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Inside-Out China: After Four Decades, Apologies Are Coming Forth
译文：博客：迟来了四十年的道歉
作者：Xujun Eberlain
发表时间：2010年5月5日
译者：Rita
发表时间：2010年5月5日
译者：Rita
2007年12月，我曾为《新美国媒体》写了一篇关于宋彬彬的，名为《在毛泽东114岁生日时，中国红卫兵领袖被往事缠扰》的新闻评论。 (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宋彬彬，那篇文章里有少量介绍 )
那时我还不知道宋彬彬在其副校长卞仲耘于1966年8月5日下午被殴打致死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虽然有许多中国人声称宋是有罪的（一个美国律师甚至于提出应该在当代审判她），可在我的调查中，从未找到任何关于宋曾经直接参与了围殴的证据。
另一方面，有见证人的证词指出，宋彬彬当时确实在学校里，甚至有可能就在殴打卞的现场围观。例如,她的同学陶罗宋（音译）称，当卞和其他教师在讲台上被殴打时，“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我疑惑为什么当宋彬彬在蒙面接受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时，她否认其曾参与任何暴力活动，却未说明年轻的她在当天下午到底待在什么地方。 如果她想要澄清罪名，提供当天的细节不是比任何空洞的声明都有效么？
那篇文章完成两年半以后的今天，当年发生的事情变得清晰多了。在最近一期（第47期）中国时事通讯《记忆》中，有一篇5个女人之间相当详尽的对话记录，宋彬彬即是其中之一（译注：这篇文章叫做《不要让文革成为演义》，点击链接可阅读）。另外的参与者包括宋彬彬高中时的朋友刘进以及她们学校另外三个事发时还不认识宋彬彬的低年级学生。 近年来，她们都被卷入了对于“八五暴力事件”真相的调查中。
主导这次讨论的冯敬兰在介绍中说，她们为调查此事共造访了110名教师与学生。 文章很长，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1.第一张大字报
2. 工作组期间
3.后工作组时期
4.八五暴力事件
5. 红卫兵和“八一八”
6. 关于宋彬彬
在“八五暴力事件”那天，简言之，刘进和宋彬彬（二者都是学生领袖，在后工作组时期她们的影响力有所衰退）， 正和别的学生领袖一起在一间办公室里开会，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正在这时，暴力事件已经在校园的大操场上上演了。 听说此事以后，刘进、宋彬彬和其他人到现场企图阻止殴打，当她们认为自己的劝说起效后就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说红卫兵又在后操场殴打老师，于是他们第二次到现场劝阻，认为殴打停止后，他们又离开了。 黄昏时，他们惊骇的听说卞校长在后操场上奄奄一息。他们赶紧把卞送往医院，还与不愿救治“黑帮”人员的医生进行了一通理论，终于帮卞争取到了获得急救的机会，但已经太晚了。
这些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宋彬彬在那次事件中的角色。我基本上确信她既没组织也没参与那次暴力殴打事件，而且后来她还积极为卞校长寻求急救治疗。在我心中还有一些未解的疑问，会在另一篇文章里继续探讨。
在那篇文章的“八五暴力事件”一段中，刘进根据她的回忆和她最近所作的一些调查对冯敬兰提出的大多数问题进行了回答。叶维丽也提供了她的回忆和调查结果。可奇怪的是，调查焦点的宋彬彬反而沉默了。冯敬兰没有直接对宋彬彬提任何问题。 宋彬彬在这段中的唯一一次发言是当她们提到最近去探访一位以前的老师的时候。（译注：以下宋彬彬的话是中译英部分，仅发录中文原文）
宋彬彬：那天去看梅老师，一进门看见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心里充满愧疚，就说了对不起老师的话，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直想说的话。虽然8月5日事发当天，我们也去劝说、阻止过，但是并没有预想到事态的极端后果。想到卞校长被学生暴力殴打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老师们身心遭受重创，40多年来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歉意和追悔。
