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华盛顿邮报：将美中经济关系转向新的正常轨道
作者： Steven Pearlstein
发表时间：2010年6月30日
译者：Andy Cheng（@adianch2010）
校对：@xiaomi2020
让我们先花些时间，关注一下中国周二的股价暴跌，这部分归因于经济领先指标的下调。
我怀疑，当40年前，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首先开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最富裕的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的议程之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将令我们走向何方。当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他的团队促成交易、事实上对中国的出口商开放美国市场之时，他们也没有预见到这将会开启一个怎样失衡的经济关系。如果我们能预知到现在的情况，我们肯定会坚持更强硬的条款。
让经济关系回归平衡，是全球经济最大的挑战，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对中国和美国的直接影响，而且也因为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间接影响。另一个选择是回到超出我们能力的生活方式，更进一步地侵蚀我们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任我们继续失去产业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
根本的问题是中国被允许完全参与全球市场体系，却不用具备市场经济的基础要素。中国的经济部门继续由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公司得到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而国有银行很大程度上仍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中国政府严格控制资本的流入流出，而其货币受到操控以实现出口驱动型增长和发展的最大化。由于出口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存在有一个正式的管制和非正式的歧视之网，使得很多外国企业要想在中国国内市场通过销售获利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变得很困难。那些成功突围的外来者常常发现他们几乎得不到体制的保护，这个体制以腐败为润滑剂，很大程度上不受法治的约束。
说所有这些都不是因为愤怒，或者是对中国人的批评——正如我之前写下的，他们完成了一项杰出的工作，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巨头 ，使数以百万的人们脱离了贫困。中国人值得我们的尊重和钦佩，维系和扩展我们两国的经济联系具有很多共同的利益。
然而两国政府必须积极地处理这一关系。很显然，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政府并没有务实地处理他们那边的事情。同样明显的是，我们不能继续依靠自由市场来处理我们这边的事情。
直到现在，继任的领导者还在反对直接挑战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认为长期来看，让经济关系变得更加深入、给中国人时间、尊重他们的文化需求来实现向民主化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转变是更为有效的政策。
但我们发现的却是，中国人并不把这种转变视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事实上对保持关系不感兴趣。如果说有感兴趣的，它们也被证明是冷冰冰的交易。他们对商业和经济的观点仍是彻头彻尾的重商主义，他们不仅无法想像其他的思维方式，而且认定任何其他人都和他们是一样的想法。想说服他们存在别的可能是愚蠢的。
因此，如果当务之急是通过恢复美中经济关系的平衡来修复全球经济的失衡，我们可能必须靠自己来开始这个进程。而这意味着需要建立某种关税制度，不仅提高来自中国的进口的成本，而且包括那些人为保持低汇率、限制资本流或者保留明显的商品和劳务进口障碍的国家。这些关税的收入应当被用于鼓励某些形式的出口。
我不打算去讨论各种如何去做的具体操作建议，以及它们是否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那是贸易律师们份内的事。重要的是开始实施一种恰到好处的、新的关税制度，刚开始时慢一点，不会扰乱供应链，但要足够强硬，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是认真的。
因为现在如果有什么我们应当吸取教训的，那就是中国并不打算开放其市场、放开盯住汇率，直到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成本显然会更高为止。
我同意贸易论者Clyde Prestowitz的看法，中国中央银行近期宣布的开始让人民币汇率向上浮动现在看上去更像是个“障眼法”，目的是避免在上周末的G20会议上遭到批评，而不是政策真的变化。
即使前彼得森研究所的贸易经济学家Fred Bergsten也认为，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若干百分点几乎不足以赶上两国之间增长率的差异。需要采取一系列更加显著的上调才能补偿汇率的错位，Bergsten和他的同事现在估计错位幅度高达40%。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汇率操纵问题，而且还有广泛的、用来创造和保护中国作为强有力的出口机器的政策，这个出口机器仍旧依赖美国来消费其多余的产品，并继续沉溺于廉价的外国贷款。
耐心的外交和优雅的敦促时间已经过去了。利用可行的工具，我们需要去做那些让我们的经济恢复平衡、重新建构和恢复活力的事情。而且我们需要现在就开始。
译后：
翻译完本文，踌躇良久。本文极易被视为挑战中国或对中国不甚友好，认为出发点无非是美国人自己的国家利益。但译者以为，如果仅仅看到这一点，而不去思考对方观点中的合理成分、不去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那将是舍本逐末。全球经济失衡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资本流入国（以官方债务方式），其发展是不可延续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也是不争的事实，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按照现有的模式发展下去。修复全球失衡的过程，对于各方面都是痛苦的。美国人反思自己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中国人需要反思的是自己的生产方式、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需要调整的时间，但这决不应成为拖延转型的理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说法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年，听得太久了。但由于制度原因、由于经济增长路径的惯性等原因，几乎看不到实质的改变。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意义上，外界的压力未必就是坏事，更应视为一种推动力。
在对待外界批评的时候，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批判地对待批判，这种我们见得太多了。还有一种是内省式的对待批判。有批评不是坏事，通过批评省察自身的不足，才能有所裨益。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富于自省精神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吾日三省吾身”。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这种自省精神似乎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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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最新消息”、“译者频道—经济风云”、“华盛顿邮报”、“译者Andy Cheng”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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