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Strike in China Highlights Gap in Workers’ Pay——The New York Times
译文:纽约时报:中国罢工凸显工人收入鸿沟
作者:KEITH BRADSHER and DAVID BARBOZA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8日
译者:Andy Cheng(@adianch2010)
校对:@my_think
周五,一个保安在本田位于广东省佛山的制造工厂,该工厂由于一个部件车间的劳工纠纷而关闭。
罢工突然在中国南部本田一个巨大的变速器工厂爆发,成为这个国家对收入不公正、通胀的加剧和飙升的房价进行反抗的象征,除了最富裕者之外,所有家庭都无力承担这些压力。而且最异乎寻常的是,中国当局任其发生——直到某一限度。
全国的记者们——来自国家控制的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都已开始报道这里发生的罢工,他们甚至在周四和周五守候在几近废弃的大门前,希望得到消息,这一景象更像是在美国发生的罢工而不是中国的劳工行动。然而,到周六早上,所有的中国记者都消失了,政府显然开始紧张了,没有任何解释地,突然禁止国内媒体继续报道罢工。当局曾狡猾地放任媒体报道这一劳工纠纷,现在担心它会鼓励其他地方的工人反抗。这种新的放任,不管如何短暂,与部分官员和经济学家的情绪相一致,他们认为,根据中国工人在这个国家的出口机器中的地位,应该得到更高的工资。
如果没有更高的收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无法分享国内消费需求的繁荣,而这是中国希望构筑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基础。
Andreas Lauffs说:“这全是因为在如何应对这个国家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上存在重大的政治争议,在工资问题上需要做些什么。”他是贝克·麦坚时(Baker & McKenzie)律师事务所专注于中国劳工问题的律师。
中国媒体可能也会发现,之所以这次罢工的报道在政治上较易通过,是因为本田是一家日本公司,而反日情绪作为二战遗留问题仍旧在中国沸腾。当然,罢工对本田是重创,导致变速器和其他引擎的部件短缺,迫使公司在中国的所有4个组装厂全部停产。
本田在中国拥有年产65万辆轿车和微型车的能力,比如出口到欧洲的微轿爵士(译注:Jazz,即飞度)和为中国市场生产的雅阁轿车。由于本田在中国的价格与其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相近,这些车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生产它们的工人的财务承受能力。
本田的一个发言人拒绝披露罢工谈判中的具体问题。
密集的媒体报道可能激发历史记忆——1980年波兰格但斯克的船厂工人罢工,那次罢工导致团结工会运动的产生,为共产主义在东欧的覆灭铺平了道路。但在这里,现实大不一样。
与成千上万头发花白的、愤怒的船厂工人不同,本田罢工只涉及到大约1900名工人,绝大部分平和而年轻。受访的工人们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更多的收入,而不是更大的政治诉求。
“如果他们每个月多给我们800元,我们马上回去工作。”一个年轻人说。他描述的工资增长大约是117美元/月,他们的平均工资大约是150美元/月。他说在网上看到中国其他工厂的工资增长相当可观,希望本田满足他们的要求,立刻增加工资。
在中国东南部的其他工厂,很多工人的收入已经达到300美元/月,但他们也是通过大量加班才能获得这一收入。即使这一较高的收入也不足以实现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梦想:拥有一套小的公寓和一辆超小型的轿车。然而,中国政府官方不鼓励对加班的严重依赖,这里的工人说本田并没有安排很多加班。
罢工者说本田主要从高中和职业学校雇佣新毕业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到20岁或者20岁出头,代表了新一代雇佣工人,很多人在1989年的时候还没有出生。那一年中国当局在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和工人抗议——一个分水岭事件,下周五就是它的21周年纪念。
罢工工人的背景似乎主要是有些学生气的、可能成为工程师的工人,而不是政治活动者,他们可能成绩不好或者没有钱去上大学。除了低工资,工人们关注的问题还有像工厂的空调不够凉爽,以及不满于不得不在5点半就从宿舍爬起来去上7点钟的班。
工人们说除了工资外,他们还可得到免费的住宿,睡在有4-6个铺位的房间里。他们也有免费的午餐、相当于30美分的早餐补贴和大约1.5美元的晚餐补贴。
罢工工人说一些高级工人(被称为小组组长)和管理层结盟。但他们坚持说普通工人坚定地支持罢工,这一说法无法得到验证。
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尽管拥有国家控制的工会,但是工会主要被用来监督工人,而不是为工人争取更高工资,或是施加压力迫使工作条件改善。工会并不被允许罢工,尽管中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这样做。
本田工厂宿舍的工人们说,工厂官方的工会不代表他们,只是充当他们和管理层之间的中介。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言人李建明拒绝予以评论。
工人们从5月21日开始罢工,目前尚无达成协议的希望。但直到周四和周五日本媒体开始报道本田组装厂关闭,罢工才引起广泛关注,当时中国媒体和国际网站被允许集中报道那些罢工行动。
官方的中国日报在周五发表头版社论,将本田的罢工视为政府在工资问题上的不作为可能引发工人和雇主紧张的例子。社论批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未能就起草一份曾承诺的对现有工资管理制度的修正案加快步伐,该报将其归因为来自雇主的反对。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副主任郑桥在北京表示,罢工是中国劳动关系史上的重要发展,而且“如此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罢工将迫使中国的工会体系发生改变以适应市场经济。”
本文发表于印刷版2010年5月29日,A1版,国际先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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