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时报：中国的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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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Closed books in China
译文：亚洲时报：中国的禁书

作者：Sreeram Chaulia
发表时间： 2010年8月10日
译者：Fuge
校对：Andy Cheng (@adianch2010)、@xiaomi2020

36岁的持不同政作家余杰，本月将在香港发行一本富有争议的书。这本书因“危害国家利益和安全”在中国大陆被禁。

这本书（今年晚些时候将会有英文版）用了一个很有挑衅意味的名字：《中国影帝温家宝》，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层中最重要的一位，67岁高龄的“人民总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在国家媒体宣传中，温家宝被称作“温爷爷”。

几本谈论不是这么显赫的人物的书已经被迫只能在地下流传。但是在审查机构的眼中，正面攻击国家总理的书肯定是一本潜力巨大的异端邪说。余杰是一个倡导中国的言论自由的组织——独立中文笔会的创立者之一，在他最近的新书发行推介会上，他公开批评温总理和胡主席是不宽容的强硬派，说他们实际上精心伪造了一个自己关心民生疾苦的仁慈领导者的形象。

在2003年温成为总理之后不久，余的书在中国被查禁。而在此之前，他的书很畅销。余杰把温描绘成“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他认为自己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余杰已经向中国政府下了战书，称如果逮捕他，“将会毁掉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过去八年来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开明的政府的形象”。据报道说，余的新书的中文版将在8月16日出版，英文版也会在稍后推出。

余透露说，最近，和人权人士刘晓波一样，他也受到了当局的审讯和威胁。但是他会继续他的工作，并利用香港出版业的自由环境让此书面世。刘晓波是一份呼吁改革的声明《08宪章》的作者，去年12月被判入狱11年。

自从2008年北京奥运结束以来，中国大陆的亲民主知识分子越来越频繁地被秘密警察请去喝茶。这些“喝茶”过程中，知识分子受到礼貌但是微妙的警告，让他们的行为不要超过挑战中共政权的底线。

在毛的统治时期，作家和艺术家受到的攻击和迫害达到了顶峰。鉴于在西部偏远的西藏和新疆发生的骚乱，党的耳目在过去几年中不断增加对异议人士的监视和进行软性威胁的程度。

西藏作家札加（笔名“学东”）将在本月面临审判，起诉的罪名是他在西部省份青海出版一本非小说类的畅销书《翻天覆地》（The Line Between Sky and Earth）中进行了“分裂主义”活动。这本散文集自2009年3月出版以来，在藏文读者中获得很大的反响。这本书劝告藏族的知识分子和公务员，要通过一场“和平革命”，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来反抗中央政府在这一争议地区的强硬统治。


中国政府尤其将札加看作一根值得担心“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是政府宣传部门的叛变者——他曾经是一家国营的藏文出版社的忠诚雇员，该出版社炮制了大量关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1949年之前西藏的封建弊端的宣传书籍。

过去作为一名官僚，札加曾参与抨击藏传佛教，说它是“落后的”，现代文明的对立物。在中央政府2008年对僧侣的打击后，他的心灵经历了转变，变成一个尖刻的记录者。这种变化的轨迹正是北京极力避免的。

非法出版的《翻天覆地》的一些段落写道，由于“审判者使用的折磨方法”，“令我毛骨竦然”。这些话像是激怒中共这头公牛的红布。札加去年很快就被拘留。政府现在已经收集了一些冗长的札加的犯罪档案，他将在青海省会西宁受到惩罚性的判决。

肖建生案大概是最令人震惊的出版业知识分子触犯中共政府的例子。肖是温和的《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的作者。在2009年9月，这本书也是由促进言论自由的香港出版商，“新世界出版社”再版。这也是即将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的出版商。

跟余杰和札加不同，肖对中国过去的研究并不涉及共产党出现的阶段，也不是那么夺人眼球。这本书是肖20年研究和思考的结果。肖在书中避开了1949年后的当代剧变，而是想解答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权更迭。这本书的重点是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和专制统治的本质。

肖没有对中共党首的进行人身攻击，相反，他严厉地谴责了“自秦代（公元前221—206年）以来的实行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的横征暴敛”，随着元朝（公元1271-1368）的兴起，这些特征在中国社会再次回归。

2007年，审查者们决定在中国大陆禁掉这本书。令审查者愤怒的是，肖建生引发了批判强国渴望这种保守观点的思潮。

《中国文明的反思》赞扬了中国古代的一些时期，比如宋代（公元960—1279年）。宋代的特征可以被归纳为小政府、商业自主、信仰多元化。通过追问为什么在宋以后的时代，“中国既没有出现古代的民主政治家，又没有像老子，孔子和孟子一样的伟大思想家，也没有在文化、科学、宗教和教育方面产生出创新者”，作者间接悲叹了当今时代对个人和群体创造力的各种限制。

深入的了解、跨时代的对比显示了中国在它巨大的物质进步背后黯淡的现实。这也是对中央政府合法性的主要依靠——经济“发展”模式的羞辱。

肖的这本书经常被盗香港来的访客偷运回大陆，在中国“盗火者”式的盗版市场上，这本书也因为肖的原创性的反思精神而成为畅销作品，即使是在中国经济自由化30多年后，这种反思精神在中国的公共领域还是难觅其踪。

肖认为，一个培养创造力、批判性的分析、观点多样的政治体制不仅能够带来公民自由，而且对中国长远的经济竞争力也有好处。如果保持对信息流动的严厉钳制，中国是否能够超越大规模生产的模式，在后工业化的知识经济中仍然保持领先地位？

北京的审查者们再清楚不过，对政权的存亡来说，一支笔的威力远胜于一把剑。但是想在21世纪领导中国腾飞的规划者们在这一历史现实面前将垂头搨翼：持久的赢家总是从允许思想自由沟通的开放社会中诞生。

Sreeram Chaulia 是位于印度 Sonipat的OP Jindal Global大学的世界政治学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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