这是以前闻所未闻的一段话，而且有着重大意义。虽然我希望宋彬彬自己能就她在1966年8月5日那天的所作所为做一些细节澄清，而不仅仅是让别人替她说，我仍然为她将近44年后能如此真诚的道歉而喝彩。就像我两年半前写的那样：“至今为止，几乎没有当年的红卫兵站出来公开谈及他们当年行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六十多岁了，仍然藏身于沉默之墙的另一边。我能理解他们的理由：他们参与的那些暴力事件都是基于当时环境所限，并不是个体行为，而且在当时，甚至是政治正确的。不过，我仍然不禁疑惑：如果宋彬彬澄清了她在暴力事件中所处的位置和角色 ，并恰到好处的表达了她对1966年那个悲剧性日子的悔恨和悲伤，人们如今对她的声讨是否会有所缓和？当日那些挣扎于恐怖之中的人们会不会原谅她？那些曾经施暴现在却想要忘却他们的耻辱的人会不会原谅她？”
我回想起几年前，看完《八九点钟的太阳》一片后，我的一位认为宋彬彬太急于澄清自己的名声的朋友评论道：“为什么她完全不为卞仲耘的死表示懊悔呢？” 是的，如果她那时真诚的说了那样的话，不管是她还是观众都会好受的多。不过，现在道歉还不晚。
许多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并未直接参与到暴力事件中的人们可能认为他们不需要道歉。 （“他们（参与暴力事件者）都没站出来，我为什么要站出来？”） 一些更开明的人却不这么想。 几周前，我去哈佛大学参加一个名为“红色遗产在中国”的会议。 其中一位发言者——Carma Hinton（《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导演）——讲述了她的中学同学去年在北京聚会时，所有班级成员集体向他们已经老迈的老师表示歉意的事。 那些现在已经垂垂老矣的老师们非常感动。我也有同样的感动。 我的理解是：虽然这些同学中没有一个人直接参与了暴力行为，但在那个时代，他们都参与过批斗老师。
毕竟，文革的一代中，没有几个人是完全清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民运动。 在那个时期，极少有人能逃脱思想煽动。 即便是今天，一想到那时如果我岁数够大，可能也会铸成什么令我悔恨终生的大错，就会出冷汗。
作为一个作者，比起对当时的人们指指点点的评论，我总是对了解当时的暴民心态更感兴趣。 为了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必须不断的挖掘历史真相。我认为我们挖掘的还不够深，了解的还不够多。 今年早些时候，我听说当很多人指责张艺谋新拍的贺岁片很蠢时，这位著名的导演声称中国人民有着太多像文革那样的沉重话题，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些轻松的电影。 张艺谋只从自己这一代人的角度看问题的狭窄眼界让我非常震惊。难道他没发现当代的年轻人对文革和1989年一类的事件完全无知么？在暴民心态这件事上，他们并未从父辈那儿接受任何教训，现在，因特网上已经开始出现新式暴民心态的苗头。
一位读者曾问起，对于现在中国人不能公开讨论文革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这种情况产生的影响，我有什么看法。 我告诉她，真正的危机不是由政府对这个题目的限制产生的，而是从那些曾经参与过文革而现在自愿噤声的人们那儿发源的。他们曾经认为参加文革是光荣的，而现在这变成了他们的耻辱。 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包括整体新中国的同龄人们，我这代人的哥哥姐姐们，70后和80后的父辈们。
在关于人性的问题上，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正如我的书名一样，对文革期间作为的道歉永远都只会在酝酿阶段而不会真正发生。 宋彬彬和Carma Hinton的同学们的道歉似乎是希望的曙光。 可以看到，积蓄这致歉的勇气用了40多年的时间——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个勇敢的举动。也许沉默之墙已经开始崩塌了？
不过当然，对于那些亲身参与了暴力事件的人来说，致歉的障碍要比宋和Carma他们大的多。 在这些人能否道歉的问题上，我仍持悲观态度。
说明：本文发出的初译版本版本中有一些错误，感谢来信指出的所有读者。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非往事”、“博客”、“译者Rita”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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