形式的威权主义体制所取代，长期不稳定，或甚至是军事统治将取决于导致了政治变迁产生的一系列事件和一批主导者的作为。
这些对于中共未来的不同的设想并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尽管魏昂德在早期作品中形容党的监控能力是呈下降趋势的，但在之后的作品中他认为这种下降对党统治来讲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威胁。因为当前的领导人是受过更好教育的，更少被困在过去，更为熟悉其他国家的经验，它“可能使政权本身将对于政治治理议题产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就与它在过去20年对于经济改革产生了非常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的方式那样。”61当Gilley预测一个未来的民主化的转折点时，他还认为那种变动的发动者是来自于中共党内的，以暗示的方式承认了中共将在中国的政治前途方面扮演中心性角色。
同样地，许多学者强调党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是它最突出的优势之一，但对它所产生的后果则有分歧。一些学者视停滞和瘫痪是其主要的结果，其他学者则看到了在列宁主义体制内进行创新和适应的迹象。然而，中共适应的结果可能导致黎安友称之为的“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的产生：那种威权主义是一种可行的政体形式即便是处在更先进的现代化和融入全球经济的条件之下。”67这种假设情况，许多学者，甚至是更多的决策者，并没有设想过。
总结
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挑战了普遍的假设，即一个市场经济导致了民主和共同繁荣。在短期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它似乎更可能导致共产党执政底下的威权主义统治的继续，因为最高领导人只是在寻求更好治理的方式，而不一定是更为的民主。到目前为止经济发展已经导致了威权主义统治的继续因为中共找到了使它自身适应到中国新局势的方法。它是通过纳入越来越多数量的私营企业主到政治体制中，通过一体化财富和权力，通过采纳新政策去解决由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紧张来做到这一切的。
∗ This paper is drawn from my Wealth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George W.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77-86.
2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March 1959), pp. 69-105; Lipset,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 1993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9, no. 1.(February 1994), pp. 1-2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 OK: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91);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Larry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9).
3 In addition to Lipset, Inglehart, and Diamond, see also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and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January 1997), pp. 155-83; Ross E. Burkhart and Michael A. Lewis-Beck, “Comparative Democrac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4 (December 1994), pp. 903-910.
5 Henry S. Rowen, “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National Interest, no. 45 (Fall 1996), pp. 61-70, and “The Growth of Freedoms in China,” APARC Working Paper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6 Shaohua Hu,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7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4.
8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p. xiii. He is confident this transition will come sooner or later: “For the record, I would be surprised if this change were delayed beyond the year 2020” (p. 98).
9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p. 265, emphasis added.
10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quote from p. 156.
11 Przeworski and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see also Burkhart and Lewis-Beck, “Comparative Democrac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 A rejoinder by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found a closer fi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change as predicted by modernization theory, but only for first wave democracies, that is,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 that democratized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see their“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4 (July 2003), pp. 517-549.
12 David Zweig, “Undemocratic Capitalism: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Econom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56 (Summer 1999), pp. 63-72; David S.G. Goodman,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Zhaohui Hong, “Mapping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Spring 2004), pp. 23-42; Mary Elisabeth Gallagher,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Kellee S. Tsai,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13 For a thoughtful and wide-ranging assessment of Chinese views towards democracy, see Suzanne Ogden, 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14 Samuel Huntington (1970, 20; see also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5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418.
16 Leroy Jones and Il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Huntington, Third Wave;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Sylvia Maxwell and Ben Ross Schneider, eds.,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Edmund Terence Gomez, ed.,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2).
17 Jones and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Maxwell and Schneider, Business and th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omez, Political Business in East Asia.
18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20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p. 67-68; O’Donnell and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21 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2 (January 2000), pp. 175-205; quote from p. 181.
22 Kriste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no. 134 (June 1993), pp. 242-63; Gordon White,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1994), pp. 73-92;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Baogang He, 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Xiaoqin Guo,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Confucianism, Leni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London, 2003); Yongnian Zheng, 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 Elite, Class, and Regime Transitio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23 This rationale has been skewered in James Mann’s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New York: Viking, 2007).
24 Margaret Pearson, “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p. 25-46. See also Pearson, “China’s Emerging Business Class: Democracy’s Harbinger?” Current History, vol. 97, no. 620 (September 1998), pp. 268-272.
25 Kellee Tsai,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8, no. 9 (November 2005), p. 1145.
26 Che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ial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7, no. 3 (Fall 2002), p. 412.
27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Wealth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28 Joel S.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203-234.
29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 A rar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is offered in Lu Chunlong, “Democratic Values among Chinese People: Analysis of a Public Opinion Survey,” China Perspectives, no. 55 (September-October 2004), pp. 40-48.
31 Larry Diamond,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5, no. 3 (July 1994), p. 5.
32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3 Timothy Garton Ash, The Uses of Adversity: Essays on 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Vintage, 1990); Marcia A. Wiegle and Jim Butterfield, “Civil Society in Reforming Communist Regimes: The Logic of Emerg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25 (October 1992), pp. 1-24; Vladimir Tismaneanu, Reinventing Politics: Eastern Europe from Stalin to Have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34 Martin King Whyte, “Urban China: A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pp. 79-80
35 Charles H. Fairbanks, Jr.,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2 (April 2004), pp.111-24; Adrian Karatnycky,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2 (March-April 2005),pp. 35-52; Henry E. Hale, “Democracy or Autocracy on the March?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as Normal Dynamics of Patronal Presidentialis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9, no 3 (September 2006), pp. 305-29.
36 William T. 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 148.
37 Dorothy Solinger, “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2).
38 Michael W. Foley and Bob Edwards, “The Paradox of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July1996), pp. 38-52.
39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
40 Yanqi Tong, “State,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Hung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6, no. 3 (April 1994), pp. 333-353.
41 White, Howell, and Shang,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pp. 7-8.
42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Lily Lee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3 Scott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4 David L. Wank, “Private Busines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n a Chinese 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 (January 1995), pp.55-71; 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He Baogang,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45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p. 108-138;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Baogang He, “Intra-party Democracy: A Revisionist Perspective from Below,” in Kjeld-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46 This is the key theme of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and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47 The “Three Represents” refers to the CCP’s claim to represent th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i.e., the urban economic elites), the most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n China.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ee my “Dilemmas of Party Adaptation: The CCP’s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4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44).
49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50 Cheng Li, “The New Bipartisanship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bis, vol. 49, no. 3 (Summer 2005), pp. 387-400; see also Bruce J. Dickson, “Beijing’s Ambivalent Reformers,”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no. 674 (September 2004), pp. 249-255.
51 Shaohua Hu,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 Henry S. Rowen, “The Growth of Freedoms in China,” APARC Working Paper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2 Andrew G.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2 (April 1994), pp. 297-323; see also his “The Quiet Revolution from Within: Economic Reform as a Source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53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5, 212.
54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and Jack A. Goldstone,“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no. 99 (Summer 1995), pp. 35-52; see also Yasheng Huang’s rejoinder to Goldstone, “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 pp. 54-68.
55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 16.
56 Joseph Fewsmith, “China Under Hu Jintao,”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5 (Spring 2005). His other writings
57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58 Andrew G. Walder and Jean C. Oi,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ours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Oi and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9 Timur Kuran,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1 (October 1991), pp. 7-48.
60 For more on these points, see Dickso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61 Walder, “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 in Kjeld-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28.
62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p. 16. For a general view of this scenario, not limited to China, see Bueno de Mesquita and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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